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爲何會成爲明朝200多年中的極盛時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65歲的明成祖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同年九月七日，其長子朱高熾正式登基，是年四十七歲，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於宮內欽安殿，即位僅十個月，廟號仁宗。洪熙元年(1425)六月二十七日，朱高熾長子朱瞻基正式登基，是年二十八歲，宣德十年(1435)一月三十一日於北京紫禁城乾清宮逝世，即位十年，廟號宣宗。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清初史學家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

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仁宣之治 ”，是明朝276年國祚中的極盛時期，這主要得益於仁宗尤其是宣宗寬仁治世，實行息兵養民政策。然則，蟄龍欲凌空升騰呈氣象萬千之態，必借風雲之勢。仁宣宗雖英明睿智，若無股肱之臣鼎力輔佐，恐怕亦難出現爲後世稱頌的“仁宣之治”的局面。仁宣二帝慧眼識珠，重用“三楊”“蹇夏”治世，這些輔政內閣重臣對“仁宣之治”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楊”、“蹇夏”能夠淋漓盡致地施展才幹，對“仁宣之治”功莫大焉，有許多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地方。

君臣私誼篤深，肝膽相照，又因治國的思想主張投合，有共同的政治願景，故在仁宣朝“三楊”得以位高權重，在宦海中款渡如魚，意氣風發地施展才幹。仁宗朱高熾做皇帝的時間很短，僅十個月，而做太子的時間卻很長，歷二十年，即位時已四十七歲。在漫長的東宮生涯中，“三楊”都曾是朱高熾的舊臣，楊榮在太宗時“侍皇太子講讀”，又“與諸皇孫講學”，而當“車駕親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榮輔導之”。楊士奇與東宮關係則更爲密切，朱高熾爲太子時，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尋升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楊溥在永樂初，“太宗擇東宮官”時，被“授司經局洗馬”。朱高熾一直以爲“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可見，在仁宗心目中，“三楊”是符合儒家綱常、可尊爲師之人。朱高熾信奉儒家思想，與“三楊”的價值取向相同。“三楊”長期任事東宮輔導太子，志同道合，教學相長，與太子感情日熾，彼此心心相印。而爲爭取和穩固朱高熾的太子地位，“三楊”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譭譽、榮辱、窮達乃至性命，觸逆龍鱗，所表現出的忠誠義勇，更使朱高熾永誌不忘。楊士奇爲保護朱高熾，一再進言止謗，曾兩次受牽連入獄，楊溥則爲此在錦衣衛獄中，一系十年，幾乎送了命。楊榮利用經常隨駕之機，多次冒險緩解皇儲之爭，特別是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師次榆木川”時病死，爲不給朱高煦以乘機起事之機，臨危不亂，祕不發喪，使朱高熾得以順利即位。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三楊”與仁宣二帝間構建了一種特殊的感情，無人可比附，這是“三楊”在仁宣朝受到信任和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仁宣二帝登基後，作爲明君，不會因爲人情和私誼而知白守黑，啓寵納侮，他們需要忠實貫徹執行寬仁治世主張和息兵養民政策的德才兼備之人，執掌權柄。內閣大學士張瑛、陳本山是宣宗爲太子時的東宮舊臣，二人寡學而多欲，爲官不廉。宣宗並未因爲他們是自己的舊臣而加以庇護，而是把他們調出內閣，貶了官。而“三楊”的治國理念和行政風格，與仁宣二帝相投合。宣德五年，宣宗以四方屢遭水旱召楊士奇論恤民之事，“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採買，恤刑獄，核工匠，清糧運數事進奏”，宣宗立即准奏，詔各地執行。“三楊”還多次提出蓄養國力的建議，並得到了皇帝的贊同，如楊士奇建議併爲皇帝草詔：“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址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並採辦燒鑄進供諸務，悉皆停罷。”“三楊”力促與民休息，反對土木兵戈，擢拔廉能之士，嚴懲貪官污吏……且在治國理政中，人品、官德、能力、口碑、政聲頗佳，因而，自始至終得到了仁宣二帝的賞識和重用。

“三楊”“蹇夏”在治世中的公正與廉潔，不僅放大了其才華和業績，而且端正了政風，把各級官員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導到了厚德爲民、建功立業的軌道上來。古人云：德猶如水之源，才猶如水之波。德才兼備，以德爲先。“人有欲則計亂，計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歷史經驗表明，在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缺德之才，不如棄之不用，如若使用，則會因其才而誤其國，大才大誤國，小才小誤國。在“三楊”“蹇夏”中，除楊榮經常接受邊將的饋贈外，其他人皆可稱爲廉潔官員。夏原吉手握國家財政大權29年，自己親手籤批的錢財可盈江充海，卻不私佔毫釐，依然過着清貧的生活，後來因勸諫成祖不宜北征而獲罪下獄，家被抄沒，家中除皇帝的賜鈔外，只有幾件布衣瓦器，耳聞目睹者無不感佩其廉。楊溥慎獨、慎微、慎好，清白爲官，又常濟民紓困，死後墓中除了皇帝所賜的穿戴衣物外，僅有一個錦袋裝着暮年落下的幾顆牙齒。楊士奇處處爲朝廷着想，沒有任何私心，仁宗便降旨，任命楊士奇兼兵部尚書，並連前職，共領取三個職位的俸祿。楊士奇上疏辭謝了尚書的俸祿。沒有廉潔，便沒有公正。公正是最重要的道德，是社會大廈得以建立的棟樑。“三楊”、“蹇夏”因廉潔生公明，舉賢薦能，“所薦賢達有初未識面者”，皆爲國之廉士幹才。正如魏徵言：“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三楊”“蹇夏”公正擇人的連帶和示範效用是“君子皆至”，上下同欲，政事通達，使仁宣時期呈治平景象。

“三楊”“蹇夏”不僅各有優長，獨領風騷，且團結共事，融洽合作，使統治集團核心層的整體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併成就了個人的功業，促進了仁宣朝政治清明、經濟社會發展。仁宣二帝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爲，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 ;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性格內向，但操守很好，堪稱官範，爲衆大臣歎服。“三楊”被認爲是 “人所不及”的人物，而且能夠取長補短，“均能原本儒術，遇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 。善於搞好團結，是大智慧。一個想有所作爲的官員，要學人之長、容人之短、記人之功、諒人之過，裝得下不順心的事，聽得進不順耳的話，容得下不順眼的人，善於團結合作，和諧共處，借力登高，這樣才能在仕途上不受羈絆，淋漓盡致地施展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