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在位十年創造了“仁宣之治”，卻留下了一個差點毀滅大明的制度！

對明宣宗朱瞻基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大明皇帝朱高熾病重，快不行了。一個太監奉命離開北京，全速奔赴南京，去把皇太子朱瞻基召回來。

這一天是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

僅僅兩天後，離京的太監還要七八天才能到南京，但朱高熾已經駕崩了。

事態緊急，朝中大臣夏原吉等人決定祕不發喪。

數日後，得到回北京詔令的朱瞻基，已能明顯感覺到南京城中流言四起。他的屬下勸他，要率護送兵馬回北京，以防萬一。

26歲的朱瞻基卻說不必。他說：“我剛到南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誰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誰敢有貳心?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

然而，能料到和有貳心的人，當時還活在世界上——他是朱瞻基的叔父、漢王朱高煦。

所幸朱瞻基行動迅速，朱高煦在山東派人伏擊皇太子的計劃才宣告落空，史書說，“高煦謀伏兵邀於道，倉促不果”。

六月初三，朱瞻基順利抵達北京附近的良鄉。夏原吉等人這才公開宣佈了洪熙皇帝朱高熾的死訊，此時距離朱高熾駕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20天。

同一天，朱瞻基進入北京城。

六月十二日，在朱高熾死後整整一個月後，朱瞻基正式登極繼位，是爲宣德皇帝。

一場皇位繼承危機，總算暫時得到了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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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內外，熟悉漢王朱高煦爲人的人，都知道他絕不會就此罷手，他一定會繼續作妖。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性兇悍，善騎射。早年跟着朱棣起兵靖難，屢立戰功，幾次幫助朱棣轉危爲安。朱棣也認爲，朱高煦“類己”，曾經流露出將他立爲皇位繼承人的意向。仗着軍功和父皇的寵愛，朱高煦頗爲驕恣，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相比之下，朱棣的長子朱高熾癡肥，爲人仁厚，並不太受朱棣待見。朱棣傳達出來的曖昧態度，助長了朱高煦奪嫡的念頭，使他加快了奪嫡的步伐。朝臣們由此分成兩派，朱棣也十分矛盾。

有一次，朱棣就接班人問題徵求大才子解縉等人的意見。解縉說：“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朱棣不說話，解縉又補充了一句說：“好皇孫。”這句話終於打動了朱棣，因爲朱棣一直很喜歡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

史書記載，朱瞻基出生時，皮膚燥裂，像條烤魚一樣。儘管長相不討喜，但祖父朱棣卻很喜歡這個黑娃。據說，建文元年(1399年)，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恰好做了一個夢，夢到朱元璋把象徵皇權的大圭送給了朱棣，並對朱棣說：“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夢醒後，就傳來了朱瞻基降生的消息，朱棣若有所悟。可能是這個祥瑞之夢，進一步刺激了朱棣奪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的慾望。

朱瞻基滿月時，朱棣第一次見到這個長孫，說這個孫子“英氣溢面”，跟我的夢境完全相符。自此，朱瞻基就離開父母，由祖父母撫養，着意栽培。

在明成祖朱棣的調教下，朱瞻基能文能武，頗具人君氣象。朱瞻基15歲時，朱棣命他對對子，上聯曰：“萬方玉帛風雲會。”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頭，說：“一統江山日月明。”朱棣大喜。這種格局，確實是大明未來帝王的最佳人選。

永樂年間，朱棣多次北征，每次出征，要麼令朱瞻基隨行，讓他歷練戰爭;要麼命他留守，培養處理政務的能力。朱棣在立朱高熾爲太子的情況下，立朱瞻基爲皇太孫，一方面表達他對朱瞻基的喜愛，另一方面是通過皇太孫對在南京監國的太子形成牽制。

不過，朱瞻基自小深知父親朱高熾處在極度危險的政治環境中，因而一直極力維護父親的形象，並不想成爲打壓自己父親的一顆棋子。

對於那個野心勃勃想取代太子之位的叔父朱高煦，朱瞻基很早就跟他槓上了。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爲朱瞻基的存在，才使得朱高煦離帝國皇位繼承人的身份越來越遠。一次，朱棣命三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與長孫朱瞻基一同拜謁孝陵。朱高熾因體胖，又是瘸子而失足跌倒，朱高煦隨即在他身後挖苦道：“前人失跌，後人知警。”朱瞻基聽到後，立即回擊：“更有後人知警也。”朱高煦回頭，看着這個侄子，語塞不敢接茬。

朱棣在位後期，爲了防止兒子間流血權鬥，對一向驕橫的朱高煦進行制裁，從永樂十五年(1417年)起將他封到山東樂安，並削弱了他的護衛力量。這樣，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駕崩後，朱高熾才能在朝中重臣的輔佐下順利繼位。

然而，明仁宗朱高熾繼位不到十個月就病重去世，此時大明帝國的局面在虎視眈眈的朱高煦眼裏，多麼像當年朱棣面對侄子皇帝朱允炆的情況。朱高煦想讓靖難之役的歷史重演，而他的侄子朱瞻基，也想證明自己不是朱允炆。

在派兵埋伏擊殺朱瞻基未果，而朱瞻基順利登上帝位之後，朱高煦加緊謀劃發動屬於他的“靖難之役”。由於手中的兵力有限，他甚至砸開州縣監獄大門，放出裏面的死囚，給這些人優待，訓練他們習武打仗。同時，他還招募無賴子弟和社會流氓編入軍隊。可以說，爲了發動奪位戰爭，無所不用其極。

而朱瞻基則表現得像他死去的父親一樣柔弱，對朱高煦有求必應。朱高煦爲了試探新天子的分量，不斷提出一些過分要求，沒想到朱瞻基均一一予以滿足。這讓朱高煦更加肆意妄爲，以爲這個侄子並沒有那麼聰明和可怕。事實上，朱瞻基按兵不動，是想讓朱高煦自我暴露，自我作死，從而爭取道義和輿論支持。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按捺不住的朱高煦終於起兵反叛了。

明宣宗朱瞻基本想令武將率兵征討，但“內閣三楊”之一的楊榮提醒他說，朱高煦已經料到您剛繼位，是不可能御駕親征的，“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另一名重臣夏原吉也以靖難之役中南軍主帥李景隆最終叛投朱棣的往事，勸告朱瞻基一定要親征，否則征討軍主帥一旦被朱高煦搞定，就真的要重演靖難故事了。

朱瞻基因此下定決心，御駕親征，在聲勢下一下子就壓倒了叛軍。之前跟朱高煦一起約定起兵的幾路兵馬，都不敢輕舉妄動。朱瞻基的軍隊將樂安圍得水泄不通，部將請求攻城，朱瞻基不許，只是在城外放炮秀肌肉，震懾叛軍。很快，叛軍士氣瓦解，朱高煦在強大的壓力下出城投降。

朱瞻基兵不血刃，平定了朱高煦之亂，消除了一場潛在的“靖難之役”，鞏固了他作爲新天子的權威。

朱瞻基不想落得個殺叔父的罵名，最終只是褫奪了朱高煦的爵位。一些野史記載，三年後，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去看看這個跋扈慣了的叔叔現在怎麼樣了。沒想到，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腳，將朱瞻基勾倒在地，然後仰天哈哈大笑。朱瞻基怒不可遏，當場命護衛用一口重300斤的大銅缸將朱高煦罩住。但朱高煦力氣很大，頂缸而起。朱瞻基遂下令在銅缸周圍堆起木柴，點火烤炙，朱高煦被活活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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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朱高煦之亂後，明朝的藩王紛紛嚮明宣宗朱瞻基交出兵權。權力鞏固了的朱瞻基，才能以其他形象被歷史銘記。

朱瞻基統治下的明朝，在史書中被標記爲“仁宣之治”。史書對朱瞻基的評價都很高，可謂好評如潮。比如《明史》，是這樣評價他的：

(朱瞻基)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由於明仁宗朱高熾在位時間很短，還不到十個月，所以通常認爲“仁宣之治”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勞。但實際上，朱高熾在幾個月之內，已經改變了永樂朝的許多政策導向。要知道，朱棣前半生爲了得到皇位而戰，後半生則爲了皇位的正統性和合法性而戰，所以發起了許多“大製作”，比如遷都北京、出兵安南、五次親征漠北、派鄭和大型艦隊下西洋等等。這些政策都具有擴張性帝國的特徵，但又極其消耗民力和帝國力量。朱高熾繼位後，幾乎盡反朱棣的擴張政策，轉而從恤民、收縮、守成的角度，去重新調整帝國的統治政策。

對於朱瞻基而言，一方面他的教養和統治能力全部來自於祖父朱棣，另一方面他又在父親朱高熾的短暫統治後繼位，當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他已經意識到自己面臨着兩條道路的選擇：到底是繼承祖父的擴張路線，還是父親的收縮路線?

這個選擇，對於明朝帝國的走向至關重要。

朱瞻基在位十年(1425—1435年)，恰好處在一個王朝開國的60年至80年之間。史學家分析，歷朝歷代開國60年至80年之間，都會遭遇一個發展瓶頸，這個瓶頸被命名爲王朝中期病。突破這個瓶頸，克服王朝中期病，帝國就能迎來治世，否則則會使社會陷入動盪，嚴重者甚至影響王朝的生死存亡。

任何朝代，擴張-收縮政策應該有一個度。不顧國力，一味擴張，窮兵黷武，或者用大工程壓垮民力，結局可能會像秦、隋兩朝一樣短命。明朝仁、宣兩個皇帝，能夠把父祖的江山延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他們掌握了國力承受的這個“度”。

不可否認，朱棣在位期間的擴張國策，具有積極意義，但國力消耗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幾大工程並舉，使永樂朝後期的大明帝國處於嚴重的國力超負荷狀態。不僅如此，朱棣爲政酷虐，曾大肆誅殺建文朝遺臣，後來又藉故大肆弒殺太子的官屬，使朝中籠罩着一種血腥的恐怖氛圍。

朱高熾、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間，結束了恐怖政治，代之以仁政統治，穩定並收復了民心，使明朝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史家把這一時期比作西漢的文景之治。

但是，開拓難，守成也難。朱瞻基最終選擇了繼承父親的政治道路，實際上也揹負着巨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

永樂四年(1406年)十月，因爲安南內亂，朱棣命令出兵，用八個月時間佔領了安南，隨後設立交趾郡，把安南完全納入明朝版圖。但安南並未因此安靜，各種抗明覆國的武裝起義此起彼伏，使明朝在當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朱高熾繼位後，開始通過一些柔性的安撫措施，企圖緩和安南人的反明情緒，穩定地區秩序。安南起義頭領黎利，在與明軍的對抗與周旋中逐步坐大。朱瞻基繼位後，得知前線明軍多次潰敗，立即簽署了對安南採取強硬措施的詔令。

但，就在簽署命令的第二天，朱瞻基祕密召集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共商安南局勢。在正式談話前，朱瞻基特別叮囑兩位，今天的談話，朕只與你二人說，你們千萬不能泄露出去。

朱瞻基對二人說，他想繼承父親的遺志，讓安南成爲附屬國即可，三年一貢如洪武朝之制，這樣，“中國亦省兵戎之勞”。但是，真這樣做了，論者不免謂朕“委棄祖宗之業”。

說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囑二人，勿泄密。

後來，朱瞻基在任命王通爲總兵官率軍大徵安南的同時，將通氣會的範圍進一步擴大爲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朱瞻基再次表達了希望“使安南自爲一國，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願。原先通過氣的楊士奇、楊榮，此時支持朱瞻基，稱他的決定“不失爲聖君”，說漢唐以來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償失，我朝不應再陷入這個泥淖裏了。但原先沒通過氣的蹇義、夏原吉則表示反對，他們說現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棄了，不止有損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來20年的付出就都白費了啊。

這次談話，朱瞻基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

這正是朱瞻基所擔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決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執行下去，鐵定要揹負千古罵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權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兩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實都活在制度的牢籠裏。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卻不得不隨時斟酌和衡量任性帶來的後果。哪怕是在廢皇后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與內閣重臣的溝通、尋求支持後，得到他們的一致同意後，纔敢以胡皇后多病無子爲由，改立孫氏爲皇后。更何況，現在在討論的是領土問題。朱瞻基內心承受的壓力，肯定很大。

事態的發展，最終卻以一種出乎意料的形式進行解決。朱瞻基想以一種體面的形式放棄安南，因此不斷派兵進入安南，要靠碾壓性的勝利來撐起帝國的顏面。但是，他先後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個兵團，都被安南軍隊各個擊破。最後，是在明軍戰敗的情況下，與安南議和，被動承認了安南的獨立地位。

但不管怎麼說，明朝帝國的敵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沒有繼續在安南戰場投入人力和財力，適時放棄安南是正確的選擇。他的統治政策基本都是父親朱高熾的延續，但有一條，他是反對的——他放棄了父親將帝都遷回南京的計劃，而是繼續祖父的決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國的敵人在哪個方向。

有一種說法是，朱瞻基選擇繼續以北京爲帝都，是爲了滿足個人對於邊事的着迷。受祖父影響，他喜歡巡邊，邊境上偶爾的捷報，都能使他陶醉。這是明朝皇帝重視但又輕視北方敵人的開始。朱瞻基的這個特性，很不幸地遺傳給了兒子明英宗朱祁鎮，清初史學家談遷說，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遠因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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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那場差點讓明朝國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變，背後其實潛藏着一個制度性肇因。而這項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時期確定下來的。

在明朝的皇帝裏面，朱瞻基是一個比較懂得自省的人。帝國某地豐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聖心感動上天，“聖心所欲，天必縱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這種吹捧，他會反問說，天果縱之，帝國其他地方怎麼會有水旱之災呢?還是我們的善政做得不夠啊，我等君臣應該更加努力纔是。

但是，朱瞻基也並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書之外，他是一個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歡鬥蟋蟀，並且讓這種愛好變成政治任務，引發了不少人間慘劇。在朝鮮的史料中，他還是一個喜歡朝鮮幼女的蘿莉控，還在守祖父與父親喪事期間，就迫不及待地數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鮮求取年幼的處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個有藝術天賦的皇帝。寫詩，作畫，器物，玩好，他樣樣精通。他是明朝宮廷培養出來的第一代藝術家皇帝，反過來，他也塑造了明朝宮廷的文化，一種傾向於奢靡和華麗的宮廷風。在他之後，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屬於個人的奇葩偏好。問題在於，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藝術家皇帝往往不願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於治國，他們更願意把時間花在藝術才華的展示上。

到後來，朱瞻基同樣會毫無顧忌地沉溺於各種藝術和玩好之中。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時期已經廢除了丞相，名義上由皇帝和負責具體政務的六部進行權力溝通。但是，連一門心思鑽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難以勝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務，更不要說要時常分身出來做藝術家放縱一把的朱瞻基了。

權力真空最終是由內閣進行了填補。但內閣中人並非只願做皇帝的傳達機器，他們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從儒家的規訓，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來檢驗皇權的行使是否得當，如有不當，內閣也會與皇帝產生矛盾。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爲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個“聰明人”。爲了更大程度地體現皇權，避免內閣的過度制約，他在皇權—內閣的體制中，引入了司禮監聯合輔政的制度，即由內閣通過“票擬”來提出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再由皇帝決策批行(即“批紅”)，同時授權司禮秉筆太監代表皇帝，來籤批內閣的擬票。

在這種體制下，“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內閣受到了代表皇權的司禮監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那些懶於朝政、耽於遊樂的皇帝們，以後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來控制內閣，進而控制政局。看到沒，明朝後來最典型的兩個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萬曆，仍能控制政局，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設計所賜呀。

爲了讓太監家奴更好地爲皇權服務，朱瞻基開始調任高級文官，教太監們讀書識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從繁重的政務中解脫出來了，可以做一個瀟灑風流而又大權在握的皇帝了，只不過，宦官的禍害也開始彰顯了。

從中央到地方，從軍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時期，宦官介入政務的程度大大加深，給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時期，幾乎所有的邊鎮都設有鎮守太監，這些太監往往自恃是天子身邊的人，凌駕於總兵官之上，干擾軍政，爲所欲爲。朱瞻基還將最精銳的火器銃炮部隊交由宦官控制，掌握軍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將領相抗衡。可見，在這一時期，宦官已經取得了一部分軍權。

在中國歷史上，明朝與東漢、唐朝是宦官之禍最嚴重的三個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於流寇，亡於廠衛(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讓宦官勢力強勢崛起的那個關鍵人。

其實，明亡差點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宣德十年(1435年)，36歲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親張太后暫時成爲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憑藉他在宣德朝的寵遇，制度上的優勢，以及與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鎮的特殊關係，很快就擊敗了內閣三楊和老太后，開始壟斷朝政，最終引導年輕的皇帝冒險與北虜交戰，釀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連皇帝都被蒙古人擄走了。

史學家認爲，是王振的專權和明英宗的無能導致了土木堡之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朱瞻基時期那些能幹的老臣和經過調整完善的制度，卻無力阻止這一慘敗的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土木堡之變是宣德時期政治隱患的總爆發，是內閣—司禮監牽制制度的悲劇，也是朱瞻基個人遺留下來的悲劇。

儘管朱瞻基無法親眼看到這悲劇性的一幕，但是，這麼有才華的一個皇帝，在開創了仁宣治世之後，是否有想過大明王朝就會迅速迎來中衰的局面呢?

而盛世的不可持續，也會讓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選擇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永遠無法逃脫歷史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