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認爲菸草“還魂”:崇禎帝頒佈禁菸令

5月31日是世界無煙日，說起“控煙”，絕不僅是現代纔有的，其實，在我國古代就已存在。尤其是明清兩代就要求國民戒菸，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公共場所內吸菸。

新版《北京市控制吸菸條例》6月1日已經開始施行，其禁菸範圍之廣，處罰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被稱爲“史上最嚴控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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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自明代傳入中國，古人曾認爲此物可“還魂”

菸草大約於明代嘉靖末至萬曆初經菲律賓傳入我國南方，後迅速在全國推廣種植，吸菸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至清代吸菸已成爲國人的基本嗜好。

此物在進入中國時，還傳入一個爲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當時，呂宋島上淡巴國公主死後，被棄於野外，沒想到她在聞到菸草香味後竟甦醒了!從此，被譯名“淡巴菰”的菸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從史料上看，古人對菸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還嚴重，這或許與古人對菸草的過度迷信有關。據最早着錄菸草的醫學書籍《本草匯言》載：“此藥氣甚辛烈，得火燃取煙氣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風雨之寒，避山蠱鬼邪之氣，小兒食此能殺疳積，婦人食此能消症痞。”

《露書》還記載，菸草“能令人醉，亦闢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古人還相信，菸草能治畏寒、發熱等所謂“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瑣語》中記載：“菸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姚可成輯《食物本草》中還有一觀點，認爲菸草能“當飯吃”，稱“凡食煙，飢能使飽，飽能使飢，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鬱愁悶，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憂草。”可見在古代，菸草還一度被認爲是對身體有益的。

但到了清代，就有醫生提出吸菸有害健康了。名醫張璐已在其所着的《本經逢原》中提出：“豈知毒草之氣，薰灼臟腑，遊行經絡，能無壯火散氣之慮乎。”清人陳淏子在《花鏡》中也提出菸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紅。抑且有病，投藥不效，總宜少用”。

名醫吳澄在《不居集·煙論》中甚至認爲，“無病之人頻頻薰灼，津涸液枯，暗損天年”，對吸菸者提出了警告：“虛損之人，最宜戒此。”

吳儀洛在《本草從新》裏乾脆將菸草列入“毒草類”。其卷四中的“煙”條稱“火氣薰灼，耗血損年，衛生者宜遠之”。並附註，菸草“最爍肺陰，今人患喉風咽痛、嗽血失音之症甚多，未必不由嗜煙所致”。吸菸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識之士一直呼籲遠離菸草。

清康熙三十年進士張翔鳳在《種煙行》詩中稱：“吁嗟老農勿健羨，此物鳩毒奇莫居。”

明清禁菸力度空前，崇禎兩次頒佈“禁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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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禁菸，最有力的舉措當屬朝延干預。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曾兩次頒佈“禁菸令”。第一道頒發於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朝廷發出的第一道“禁菸令”。崇禎皇帝第二次禁菸則是爲了防止“亡國”。古人多迷信，貴爲皇帝的朱由檢更不例外，崇禎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後，京都又是“燕京”。“煙”與“燕”音相近，“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破燕京之嫌，出於避諱，朱由檢下了禁菸令。

到了清代，入關後的前幾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訓，嚴格禁菸。《大清律例》中關於“控煙”做了明確規定：“凡紫禁城內及凡倉庫、壇廟等處，文武官員吃(吸)煙者革職，旗下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該管官員見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該管官員俱罰俸半年。又紫禁城內大臣侍衛員吃煙者，派出看門護軍查拿被獲，除照例議罰外，照其官職加取一個月俸銀給予拿獲之護軍。跟隨人被獲，除照例責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銀給予。如護軍校不行拿獲，革去護軍校，不準折贖，鞭一百，枷號兩個月。護軍不行拿獲，鞭一百，枷五個月。閒散執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清太祖對菸草在邊廷貿易中採取嚴厲措施，尤其限制進口，“以爲非士產，耗財貨，下令大禁雲。”(據《李朝仁祖實錄》)康熙帝反對吸菸和種植菸草，主要是經戰亂後的休養生息，人口增加，由於糧煙爭地，所以官員、大臣主張限制種煙，以保證糧田。雍正皇帝雖其自己嗜好鼻菸，但仍然提倡以種植穀米等糧食作物爲主，反對種植菸草。而乾隆時期，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書禁菸之言，乾隆元年冬(1736年)，其作《請定經制札子》雲：“…臣聞善富天下者，取材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煙者也……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煙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立可斷矣……”

太平天國對抽菸者的態度更加嚴厲，《天條書》載明：“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清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賊禁》記載：“犯吸黃煙者的枷責，以煙置枷上，荷之遊街。”抽幾口黃煙，輕則一頓棒打，還要夾上木枷，插上煙桿遊街示衆;如果沒被打死，還想再來上那麼幾口，過一把煙癮，便會被砍去首級，屍首分離。

但道光、咸豐年間以後，隨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煙令”也成了一紙空文，致使“菸民”劇增，“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銜一支菸以鳴得意。”故此，人們將吸紙菸、吸鴉片、打麻將和嫖娼並列爲晚清“四大公害”。

民國禁菸遇阻，孔祥熙爲保國家稅收“暫停”禁菸

民國時期，爲禁絕鴉片煙毒，政府曾做了些工作，禁毒取得一定成效。在禁毒的號召聲中，又延及到了禁吸紙菸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宋美齡聯手發動新生活運動，試圖改造國民之習性。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樣，南昌行營的禮堂里正在舉行每週一次的總理紀念週活動，蔣介石做了名爲《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主題發言。爲了強調社會精英擔負着教育人民的責任，蔣介石提到了一個在南昌街頭吸菸的孩子：前幾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一個小學生吸紙菸，這樣還了得嗎?他做學生的時候就要吸紙菸，長大不會吸鴉片煙嗎?當時我因爲車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們一般教職員，或警察，應當也看見，看見的時候，就要拿來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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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又回憶起他在處理福建事變期間，在建甌執行軍務時，曾看到一個抽菸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甌，有一回發現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菸，雖穿了很好的衣服，還是一點教育也沒有，因此我隨即叫他的父母來要辦他，從此以後，建甌就少有小孩子吃煙的了，由此可見轉移風氣，改造社會，並不是什麼難的事情。”

1935年1月蔣介石去浙江的時候，看到很多大幅紙菸廣告牌，非常生氣，親自發了一封電報給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和寧波的行政督察專員，命令他們禁止紙菸廣告，並要求將這些廣告換成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和國內農產品的廣告。

同年5月，蔣介石向全國發表了《新生活運動綱要》，綱要附10條《新生活須知》，因其“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有“鴉片屏絕，紙菸勿吃”一語，一場波及全國諸省的禁吸紙菸活動，隨着新生活運動開始了。福建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剛一成立，當即發佈《通告》，聲明“本週爲不吸香菸運動周”，並限定二日以後，攤販不許販賣香菸，行人不許在路上吸食香菸。甚至還有地方拘拿捲菸商販，並將他們運輸、銷售的捲菸公開焚燬的事情發生。

推行新生活運動中出現的大規模的禁吸菸運動，驚動了國民政府的高層。財政部長孔祥熙爲確保國家稅收，又要貫徹新生活運動的旨要，由他召集財政、內政、實業三部，審議了浙江省政府呈請實行全國禁吸捲菸一案，並報行政院批准，決定“對吸食捲菸，暫緩禁止”。財政部甚至於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稱：“任何團體，如有假借新生活運動名義，禁止人民吸售紙菸，務應立予糾正，以維國稅而安商業。”至此，由“新生活運動”而起的一場禁止吸菸運動，在國府的“暫緩”和“以維國稅而安商業”之下，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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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嚴”禁菸令如何落地有聲?人們拭目以待

6月1日北京啓動“史上最嚴禁菸令”，這意味着屆時，所有“帶頂兒”的場所都要禁菸。

近年來，“史上最嚴”常作爲形容詞與各種禁令的發佈一同出現。不過諸多禁令在實際執行中止於“紙上最嚴”的尷尬處境，讓“史上最嚴”幾個字的意味顯得頗爲複雜，甚至略帶諷刺。

從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2006年在我國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其實早在1996年，北京就率先在全國通過地方法規進行控煙。2009年，廣州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規定餐廳、網吧、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全面禁菸。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近200個城市出臺了公共場所控煙地方法規。在國家層面上，2011年，衛生部發布的新版《公共場所衛生條例實施細則》也明確規定，我國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全部禁菸。時至今日回頭看，其效果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