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玩過頭鬧出兩條人命？

“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這個在明朝時期流傳很廣的俗語，記載着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一段軼聞。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洪熙元年(1425)即位，年號宣德，享年三十八歲，廟號宣宗。有明一代，宣宗皇帝朱瞻基無疑是明史上爲數不多的有爲皇帝之一。他開創和成就了“仁宣之治”，被史學家譽爲“守成之君”，就明代皇帝的素質而言他也算是一位比較賢德的皇帝了。然而，就是這麼一個賢德君王，因沉溺小蟲，勞民傷財，還造成基層官員家破人亡，被史家稱爲“促織天子”、“蟋蟀皇帝”，在歷史上留下污點，引爲鑑戒。

明宣宗落得這麼一個不雅名聲，筆記野史多有記載，較早的恐怕是明代皇甫錄的《皇明紀略》了。書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爲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懼，自縊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縊焉。”

筆記講的是這麼一個故事。明朝的宣宗皇帝朱瞻基，特別喜愛鬥蟋蟀的遊戲，專門派人到江南去尋找能斗的蟋蟀，使得江南一帶的蟋蟀價格突然飛漲，一隻能斗的好蟋蟀價格非常昂貴。當時，江蘇吳縣的楓橋地區，有一位掌管糧稅的糧長，奉郡守的差遣尋覓能斗的蟋蟀，他終於找到了一隻最好的蟋蟀，於是用自己所騎的駿馬把蟋蟀換了回來，這位糧長的妻子聽說丈夫用駿馬換一隻小蟲子，認爲這隻蟲子一定與衆不同，於是偷偷地打開盒子想看看，哪知盒子一打開，蟋蟀就跳出來跑了。妻子非常害怕，只好自縊而死。糧長回來後得知妻子爲此死了，非常悲傷，他思念妻子，又害怕難逃官府懲罰，也不得不自縊身亡。

明宣宗癡迷蟋蟀如此，以致當時在朝野流傳着“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俗語。據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記載：“我朝宣宗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存。”對此，明代王世貞《王弇州史料》中收錄了明宣宗給況鐘的這道密詔，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蘇州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以敕他每於末進運，自要一千個。敕至，而可協同他幹辦，不要誤了!故敕。”一道短短的密詔，竟連用了三個“敕”字，疾呼“不要誤了!”可見宣宗癡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

當朝皇帝開口要地方上交千頭上好蟋蟀，於是，蘇州一帶便掀起了捕捉蟋蟀的“全民運動”。據明袁宏道《畜促織》記載：一敕至府，健夫小兒，常“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於溷廁之中，一聞其聲，踊身疾趨如饞貓。”試想，如此高壓皇命之下，爲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肯定不止糧長一家。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明宣宗爲此開創了中國鬥蟋史上的“血淚篇”。

癡迷鬥蟋蟀之戲並非明宣宗一個皇帝，從明人留下的《御花園賞玩圖》來看，明憲宗也癡迷鬥蟋蟀之戲的。說來好笑，從歷史上看，養蟋蟀之戲竟是從宮中開始流傳，後來傳到民間的。蟋蟀，又名蛐蛐、促織、吟蛩、秋蟲。因它的美妙叫聲，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這種奇妙的小昆蟲，在《詩經》裏就有許多對它的描寫。到了唐代，人們開始玩養蟋蟀，“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亦皆效之。”在飼養蟋蟀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了蟋蟀好鬥的天性，所以鬥蟋蟀之俗也就慢慢產生了。唐代天寶年間起，鬥蟋蟀蔚然成風。到宋代時，上到官宦豪門，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好之，以至成爲民俗生活中的重要一景。

《御花園賞玩圖》之明憲宗鬥蟋蟀畫卷

鬥蟋蟀，作爲用蟋蟀相鬥來取樂的一種娛樂活動，愛好無可非議。但是，作爲一國君主，個人愛好就並非是個人小事了，如果過了頭，甚至影響到了國事，就會禍害國家百姓。縱觀明史，不難發現，自成祖之後，多爲庸君，或沉溺於酒香色慾，或迷亂於法器術物，一心貪戀奇珍異寶，醉心稀禽罕獸。據史料記載，明代宦官機構名目繁多，數不勝數，光叫“房”的就達幾十個，如御酒房、彈子房、牲畜房、刻漏房、甜食房、更鼓房、漢經房、御藥房、弓箭房、御茶房、貓兒房、鷹房、豹房、百鳥房等等。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大內自畜虎豹諸異獸外，又有百鳥房，則海外珍禽，靡所不備，真足洞心駭目。”明代寵物繁盛，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貌。

“蟋蟀皇帝”明宣宗的可悲之處，在於他的酷愛鬥蟋蟀之戲，引發了大臣和地方官員爲取悅龍顏，變本加厲地下達進貢促織任務，不僅給百姓造成了極大負擔和深重苦難，也助長了上行下效的鬥蟋惡劣風氣。因此，明宣宗這樣一個荒唐愛好，演變成爲一樁惡政行爲，給明朝帶來了負面影響。其實，“仁宣之治”時期，在繁榮與平靜的背後，社會危機正在滋長，流民問題也已逐漸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宣德五年，北直隸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戶，山東濰縣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戶。這些社會問題當時雖然未達到激烈的程度，但已埋伏着隨時可能激化的矛盾。然而，君臣們卻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

這一點，明以後的蒲松齡倒是看得清清楚楚。衆所周知，蒲松齡的《促織》就是借描寫明朝宣德年間的徵收促織的事情，來影射作者當時的社會現實的。《促織》是《聊齋志異》中的一篇精品，它通過描寫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繳納促織而備受摧殘、幾乎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皇帝荒淫無道，巡撫縣令胥吏橫徵暴斂的罪惡現實。故事影射什麼呢?宣宗是個好皇帝，但宣宗喜歡促織之戲;康熙也是個好皇帝，但康熙皇帝也喜歡“鬥雞戲蟲”。蒲松齡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康熙年間，他專注於明宣宗和康熙帝的業餘愛好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目的無非是對最高統治者的勸喻。文章結尾異史氏的“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用語委婉，極盡規勸之意：哪怕是這偶爾玩玩的“促織之戲”，也會引發上行下效，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啊!

《尚書》有言：“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尚書》又有言：“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所謂“禽荒”，就是迷亂禽獸、田遊的意思。統治者應當怎樣去治國，絕不是一樁能夠隨意的行爲;領導者該有怎樣的愛好，絕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玩物喪志暫且不說，敗壞風氣、損害社稷事關重大。明宣宗朱瞻基被老百姓譏諷爲“蟋蟀皇帝”，不就是一個最好的反面教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