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弱昏庸”的唐高宗做了哪些事？

“唐高宗李治昏懦說”由來已久，這種觀點在影視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圍觀羣衆多會認爲唐高宗是個比較平庸且懦弱的皇帝，隨後就將目光轉向他那名揚天下的妻子——武則天，高宗的存在似乎就是爲了女皇武則天。

唐太宗李世民傳位李治的理由就透露出一股勉強的氣息，據《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史書記載，貞觀十七年(643年)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泄，唐太宗在廢除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後，爲了同時能夠保全長孫皇后所生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子，立李治爲太子，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

在李治戲劇性成爲帝王后，他更戲劇性的迎娶了武后，而武后自立爲帝的行爲在儒家思想盛行的北宋更是無法接受，歷史學者趙文潤在《唐高宗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歐陽修、宋祁所撰《新唐書》中在記述從永徽六年(655年)廢立皇后之爭到麟德元年(664年)上官儀一夥被誅的一系列事件中貫穿“由於高宗昏庸懦弱，受武則天的牽制，致使長孫無忌、褚遂良和上官儀等先後被貶殺，導致權歸武氏，高宗成了傀儡。”

事實上，高宗亦是有爲之主，其不少決策都對國家有利，唐朝在高宗統治下，國力達至鼎盛。

在國內施政上，高宗致力糾正太宗的苛政。例如他甫上位，便致力糾正太宗時代的苛政。例如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召集衆地方官詢問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髮表意見。

高宗和其父一樣善於納諫、勤於政事，身邊諸多賢臣如辛茂將、盧承慶、許圉師、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戴至德、張文瓘、魏元忠等人，且大多是他自己親自提拔，其中韋思謙曾受褚遂良打擊，杜正倫被李世民冷落。

永徽五年，天下大旱，他親下詔書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各進封事，極言闕咎”。九月，他又對五品以上的官員說：“先前我侍奉先帝時，見你們屢屢上書言事，終日不絕，現在爲什麼無人上書呢?難道真的是天下無事嗎?從今往後，大家仍要勤於進諫，假如無法當面奏聞，可以隨時呈遞文本。”

《舊唐書·蘇世長附蘇良嗣傳》記載，高宗曾派宦官至長江沿岸採辦異竹，準備移植於園圃之中。不料，這名宦官乘機作威作福，所到之處，橫徵暴斂，滋擾百姓。後來，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蘇良嗣將他囚禁起來，並上疏朝廷說：“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高宗看到奏疏後，當衆讚揚了蘇良嗣的忠直，並立即讓人把採得的竹子拋入江中。

這種記載並非個例，他對於民衆的關心也非虛假。顯慶元年(656年)二月，有人上疏稱：“去年莊稼歉收，百姓有吃糟糠的。”高宗聽後，馬上派人實地查看，得知所言非虛後大驚失色，立即下詔減掉自己日常飲食的三分之二。這次減膳行爲一直持續到三月份天降大雨後纔在羣臣的強烈要求下恢復了常膳。

在高宗治下，唐朝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戶口數大幅度增加，物價也相當便宜。初唐戶口，武德年間爲兩百餘萬戶，貞觀時不滿三百萬戶，永徽三年增長到三百八十萬戶。永徽五年，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十一個銅錢。麟德二年，由於連年豐收，一斗米才賣五個錢，麥子、豆類上市都無人問津。

高宗統治後期持續多年的歉收，咸亨元年(670年)起，歉收、洪水、乾旱、蟲災和饑饉接踵而來，一直達到危機的程度，政府一度禁止釀酒。永隆元年(680年)，糧價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認爲高物價是流通貨幣過多的結果，因此大量減少鑄造新幣，對私鑄的懲辦也比以前更加嚴厲。與此同時，從原有登記地區逃往其他地區而成爲不登記、不納稅的佔地者的流民佔有令人不安的比例。

雖然高宗沒有徹底解決經濟危機，不過唐朝仍提出了控制物價的措施，並取得部分成功，它們後來繼續使用於整個唐朝。政府週期性地從自己的中央穀倉中拿出穀物以低價賣出，調露元年(679年)甚至用穀物換回私鑄錢。更重要的措施是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進一步發展常平倉，永徽六年(655年)京師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資供應充分時以高於當時市價的價格買回商品，物資短缺時再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使物價浮動保持在一定限度內。後來每個州都設立了這種糧倉。

後世亦常質疑高宗無法阻止武后專權。其實，高宗在朝廷中掌握實權，如在位最後一年仍親自任免宰相。而武后逐漸掌權則或可解釋爲，高宗在個人健康狀況以及唐朝女性地位崇高的雙重考慮下的決定，不應單純歸咎於高宗個性懦弱。《資治通鑑》給出的評價爲時有“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故有學者指出，高宗“這位以仁孝著稱的君主對政治並沒有特別獨到的見解，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爲一個出色的守成君主”。

軍事方面，唐高宗在位年間，不但保住太宗打下的江山，也發動多場重要的對外戰爭，成功開疆擴土。他先後滅西突厥、滅百濟、滅高句麗，使唐朝的疆域達到最大。

顯然，一個懦弱的接班人無法完成上述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