關於徐中舒的評價是怎麼樣的？他是怎樣一個人

徐先生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在繼承前人治學方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較有特色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古史二重證”的繼承和發展自王國維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證”的研究方法以來，傳統的史學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繼承並發展了這種方法，他發表的百數十篇論文，都無一不是運用這種方法的良好範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等文，都是將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充分結合來進行古史研究，其結果不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創穫。由於時代的侷限，王國維先生的“古史二重證”依據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資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還充分吸取了考古學成果。他早年撰寫的《再論小屯與仰韶》，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材料，參以文獻記載，探討了仰韶文化的性質及分佈地域。建國以來，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學成果，於1979年寫成《夏史初曙》，放棄了他以前主張仰韶文化爲夏文化的觀點，同意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爲夏文化，並結合典籍記載，對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結合了當時的考古發掘資料。

考古學離不開對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論古銅器之鑑別》、《說尊彝》、《殷代銅器足徵說兼論〈鄴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國古銅器》、《壽縣出土楚銅器補述》、《關於銅器之藝術》等論著，爲我國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上文提及的《四川彭縣?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於》，也都是通過對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與外界聯繫的史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對“古史二重證”的發展並不止此，重要的還在於他進一步將對照範圍擴大到邊裔的少數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各個方面。這就是他時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證”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認爲，研究殷代史，如果只從有關殷代的史料去考察，還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過對四方邊裔各種族歷史的考察，再結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國古史關於“五服”、“九服”之制，兩千年來迄無定論。徐先生根據對三國時期夫餘族和遼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漢代的夫餘，乃殷亡以後北遷的蒲姑之後，因此夫餘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舊制”，“殷商的奴隸制度和契丹的奴隸制頗爲相似”。具體說來，契丹人的部族制類似殷“侯”服，乃防守邊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鉢”相當於殷之“甸”服，獻納皮革及農產品;遼之“南面官”相當於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遼之“斡魯朵”相當於殷之“衛”服，是擔任保衛工作的近衛軍。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貢》的“五服”和《周禮》的“九服”，則是後世根據殷制改編而成的。這種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個世紀的中國境內的傣族、貴州洞崽苗族中還可以看到(《傣族社會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證”，使中國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釋古文字是古文字學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確的考釋方法，乃是該項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據多年來研究古文字的心得體會，逐漸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學的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後來寫成《怎樣考釋古文字》一文，系統地向學術界介紹這種方法。文中說：“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地造，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繫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係。同時還要深入瞭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纔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