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鐵穆耳有哪些軼事典故？後世如何評價他？

孛兒只斤·鐵穆耳，即元成宗，元朝第二位皇帝，蒙古帝國第六位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之孫、皇太子真金第三子，生母是徽仁裕聖皇后弘吉烈氏。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至元三十年(1293年)封皇太孫，總兵鎮守漠北。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在其母闊闊真與大臣伯顏等人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於上都大安閣。在位期間基本維持守成局面，但濫增賞賜，入不敷出，國庫資財匱乏，中統鈔迅速貶值。大德十一年(1307年)駕崩，後繼無人，埋下了元朝中期皇位爭奪戰的隱患。元成宗在位十三年，廟號成宗，諡號欽明廣孝皇帝。蒙古汗號完澤篤可汗。

軼事典故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勢，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爭和社會對抗。在成宗從世祖手裏接過來的中書省班底裏，首相完澤“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諉，得過且過;其他成員則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財家。至元時期的回回名臣賽典赤之孫伯顏，世祖末年起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並被賜予其祖父的舊稱，所以史料中亦多稱之爲賽典赤。阿合馬餘黨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進入中書省。成宗即位後，御史臺想乘一新朝政的機會將他參罷，但結果他仍在中書省臣庇護下“執政如故”。中書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樑德珪雖然是漢人，卻有一個回回名字樑暗都剌，且曾“奉國朝旨，學西域法”，“錢穀出入高下，若指諸掌”。漢人儒臣在當時多諱言財利事，對這些理財大臣視若仇讎，遂利用御史臺執掌風紀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貴巨大職莫之與抗”的特殊地位，不斷尋找機會參劾“時宰”，由此引起中書省臣的忌恨。省官與言官的衝突在成宗一朝至爲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兩個月，御史臺上言：“名分之重，無逾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另一名臺官則聲稱：“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伯顏及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這些議論當然引起了中書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張留孫家傳》載，“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於御史臺。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彧”。據《元史》，此事起於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萬僧詣架閣庫，取崔彧舊上奏章告於成宗御前，說他“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澤等鞫問。崔彧大懼，遂靠張留孫引薦，疏通完澤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侍御史萬僧顯然是在“時宰”唆使下告發崔彧的。從完澤周旋彌縫於兩造之間看，此處的“時宰”當指賽、樑等輩理財大臣而言。在處置省官與臺官之間矛盾衝突的問題上，成宗恪守世祖遺規，即倚重省官理財，同時也能容忍臺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後來那種誅殺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終沒有發生。

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1303年)發生的另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是漕運兩萬戶朱清、張瑄之獄，受該案牽連的八名中書執政官同時被罷免。自從至元二十年海運漕糧的航線創通之後，南漕米由海路達於大沽、遼陽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開口待哺以仰海運”的形勢。創通海路的朱清、張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勢力浸大。他們結交權貴，廣治田宅，很快成爲江南屈指可數的大富貴，同時也招致了不少政敵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斷地有人告發朱、張。成宗元貞元年，又有“飛書”言朱、張“有異圖者”。朝廷照例釋而不問。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張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臺詰問之，獄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後懼受辱自殺，張瑄被處死。

朱、張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難弄清。據王逢《張孝子詩序》，當時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魯罕主朝政，“樞密斷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誣，後信，輒收之(按指朱、張)。丞相完澤奉先帝遺詔諍莫解”。按元史本紀，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可見病得不輕。卜魯罕殺張瑄父子，或即發生在這時。朱、張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結。大德七年正月，朱、張家屬被遣發京師。應當是在審理兩家妻子的過程中，中書省宰執受朱、張賄賂之事案發。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罷免中書平章伯顏(賽典赤)、樑德珪、段貞、阿里渾撒裏，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參政迷而火者和張斯立八人。首相完澤也遭到受賄的指控。雖然成宗對他釋而不問，但對完澤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澤死於是年閏五月，上距成宗罷相不到半年，距離他全力支持的徵八百媳婦總帥劉深受誅不到三個月。他的死，當與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內心憂懼有關。

根據樑德珪的行狀傳記，罷相一事，乃卜魯罕皇后乘成宗臥疾時所爲。與樑德珪同時受黜的八都馬辛、伯顏等人，都是卜魯罕黨羽，是成宗死後力圖支持卜魯罕攝政的核心人物。他們之被罷黜，不大可能是出於卜魯罕的制命。一日罷八相，差不多等於中書省的大清洗，事關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於輕易處置的。這件事只能是成宗聖心獨斷的結果。袁桷所言，不過是爲傳主飾諱而已。

人物評價

明朝宋濂等《元史》：“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大德之治，幾於至元。”

清朝邵遠平《元史類編》：“冊曰：豢業以治，垂拱用成;中年奮武，啓釁南征;末嬰寢疾，壼柄乃萌;賴斯賢輔，鎮側弭傾。”

清朝畢沅《續資治通鑑》：“帝承世祖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幸去世祖未遠，守其成憲，不至廢墜。”

清朝曾廉《元書》：“論曰：成宗號爲能守法度，而爲病虐，前星弗耀，牝雞司晨，而內難作矣。然非成宗之過也，成宗早任合剌合孫，資爲羽翼，自古未有賢人在位而亂其國者也。股肱之寄，要在忠良，唐宗之言，信夫!”

民國屠寄《蒙兀兒史記》：“始汗爲太孫時，好飲無節。忽必烈汗常戒之，不悛。以此受杖者三次，忽必烈汗至命醫官監其飲食。有近侍司太孫節沐者，私置酒於盥器，代水以進，忽必烈汗聞之，大怒，謫戍其人遠方，殺之於道。汗既登極，深以前事爲非，力自節飲。其勇於改過如此。汗仁惠聰睿，承天下混一之後，信用老成，垂拱而治。一革至元中葉以來聚斂之政，冗設之官。約束諸王、妃、主、駙馬擾民，禁濫請賞賜。性又謙沖，不好虛譽。羣臣、皇后一再請上徽號，卒不允。可謂守成之令主矣。雖晚嬰末疾，政出中宮，而舉錯無大過失。固由委任賢相之效，亦未始非內助之得人也。”

民國柯劭忞《新元史》：“成宗席前人之業，因其成法而損益之，析薪克荷，帝無使焉。晚年寢疾，不早決計計傳位武宗，使易世之後，親貴相夷，禍延母后。悲夫!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其妃匹，豈非後世之殷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