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當政時期的宋朝是什麼模樣？看“仁宗盛治”另一面

仁宗當政時期的宋朝是什麼模樣?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在宋朝人眼裏，仁宗統治時期的太平盛世，遠超被現代人推崇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這不是說說而已，有實力擺着呢!

仁宗時期，商業發達，經濟繁榮，GDP在世界上的佔有量達到了70%，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是盛唐時的4.5倍。

文化發展更是到了鼎盛，唐宋八大家，宋人佔六位，而這六位都出於仁宗當政時期。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清平治世”的仁宗時代，卻發生了一件與光鮮外表極不相稱，讓人大跌眼鏡，甚至匪夷所思的叛亂事件，事起一個普通士兵殺死了他的上司。

這個士兵叫王倫，不是梁山落草、被林沖火併的“白衣秀士”王倫，也不是北宋末年的“賣國賊”王倫，它是被貼上“起義領袖”標籤的王倫。

慶曆三年五月，士兵王倫因爲積怨殺死了自己的上司巡檢使朱進，糾結四五十人反叛了，先後佔領了河州、密州、 青州，又攻下了泗州、楚州、真州、楊州、泰州、高郵。

到高郵時，王倫公開穿黃衫，一起殺人案件幾十天內便演變成了一場反政權的叛亂。至到當年七月，才被朝廷剿滅。

這場叛亂“暴起京東，轉攻準甸，橫行千里，龐若無人”，最初時僅四五十人，最多時也不過二三百，卻轉戰數十州，如入無人之境。

最不可思議的是，王倫叛軍所過之州，知縣、縣尉、巡檢等地方官，有的關起門來不抵抗，有的還去赴王倫的酒宴，被奪衣甲。

斂物相送、望賊奔迎，獻兵甲、同宴飲，甚至成了地方官對付反賊的常態。

而且盜賊、叛亂並非王倫一家，仁宗統治期間，大小盜賊猖獗，各種叛亂層出不窮。

就在王倫轉戰千里時，以張海爲首的反賊，竟然在鄧州禮遇順陽縣令的款待，縣令敲鑼打鼓敞開城門迎接他們入縣城赴宴，還被留宿縣廳，恣意劫掠。

到底是什麼原因催生了這些奇葩行徑?

01、北宋“強幹弱枝”的國策是根本原因

趙匡胤奪取政權後，擔心地方兵權對中央形成威懾，不僅削弱了地方的權力，還收了地方的精兵，甚至地方城防都不敢加固。

到仁宗時，江浙、荊淮、湖廣等地處處無軍，城壘不修。京西路的金州，在慶曆三年時，全城僅有24個士兵。

如此薄弱的兵力之下，十幾個拿起鋤頭就能造反，何況士兵出身的王倫還糾結了幾十號人馬。

02、官員論資排輩引發的不作爲是直接原因

北宋用官採取的“論資排輩”制度，只要不犯錯，提拔早晚都能惠及每個官員。

這種方法表面上看似公開公平，蛋糕均分，利益均沾，也避免了買官行賄。但是，卻助長了苟且偷安、上下縱容的不作爲風氣的盛行。

對於地方官來說，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也就成了他們的價值取向。

03、仁宗的過度寬容是誘因

“不鬥敵 ”是因爲沒有斗的強大資本，是不敢鬥。但也不至於公然迎奉盜賊，甚至款待盜賊在規格上一個賽過一個。

這種不作爲也太過頭了，簡直是曠世奇聞，難道就不怕朝廷對他們嚴懲。

其實，“不怕”就是因爲沒有嚴懲，官員們都摸透了仁宗寬容、優待士大夫的性格。

試想，盜賊攻城，如果在兵不強、器不利的情況下出城征討，極有可能戰敗身亡。如果閉城“不鬥敵”，在仁宗寬容仁厚的指導思想下，極有可能免於處罰。

於是，爲了讓盜賊快快出城，竟然出現了迎接入城、討好宴請、禮送出境的醜態。

王倫事件結束後，朝廷有官員提出嚴懲不作爲地方官的建議，但是在仁宗倡導的寬容理解氛圍中被人敷衍過去，最後不了了之。

作爲，有犧牲的危險;不作爲，相安無事。有哪個地方官會把平叛盜賊當回事?會爲地方的損失而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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