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真的是因爲王安石變法嗎 真相卻是這樣的

北宋滅亡是因爲王安石變法嗎，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整個北宋時期一共存在了160多年，也算不上很長。但關於北宋滅亡的原因卻有好幾種說法，到底是什麼造成北宋早逝呢?今天就先拿王安石變法跟大家講講。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而且政策當中也有很多能富民強國的政策，只是最後遭到了強烈的抵抗，導致變法失敗。當然就算王安石變法成功也不能保證朝代的延續，我們也只是通過馬後炮來說一說變法的利弊，一起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1，靖康之恥超出當時人的想象力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好一個“安不忘危，天下幸甚”!這是《清波雜誌·卷八·宣和騎射》記載的發生於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的一個場景：

宋徽宗在蔡京等人的陪同下去往崇政殿檢閱部隊，檢閱完畢之後是宮女表演，其中就有騎射、開神臂弓這樣的高難度項目，她們的表現讓個人武藝百裏挑一的班直衛士都“面有愧色”了。

然後君臣之間一唱一和，在他們看來，平夏滅遼已經不再是遙遠的夢想，全國上下一片“盛世氣象”。

不像我們已經知道即將發生“靖康之恥”，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這個國家，至少政府正處於經濟和軍事的雙重盛世，經濟上的發展自不必說，軍事上更是武功頗盛。

就在這一年，攜七年前滅亡青唐吐蕃之威，大宋與西夏再次開戰，兩年後，宋軍連續攻克仁多泉城、臧底河城，與西夏主力會戰於席葦平，种師道率軍取得一場斬首五千級的大勝。

此時西夏最好的兵源地已被大宋侵佔，宋軍輕騎可以隨時進入西夏腹地掃蕩，而西夏卻無力發動反擊。

也正如徽宗君臣預期，四年之後宋軍全面攻佔了西夏的核心區域——橫山山脈，西夏被迫割地稱臣，滅亡已經指日可待。於是，很多人沉浸在所謂“武功之盛前所未有”的喜悅之中。

只是沒想到，十二年後，靖康之恥發生了。不僅徽欽二帝被虜，更是丟失了秦嶺淮河以北的大片國土，半壁江山淪喪敵手，廣大人民慘遭兵燹、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一個強盛的北宋也變成了半死不活的南宋。

或許後知後覺的我們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歷史進程，但對當時的人們而言，這不啻於天崩地裂，而且那麼地突如其來。

若是早已顯露敗相也就罷了，但即使是看起來聲勢浩大、“橫行二十五州、郡”的方臘之亂，也不過是被劉延慶、劉光世父子這般平庸的將領旬月之間帶兵平定，更不用說留下傳說的梁山好漢，也不過是栽在張叔夜、折可求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中級軍官手裏罷了。

內患不足慮，外敵也並非不可戰勝。後人們總只是覺得金兵不可戰勝，卻不知金兵第一次南下是很可能全軍覆沒的，若非投降派在資敵的同時不斷在內部搞破壞，靖康這個年號或許會再持續三十年也未可知。

因此，南渡之後，很多人都試圖總結靖康之恥發生的原因。南宋著名史學家李燾便以此爲目的寫就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只是可惜徽宗、欽宗、高宗三朝的部分在清朝中前期便已經莫名其妙地丟失了，我們無從知曉他對此做出了怎樣的總結。

幸運的是，還是有大量客觀真實的史料躲過了歷次戰亂以及文字獄，流傳到了今天，能夠讓我們對靖康之變的前前後後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後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總結也一直持續到了今日，亦爲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啓示。

2，王安石變法問題在哪裏

靖康之恥發生數百年以來，大多時候王安石處於一種“人在墳中躺，鍋從天上來”的狀態，目前已知的史料中，最早將靖康之恥責任歸咎於王安石的是成書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這是南宋官方給此事定下了一個基調。

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到了明朝，著名的“三言二拍”系列小說更是將王安石黑得體無完膚。直到49年以後，因爲改革的迫切需求，王安石搖身一變成爲“十一世紀的偉大改革家”，可惜好景不長，目前王安石正在迴歸歷史常規定位——造成靖康之恥的首要元兇。

但不得不說，變法的必要性還是客觀存在的。大宋立國百年以來各種積弊已經嚴重到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

比如財稅體系，或者說二次分配體系，已經難以維繫。治平年間(1064-1067A.D.)，大宋中央財政收入虧空已達一千餘萬匹、石、貫、束、兩,以至於宋英宗的葬禮都不是太體面。

另外，三十年前的第一次宋夏戰爭給統治階層留下了諸如“鎮戎三敗”的慘痛記憶。

三川口之戰，陣亡六千餘人，兩位主帥劉平、石元孫被俘;好水川戰役，陣亡六千七百餘人，主帥任福戰死;定川砦之戰，陣亡九千四百餘人，主帥葛懷敏戰死。以至於後來的宰相文彥博發出了“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的驚人之語。

於是，當有志於“富國強兵”的宋神宗遇到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王安石之時，頗有秦孝公與商鞅、劉備與諸葛亮那般的風雲際遇之感。

至於變法本身，雖有爭議，很多還是可取的。比如將兵法，去除了“更戍法”的弊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軍的戰鬥力，這在接下來對西夏的戰爭中有所體現，正如本文開頭所說那般，西夏的下場成功證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

免役法算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均輸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這些都算是利國利民的，也沒什麼可說的;保馬法雖然實行效果不好，但也及時廢止了，沒造成太大問題。

壞主要就壞在這個青苗法上。其實青苗法也不是王安石發明的，早在唐朝中後期就被髮明出來，目的也是爲皇帝創收，畢竟藩鎮拿走了大部分錢，皇帝沒錢花，沒辦法也得想辦法不是，還是老百姓最淳樸，皇帝借你高利貸你敢不借?

王安石也曾在知鄞縣任上嘗試過，在常平倉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革，效果不錯。要知道當時的高利貸是極其瘋狂的，現在的P2P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春取一斗，秋倍償之，經歲不能償，則又倍之。”客觀來看，王安石制訂的20%利率可以說是良心中的良心了。

陝西轉運使李參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誰曾想推行到全國就出問題了。畢竟上面提出目標、下面層層加碼這種典型官僚主義作風從來是不會缺席的。最後，“國用”是足了，遭殃的還是老百姓，雖然沒被加賦，但加息也受不了啊。

而且，改革是否有必要如此激進也是值得商榷的。

鹹平年間大宋財政收入不如此時的三分之一，依舊略有盈餘，可見“三冗”的說法也不是那麼誇張，司馬光“節流”的思路也可能更合適。

另外，所謂“鎮戎三敗”不過被誇大其辭的文官間相互攻擊的論點。實際上三川口之戰西夏在數倍優勢兵力的情況下戰損比宋軍更大，之後攻打延州毫無進展被迫撤兵，完全得不償失;打的最好的好水川戰役也不過是“殺傷相當”;而縱觀持續數年的戰爭，西夏總體上並未佔據任何優勢，反而吃下不少敗仗，比如兔毛川之戰，文官張亢率軍大敗西夏主力部隊，在未控制戰場的情況下取得斬首兩千級的戰果(殺敵可能近萬)。

如果立足於防禦，至少不會造成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從這一點來看，司馬光“二十年不興兵”的觀點還是支持者甚衆的。

於是問題來了，大家都不支持，王安石和宋神宗怎麼應對呢?

3，王安石不過是宋神宗的棋子

歷朝歷代都有個繞不過去的東西——祖宗成法。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歷代非開國皇帝都在想辦法與祖宗成法作鬥爭;在受到電視劇影響的衆人心中，祖宗成法阻礙先進生產力、頑固而強大。

然而，古代生產力發展緩慢，祖宗成法大多數時候還是管用的，只不過是對非開國皇帝不那麼友好罷了，畢竟其出發點還是限制自己的繼任者們胡作非爲。於是，皇權看起來是將自己關進了“籠子”裏，只不過鑰匙也在自己手裏。

宋真宗作爲第一代守成之君，他算是貫徹了宋太祖、宋太宗打造的框架。他對於權力制衡有自己的理論：“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爲非。”宋仁宗更是接近於“垂拱而治”的狀態，並且也搞了一次變法——慶曆新政，算是歷代變法中較爲成功的。

但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壞了。面對重重阻力，王安石希望加強集權以推動變法，宋神宗希望通過變法加強集權，兩人有了合作的基礎。只不過最後兩人是一定會分道揚鑣的，神宗借變法過程加強君主權力後，便將王安石踢出局，最後通過“元豐改制”將集權制度予以固定。

集權，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元豐西征。經過數年準備，元豐四年，大宋組織了五路大軍總計三十六萬人對西夏發動總攻，這種規模的軍事動員西方數百年後也未出現。

但是集權的副作用更大，一旦遇到昏君、奸臣，對國家的傷害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權力的過分集中使得皇帝更容易變成昏君。

宋徽宗繼位後，一開始還表現的像是勵精圖治的有爲明君，但僅僅過了一年就墮落成聲色犬馬的昏君。面對大權在握的昏君，唯有阿諛奉承、曲意逢迎的倖進之徒才能分得權力的一杯羹，於是，整個國家從根子上就爛了，一直爛到了南宋。

很快，軍事上也受到了影響。由於向皇帝邀寵而得勢的倖進之徒往往沒有什麼政治、軍事上的才能，做“投降派”、扯後腿就成爲他們彰顯存在感、證明自己“價值”的唯一方式了。

宣和七年(1125A.D.)金人第一次南侵，种師道已經成功遏制金軍，然而投降派李邦彥等人不僅強迫李綱、种師道等主戰派與金人和議，並且對金人提出的條件全盤答應，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戰計劃，造成姚平仲襲擊金營失敗。

4，王安石激化的黨爭與北宋滅亡

前文提到了北宋初以來的政治平衡。雖然看起來很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感覺，但差距還是很大的，不過也非全無好處，畢竟可以將政治鬥爭維持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內。

雖然第一次宋夏戰爭期間，以韓琦爲代表的“激進派”和以范仲淹爲代表的“穩健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但並未影響到軍事作戰;慶曆新政也是一次經典的政治鬥爭範本，最終以范仲淹、歐陽修爲代表的改革派下臺，但新法的大部分內部得以繼續實施。而且，改革派中的富弼、歐陽修等人，後來又重新執政。

但王安石變法改變了這一切。由於改革沒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識，王安石並沒有自己的基本盤，只有一些借改革攫取利益的倖進之徒願意加入“新黨”，他們在改革過程中把國家弄的烏煙瘴氣，並且極力打擊以司馬光爲代表的“舊黨”。

新黨們一時得勢，卻忘記政治的本質是妥協。待到宋神宗去世，新皇帝宋哲宗年幼，保守派太皇太后、皇太后得以執掌大權，舊黨得勢。他們不僅廢止了大部分新法，爲了否定新黨的改革成果，甚至將宋神宗在位期間攻佔土地歸還給西夏。於是，路線之爭演變成了意氣之爭。

宋哲宗親政後，新黨重新得勢，舊黨大多被流放遠惡邊郡。甚至，宋徽宗時新黨炮製了臭名昭著的“元祐黨人碑”。此時，宋初四代皇帝苦心孤詣營造的政治平衡被徹底破壞了，政治鬥爭變成了殘酷的清洗，對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內耗。

這種酷烈的環境，君子往往不如小人適應，也造成了嚴重的逆向淘汰，最後劣幣徹底驅逐了良幣，又大權在握，北宋走向滅亡已經是註定的事情，而金人南侵恰好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以北宋巨大的國力優勢，只要正常發揮，是斷然不會敗給其他國家的，有的只是自毀長城。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