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之後北宋爲什麼還是孱弱不堪，癥結出在這裏

按照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王安石的變法無疑是失敗的，可在當時，人們的看法卻恰好相反，所有人都認爲變法已經成功了。當時王安石變法圖強，事情確實做了不少，法也變了很多，國家財政也足以支持與西夏連年征戰，冗兵也裁撤了幾十萬，還實行了《將兵法》，整頓出了不少系將禁軍。

這樣來看的話，大宋的強盛應該是指日可待了啊，可最後爲何沒能出現這個盛世呢?其實說來也簡單，這次變法並沒有從根本上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將兵法》只是強健了西軍，並沒有解決開封禁軍和河北禁軍衰弱的問題。

這次變法的實施，可以說起因就是西夏建國。而西夏之所以可以建立，歸根結底還是檀淵之盟後宋朝的禁軍多年沒有經歷戰火洗禮，戰鬥力薄弱，屢次敗於剛在李元昊帶領下興起的党項。而要解決兵弱這一難題，其改革的重點無疑應該在軍事上，而軍事改革的重點，自然應該着力於選將、募兵、練兵、製造器械這些事情上。

而這其中又以選將和募兵、練兵最爲緊要。可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恰恰不是以這些爲核心，而是以理財爲核心的，在通過各種開源節流的改革手段改善了財政狀況之後，並沒有將大量的財力投入到新軍的組建上去，對原有禁軍、廂軍的整理也只做了一半，裁掉了一些冗軍，設置了一些編制較大的“將”，廢了折騰軍將的《更戍法》。

但是對西軍以外的各禁軍並沒有進行真正有效的整理和訓練，也沒有改變“將從中御”和“發兵、統兵、調兵、監軍”等多方面管理，從而削弱將帥指揮權的制度。這種外強中虛的軍事佈局，是絕對不利於任何朝廷統治的。

《將兵法》實行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要如何消除西軍作亂的隱患，其方法只有兩個：瓦解西軍;在開封府練新軍。

哪個更爲合理一些呢?自然是第二個，因爲這樣一來的話，朝廷就有了兩支可以戰鬥的軍隊，在東西兩線形成支援呼應。可北宋卻愚蠢地選擇了第一個。

其實從剛開始，北宋就選擇了第一個。當時因爲打擊西夏的需要，他們將西軍稍微開了個口子，形成了一個“軍事特區”，這纔有了後來壓着西夏打的“新政成果”。不過即便如此，皇帝也沒有放鬆對西軍的控制和削弱。

西軍的軍權其實也被拆得很散了，文臣閫(kǔn )帥(地方上的軍事統帥)掌握調兵之權，西軍將門(世代爲將的人家)握有統兵權，另外還有宮中派出，代表皇帝的宦官，比如李憲、秦翰、李舜舉，還有後來的童貫等人，互相監督，互相扯皮，互相拖後腿，將就着和西夏打仗。反正是絕對不會來個登臺拜將，將西軍大權集中在誰手裏的。

然而跟一個國家西夏打仗，恰恰在某個時間段爲了獲得更好的戰果，就需要大權臨時集中。另外，就算你要派人過來監督，這個人好歹要懂軍事啊，可你看大宋派過去的這些個文人裏，有幾個是懂軍事的?

當然了，要想消滅西軍獨大的隱患，最根本還是要中央軍夠強，那就編練新軍。

同樣的，爲了想要有所成效，必須授大臣以重權，選將、募兵、制器、訓練，諸事皆由一人管理或是一個部門管理，事情方可成功。可是這樣的話，受命編練新軍的大臣或官衙，又不免權責太重了。而我朝的官員，又大多長與深宮，不諳兵事，而且，開封禁軍的大權，內官是不能染指的，以免重蹈昔日唐朝神策軍的覆轍。

既然交給誰都不放心，那就皇帝自己掌權。

可結果北宋的皇帝，自己不懂而且又不願意去學，交給別人又不放心，也就只能什麼都不做，繼續混日子了。可問題是，你混日子，人家蠻夷可沒停歇，時刻都在想着打進來搶劫，因爲發財最快的就是搶劫和殖民了。

如此這般，焉能不敗?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