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瓦爾達的創作歷程是怎樣的？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每部暢銷書都是一個傳奇。隨着作品的熱銷，人們對作者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安娜·卡瓦爾達是誰?熟悉法國文學史的讀者，難免會有這樣的期待，或許她是當年暢銷女王薩岡的一個翻版：17歲的薩岡，以六週時間寫成小說《你好，憂愁》，輕易在歐美兩地暴紅暴紫。之後縱情狂賭飈車，抽菸酗酒、染上毒癮，每一個小小的舉動都會引起明星般的轟動;又或許她是另一個杜拉斯：撲朔迷離的情感歷程，自由飄忽的性情文字讓一代又一代“杜拉斯迷”沉湎其中，欲罷不能。

然而，對卡瓦爾達抱有如此期待，並欲藉此洞悉其作品暢銷的祕密，註定是徒勞的。她的經歷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我們所能瞭解的也僅止這些：1970年，安娜·卡瓦爾達出生於一個普通人家。她的生活，一如她的小說，家常，瑣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峯迴路轉。如平常的法國女子一樣，成年後不久就順順當當嫁給了一個不知名的獸醫，之後離婚，現在她是一個穿着家居服在家寫書帶孩子的離異媽媽，成名至今10年無緋聞。

我們還可以約略從採訪過她的記者那裏瞭解到：作爲一個名副其實的“美女作家”，卡瓦爾達不喜歡一切拋頭露面的場合，討厭攝影鏡頭，接受採訪都只用電子郵件，除了作品一概免談。她那點少得可憐的文學資歷似乎也不值一提，從索邦大學拿到文學學士文憑後，她一直死心塌地地充當文學青年，熱愛一切可以在白紙上寫字的機會，連爲朋友寫求職信、爲家人寫聚會感言這類事情也樂意包攬。成名後的卡瓦爾達依然簡單，有人爲她算過一筆賬：從2004年到現在，她至少已經賺進3200萬歐元。可她依然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鎮默倫，過着幾乎隱居的生活，只是換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買了一輛高爾夫小車，爲兩個孩子請了保姆，而這在法國頂多只是中產人士的標準。卡瓦爾達始終遊離於當代法國主流文壇之外。她聲稱自己不想進入文學圈，也不是所謂的知識分子。或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儘管她的作品在法國大紅大紫，主流作家們依然無視她的存在，對法國文學的凋敝大發感慨。一如她的爲人，卡瓦爾達的作品同樣“波瀾不驚”，它們關注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陌生的男女街頭相遇調情，而好事卻意外被攪了;懷孕婦女滿懷喜悅地等着孩子出世，卻發現肚子裏是個死胎;夢想當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無法出版她的作品時突然癱瘓不起(《我希望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一對典型的法國小資，在享受浪漫生活的同時，陷入瑣碎無聊的想象或絕望的精神狀態，他們總想改變生活方式卻又無能爲力(《曾經深深愛過》);四個男女青年一同住在巴黎埃菲爾鐵塔邊一處巨大的奧斯曼式公寓裏，這些看似絕緣的人物因了一些特殊的機緣有了各種各樣的衝突，最終他們學會了彼此包容和諒解，和諧相處在同一個巴黎屋檐下(《只要在一起》);一名年近50歲的建築師在好友的母親去世後，開始反思自己的生命(《慰藉》)。

卡瓦爾達一反自法國新小說派興起後，純文學作家們對故事的擯棄和肢解，或通俗作家們對製造充滿浪漫與奇遇的故事的樂此不疲，也顯然有別於薩岡、杜拉斯們，對叛逆、破壞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的嚮往，有意無意讓作品蒙上恍惚迷離的神奇光影。她用近於口語的文字呈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職員、士兵、獸醫、小資、工程師、青年男女，他們就像我們的朋友、家人，抑或是同事，我們在街上、商店裏、寫字樓裏隨時都會碰到，他們的故事也只在我們的“咫尺之間”。同時誠如法國女演員奧黛麗·塔圖所言，“從她的小說裏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縷陽光，而不是生活裏的黑暗和殘酷。”卡瓦爾達力圖通過她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是艱難的，充滿了悲劇，然而快樂也無處不在。讀她的小說，會讓我們感覺到在這樣一個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的年代裏，人們在情緒傾瀉之餘，內心深處依然會奢望那一點點來自他人的善意和撫慰。由此之故，流傳甚廣的“文壇掌故”如她小說中敘述的故事一樣真實可信:一位當醫生的女士在一次聚會上，說到卡瓦爾達的小說，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因爲她在書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也像書中的人物一樣，曾經被拋棄，後來又得了癌症，多次想輕生，最後，是友情和親情拯救了她。

有評論者對卡瓦爾達小說的魔力做出解析後稱:她用小說的形式，安撫法國人的不安。這碗心靈雞湯，慢火燉熬，味道純正，不會讓自視頗高的挑剔的法國讀者把它歸入文學快餐，在暢銷的名義之下，她的小說仍然是一道能滿足各個階層讀者的法式大餐。然而對於多數讀者而言，與其去做這樣的揣測，還不如學卡瓦爾達去見證平凡的力量。可以想見的是，卡瓦爾達對當下法國日常生活的關注，洞悉了人生在世無法超越的悲劇性的荒謬的生存處境，是對當代法國人灰色靈魂的深邃透視。這種關照生活的高遠和穿透靈魂的力量，不僅給人強烈的藝術震撼，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同樣有着鮮明的啓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