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吳三國的主公相比較,誰的能力更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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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曹操、劉備、孫權三位主帥個體之間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經濟的比拼。
在中國歷史上,三國鼎立的局面維持了七十多年——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始,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頭”吳主孫晧投降,三國歸晉止。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曹操、劉備、孫權三位主帥個體之間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經濟的比拼。影響和決定魏蜀吳三國興衰沉浮的各種內在、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帥的能力素質、人才隊伍建設、經濟發展三個方面的原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國主帥哪家強,各有優劣沒藍翔——曹操、劉備、孫權能力素質評估
人生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決定着一個人的性格品質,決定了人的能力素質。三國主帥的人生歷程各不相同,總體上看,曹操是最艱難的,孫權是最幸運的、劉備是最僥倖的。
曹操在曲折中奮進,其性格特徵是剛性的——敢作敢爲,過而能改。
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曹操在逐鹿羣雄中無疑是一位成功、強勢的領導者。在政治上,他打着匡扶漢室的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佔盡優勢。在經濟上,他逐步統一兗、冀、幽、並等廣大地區,爲中國北方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開創性地實行屯田制,百萬大軍亦兵亦民,魏在三國中可算是國最富、兵最強。在軍事上,他破袁術,滅呂布,定徐州,收張繡,敗袁紹,徵烏桓,平馬超,降張魯,雖有赤壁之敗,仍不失傑出軍事家的歷史地位。在文化上,以曹氏三父子和“竹林七賢”爲代表的建安文學,引領文壇百年風騷。
影響曹操人生成就的決定性性格因素有四個方面:
一是大事清醒——明。曹操政治頭腦敏銳,在各種重要歷史關頭,總能站對立場走對路:他拒絕夥同王芬、許攸謀廢靈帝;關東諸將欲立劉虞,曹操堅持“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至死不篡漢稱帝,等等。招攬人才和嚴明賞罰也是他非常關注的大事,比如嚴明賞罰方面,他講求“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旗幟鮮明,一以貫之,謀臣武將都甘願爲其效命。于禁在執行戰場紀律時,冒犯了曹操的嫡系部隊青州兵,而他不怒反悅,封于禁爲益壽亭侯。
二是敢闖敢幹——勇。曹操當洛陽北部尉時,敢於斃殺“十常侍”之一蹇碩的叔父;董卓亂政後,他“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拉起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正式走上了歷史舞臺。討伐董卓時,以袁紹爲盟主的各路諸侯“莫敢先進”,唯有曹操敢於領軍西征;官渡之戰,曹操敢於“以至弱當至強”;徵烏桓,敢於“塹山堙谷五百餘裏,經白檀,歷平風,涉鮮卑庭,東指柳城”。中青年時期的曹操衝勁十足,但行事不免偏於冒失、殘暴,比如,激反張繡,屠戮徐州等等,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不少彎路。中後期,尤其是赤壁之戰後,曹操行事日漸穩健,甚至趨於保守,比如收降張魯後,適可而止,不敢直取成都、“得壟望蜀”。
三是百折不撓——韌。曹操一生經歷了四次大敗:一敗於徐榮,二敗於呂布,三敗於張秀,四敗於孫劉。敗得最慘的一次,也可以說曹操人生的低谷,當數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次進攻陶謙的時候,他認爲最可靠、甚至可交付後事的朋友張邈背叛了他。曹操失去了根據地兗州,流離失所,非常落魄,甚至考慮寄人籬下,投奔袁紹。但是,每次失敗之後,曹操都不灰心,不氣餒,以積極樂觀的心態總結經驗,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戰鬥,因此,曹操總能遇挫彌堅,不斷衝出困境,走向勝利。
四是從諫如流——智。曹操的胸懷是比較開闊的,只要是於他有利的意見和建議,他大都能夠虛心接受。他的許多得意之作,其實都是麾下謀臣智囊的集體智慧:許下屯田是毛玠的建議;先平呂布,後取徐州是荀彧的謀略;西迎天子、定都許都是荀彧、董昭的建議;烏巢劫糧,是許攸的主意;遠襲烏桓,是郭嘉的智謀。——領導者不可能事事都思慮詳熟、棋高一着,但只要能集思廣益、虛心納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高人”。
劉備在夾縫中求生,其性格特徵是柔性的——委曲求全,蜇伏待機。
劉備被後世美化成一代仁君、德義的楷模,歷史上真實的劉備並不一定這麼完美。《三國志》開篇記載他雖以“販履織蓆爲業”,但“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年少頗附之”,一副浪蕩紈絝子弟的形象。陳壽評價,“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我認爲,劉備有高祖之風而無高祖之能,有高祖之器而無高祖之識。劉備的一生是帶有悲劇色彩的,以顛沛流離開局,以慘敗夷陵、白帝城託孤結尾。
其人生軌跡可用三句話歸納:
一是韜光養晦——緊咬一個“忍”字。《三國志》記載劉備“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這既說明劉備城府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他是個理性、剋制、堅忍的人。劉備的一生是比較曲折的,他奔公孫,從呂布,依曹操,投袁紹,附劉表,結孫權,四處寄人籬下,頗有點“喪家犬”的味道。入主益州前,劉備屬於亂世夾縫之中的弱勢羣體,其自保之術只能是和光同塵、韜光養晦、以曲求伸。劉備與袁術對峙的關鍵時刻,呂布偷襲下邳,虜其妻子,劉備只能忍氣吞聲,“求和於呂布”。《吳歷》記載,劉備爲了防備曹操迫害,“時閉門,將人種蕪菁”;與曹操青梅煮酒論英雄時,他瞞天過海,假裝驚失匕箸。寄身荊州時,他建議趁曹操北征烏桓時乘虛進攻許都,劉表不採納,他也無可奈何,不再強求。劉備早期這種類似“寄生蟲”的經歷,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憂患意識異於常人,堅忍之術也異於常人,甚至還帶有一點怯懼的味道。諸葛亮說他“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每次進到夫人的房間都“衷心常凜凜”,真可謂是憂懼到家、堅忍到家了。
二是見機而作——苦等一個“時”字。劉備的韜光養晦並不是消極等待,而是暗中使勁、徐圖自強。無論處境如何艱難,他都不墮青雲之志,一直帝室之胄爲標榜,以匡扶漢室爲己任,成語“髀肉復生”就是劉備對老之將至、功業不建的感嘆。在公孫瓚手下,他不失時機拉攏趙雲;在曹操手下,又與董承密謀誅殺曹操;在袁紹手下也不安心,“陰欲離紹”;在劉表手下,多方交接荊州豪傑,以至於“表疑其心,陰御之”;在劉璋手下,劉備更是無所忌憚,“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取劉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待到時機成熟,便尋找藉口,進圍成都。所以,劉備的韜光養晦,是爲了等待時機,只要歷史機遇來了,他就會象“救命稻草”一樣牢牢抓住不放,趁勢而上,一飛沖天。對此,有些獨具慧眼的人洞若觀火:周瑜提醒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程昱和郭嘉反覆建議曹操殺劉備,尤其是程昱,《三國志》記載了他給曹操的建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在曹操派劉備、朱靈率軍攔擊袁術的時候,這兩位謀臣極力勸說“劉備不可縱”。可是爲時以晚,劉備從此如蛟龍入海,一生以曹操爲敵。
三是收攬人心——力行一個“德”字。劉備的名言是“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臨終給兒子劉禪的遺言是“惟賢惟德,能服於人”。劉備的仁厚、義氣,在《三國演義》中被大書特書、極力渲染,正史上也有多處記載。《三國志》和《魏書》都講了劉備作平原相時,郡民劉平派刺客殺他的事,最終“客不忍刺,語之而去”。最能體現其仁義的,是赤壁之戰前劉備的“兩個不忍心”:一是諸葛亮勸劉備乘劉表之喪攻襄陽、取荊州時,劉備說“吾不忍也”,沒有采納;二是荊州父老十餘萬衆隨劉備轉移,劉備不忍遺棄,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但是,劉備不是一味恪守仁義的腐儒,而是個政治家,所謂的“仁義”,也只是他收拾人心、壯大隊伍的政治宣言,一旦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時候,“仁義”也可以拋之腦後——曹軍急速追擊到近前的時候,劉備照樣捨棄十萬荊州父老而去,倉皇逃命。《九州春秋》記載,龐統勸劉備取益州時,他先是大言炎炎:“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當龐統再進一步勸說“今日不取,終爲人利”之後,他立即撕下仁義道德的面具,反攻劉璋,直逼成都。一路捷報頻傳,劉備高興之極,“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這時,連建議奪取益州的主謀龐統都看不下去了,說:“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此時的劉備哪有半點仁義君子的風範與作派?!
孫權在守成中進取,其性格特徵是中性的——寬威並濟,和諧持重。
孫策在臨終前對他時年19歲的弟弟孫權的評價是:“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歷史證明,孫策的評價言之過早,無論是保江東也好,與天下爭衡也好,孫權都不在孫策之下。孫權承父兄之業而據有江東,雖是守成之君,但他的能力素質乃至歷史功業與曹操、劉備相比,並不遜色,以至於比他大27歲的曹操無限感慨:“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的能力素質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能文能武。孫權比較好學,他說自己“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他雖然沒有象曹操一樣“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佳句傳世,但諸多言談之中,無不顯露出其深厚的文史底蘊。他喜歡用兩漢歷史人物類比身邊諸大臣,還勸戒呂蒙、蔣飲等青年將領要抓緊時間讀書,提高綜合素質。孫權帶兵打仗在歷代君王當中,也是比較強的。《三國志》記載孫權喜歡遊獵,特別喜歡與虎爲敵,在38歲時,他“親乘馬射虎於堎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孫權騎射術非常好,史料對此沒有正面描寫,但《獻帝春秋》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孫權徵合肥的時候,被張遼襲擊,險象環生,差點被俘。“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孫權被久經沙場的魏國大將稱讚“善射”,可見其箭術不差。
二是能統能分。孫權主政江東時的形勢是比較危急的,《三國志》介紹:“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面對複雜形勢,孫權一方面尊重和信用父兄時代的老臣,“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另一方面不斷培養、發現年少才俊爲其所用,“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很快穩定局面。尤其是在八年之後取得赤壁大戰的勝利後,孫權在東吳一言九鼎的核心領導地位從未動搖過,甚至發展到後期的恣意妄爲、果於殺戮。與此同時,孫權也能放手讓將帥發揮主觀能動性。赤壁之戰中,他對周瑜充分授權,夷陵之戰時對後起之秀陸遜更是信任有加。史載:劉備死後,吳蜀關係緩和,爲了提高工作效率,孫權專門刻了個自己的官印放在陸遜處,“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如此信任,如此放權,確屬難得。
三是能伸能屈。總體上看,孫權是一個比較強硬的人,其個性張揚的一面俯拾皆是:比如,他在歡宴時親自給大家行酒,虞翻假醉不喝,他非常生氣,“手劍欲擊之”。孫權對張昭赤壁之戰前主降一直耿耿於懷,不但至死沒讓張昭當過丞相,在矛盾最激化的時候,孫權甚至拔刀相向,“土塞其門”,進而“燒其門”——對張昭這樣的兩朝元老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不待言。但在歷史上,孫權的忍術也很出名。陳壽評價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這主要是指他“不遑外御,卑詞魏氏”——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攻濡須不成,“引軍還”。孫權爲了爭取和平的外部環境,主動“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尤其是在“白衣渡江”,襲取荊州後,爲了避免兩面受敵,孫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勸曹操稱帝。夷陵之戰爆發前,孫權積極開展外交斡旋,向曹丕“遣使稱臣,卑辭奉章,並送于禁等還”;曹丕要求上貢明珠、象牙等寶物,孫權也有求必應。對於劉備,孫權先是“遣使求和於漢”,“先主盛怒不許”,之後,他任用陸遜火燒劉備連營七百里。大勝之後,孫權又主動“遺使請和”——見好就收,給劉備一個臺階下,同時搞好與魏蜀兩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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