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紅樓夢說的是“明珠家事”嗎？

《紅樓夢》第一回“元宵節家家放花燈，因小解英蓮失蹤影”中的場景。《紅樓夢》中說這個孩子是“有命無運累及爹孃”，黃一農考證，甄英蓮的“英”其實暗指“英親王”阿濟格

作爲一匹研究“紅學”的超級黑馬，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教授堪稱學術界的傳奇人物， 他在198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後，1987年突然改行研究歷史。2010年，已在中國科技史和中外交通史頗有建樹的他又開始踏足紅學領域。他認爲很多人都說《紅樓夢》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本小說，有這麼多人關心它，卻理不清它的歷史背景。作爲一個歷史工作者，黃一農認爲自己應該嘗試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他說，當時對《紅樓夢》的認識僅僅是高中生水平，而到2014年底，其研究紅學的專著《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已在臺灣出版。談到他的紅學研究，他說：“我並不是純粹研究《紅樓夢》。我的研究是爲了讓紅學與清史‘對話’”，“撇開《紅樓夢》不談，我講的東西就是真實發生在那個時代的故事，我研究的是真實的歷史。”

余英時先生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說過，紅學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有些試圖指實歷史與小說彼此關係的努力，遂出現各說各話的解釋空間，而一些“新索隱派”亦得以用獵奇的方式吸引一般大衆的關注。紅學家劉夢溪曾說：“最能體現紅學特殊意義的兩個紅學派別，索隱派終結了，考據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滾來滾去，都變成了死結。”並指出“在新材料發現之前，紅學的困局難以改變”，且悲觀地稱“我認爲百年紅學正在走向衰落”。但隨着近年大數據的出現，相關文獻的發掘正邁向一個嶄新的局面。黃一農教授就利用其“e考據”的研究方法，大膽進軍從未觸碰過的紅學領域，竟破獲了困擾紅學大師和衆多紅迷已久的一樁樁懸案。有人認爲“e考據”就是倡議年輕一代在網上搞科研，其實不然，黃一農強調，傳統方法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一分一毫都不能輕視，都要做到最紮實。然後再結合電子資料庫給我們的方便。真正厲害的“e考據”是你要有問題意識，你要問什麼問題，去把間接的答案找出來，用間接的答案堆在一起來論證你的觀點。

清楊鵬秋所繪納蘭成德像，一代詞人納蘭成德是曹寅的好友，亦有姻親關係，有人說他是賈寶玉的原型

“元妃省親”有原型

黃一農說：“曹雪芹寫《紅樓夢》不會從零開始，作爲一個一流的作家，曹雪芹很敏銳地利用這些第一手的材料，把它們放到書裏。”“元妃省親”作爲全書的高潮之一，曹雪芹抓住這一大關節，濃墨重彩，細緻描繪了省親的盛況。例如：

一時，有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來了”，各按方向站住……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

很多史學家都認爲省親的故事純屬虛構，因爲古代的妃子是不能離開後宮，更不可能回鄉省親的，因爲這牽扯到皇室血脈純正與否的問題。但如此之多的細節描寫，黃一農認爲，這一定有原型參照，不然曹雪芹不可能寫出如此精細的文字。在同治皇帝大婚檔案中，太監也是邊跑邊拍。進一步考證，唐詩詞中就有“拍手可以引鳳”的說法，代表嬪妃來了。再查《大清會典》和《皇朝禮器圖式》，可知“曲柄七鳳黃金傘”爲“金黃緞黃裏繡綵鳳七曲柄爲木質塗金龍首一徑一尺八寸”，是貴妃儀仗用品。康雍時期儀仗所用的曲柄蓋傘是在紅緞上繡七鳳。乾隆十年(1745年)諭旨將紅緞改爲金黃緞。黃一農說：“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記載，甚至可以推出元妃省親的故事應該是在乾隆十年之後完成的，小說中的‘曲柄七鳳黃金傘’與典籍記載的名稱一字不差，這肯定不是憑空寫出來的。”

甲戌本有脂批：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既然脂批有此一說，黃一農又千方百計去找南巡有關的檔案。他從“省親”查起，終於查到第一位回家省親的妃子是康熙帝極爲寵愛的王氏。王氏共爲康熙生了十五、十六、十八三位皇子，其中十八皇子胤祄8歲夭亡，被葬在景陵，是唯一一位與父母同陵的皇子，可見康熙對他的疼愛。即使如此，漢族女子王氏直到十五皇子25歲時才被冊封爲位階很低的“密嬪”，到雍正時才被尊封爲“密妃”，乾隆時再封爲“密太妃”。當然，王氏獲准省親也並非如《紅樓夢》中的元妃在青春年少時，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帝剛登基時，密太妃王氏與另一位太妃陳氏獲准省親。此外，她還曾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隨皇帝南巡時，在蘇州覓得已斷絕音信二十年的父母。

至於脂批中“借省親事寫南巡”，黃一農認爲，這同時也爲曹家被抄“辯冤”，小說中即曾隱約提及康熙南巡導致接駕者的鉅額虧空，作者在第十六回借趙嬤嬤之口說：“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第五十三回也透過賈珍之口曰：“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精窮了。”康熙帝也因此自言：“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黃一農認爲密太妃王氏的生平與《紅樓夢》有諸多隱約的對應。密太妃以前朝後妃身份省親，小說中是當朝元妃省親。密妃父王國正的首尾二字，恰同於元妃之母姓(王夫人)與父名(賈政)的合體;林黛玉因避母賈敏名諱，將“敏”念成“密”;小說六十三回中稱探春：“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此處將貴妃元春寫成王妃，全書僅一次，是否暗指密妃王氏……密太妃省親以及時隔20多年尋回父母，都非尋常事。作家把現實的各種元素拆解在小說中，隱約可見王氏是重要原型。

曹雪芹又如何知道王氏的故事? 曹寅祖父振彥是阿濟格的包衣，且是王府長史。阿濟格五女又嫁明珠，是成德和揆敘的生母。曹寅和成德關係密切。揆敘和密妃的兒子胤禑、胤祿都在南巡隊伍中，應會在江寧與曹寅家有密切往來。另外，蘇州織造李煦家與江寧織造曹寅家在康熙最後四次南巡時均曾接駕，曹寅之妻又是李煦族妹，王氏在江南找到父母的喜事很可能傳遍兩家，曹雪芹很可能從家族長輩中聽說王氏的故事。

小說是“明珠家事”嗎?

通過對省親歷史原型的追索，黃一農發現，密氏王妃之孫弘慶的嫡福晉乃明珠次子揆敘的孫女，由此他隱約感覺納蘭家與小說間有些前所未知的“遺失環節”，遂全力嘗試去梳理其家的世系與生平資料。

康熙朝曾任大學士的明珠，是納蘭氏從來歷官最高者，而其長子在清代文學史上聲名顯赫，被王國維譽爲“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時人云，“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但學界迄今對此子姓名之稱謂仍莫衷一是，對改名之緣由與變化亦解讀紛然。黃一農在細探滿漢文獻後，認爲明珠長子cengde之漢名原取作同音之“成德”，後因敬避太子胤礽滿名in ceng之嫌名，而自發地將滿名改作singde。雖許多漢文本官書曾出現“性德”、“星德”或“興德”等譯名，然成德與漢人往還時，仍保留原漢名未易，並以“成”作爲漢姓。所以其稱謂應爲“納蘭成德”。納蘭成德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張純修三位旗人都對漢文化中的金石書畫、詩詞吟詠有濃厚興趣而互相引爲好友並時相往還。

《紅樓夢》第七十回“衆姐妹走訪稻香村，改海棠社爲桃花社”中的場景。選自清代孫溫繪《全本紅樓夢》圖冊。納蘭家女性浸潤在詩書氛圍中，出了不止一位閨閣詩人，頗與大觀園裏吟詩結社相對應

納蘭明珠有成德、揆敘、揆方三子。康熙朝時，揆方兒子永福和永壽被併入揆敘家，揆方這支就沒了。揆敘家曾捲入康熙朝的奪嫡之爭，後在政治上受難。雍正又把永福的一子二女給了永壽，所以永福這支也沒了，永壽過世後，只育有四女的守寡長媳關思柏便撫養着這些子女，他們家的“大觀園”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一樣，也六女一男。這種情景使黃一農極其好奇納蘭六姊妹的配偶是否與曹雪芹有所交往，他最早查到的有兩位，一位嫁給密太妃嫡孫弘慶，一位被選爲乾隆帝的貴人，後封舒妃。但他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推論傅恆亦與弘慶、弘曆爲連襟之後，就遭遇瓶頸。2012年8月，他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第一屆“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習營時，沒想到其中一組學員竟然在結束前兩天找到納蘭諸姊妹的另一位連襟：曹雪芹的二表哥福秀。其後他在網上發現有人在提到他的論文《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所找出的四位外，努爾哈赤第七子阿巴泰裔孫希布禪(阿巴泰一家的政治取向也多與胤禛相左)亦娶納蘭氏。也就是說，納蘭六姊妹當中已知有四人嫁宗室，一人嫁乾隆朝皇后之親弟(傅恆)，狀況不明的就只剩一人。

由此，黃一農決定鼓足勇氣，碰運氣逐頁去翻查全世界最大部頭且尚未電子化的《愛新覺羅家譜》，在歷經幾個日夜的努力後，終於在努爾哈赤次子代善支讀到其裔孫永的嫡妻即納蘭家的小妹，而這位姑爺竟然又是曹雪芹至交敦誠的長年好友!可以想見，這個發現帶給他的那份驚喜，在《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一書的後記裏，黃一農寫道：“當晚我開了瓶最近迷上的德國Riesling(雷司令)白酒慶祝，吾妻文仙則多炒了盤我愛吃的三杯小卷，換聽我這位纔剛穿越乾隆朝回來的紅迷，娓娓閒話納蘭家事。”

納蘭家女性浸潤在這樣的詩書氛圍中，出了不止一位閨閣詩人。永壽之姑留有詩集《繡餘詩稿》。納蘭家在康熙朝就請了很多家庭教師，關思柏請了一名叫宮淡亭的女傅，專門教這六個女孩，而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黃一農還查到了宮淡亭和關思柏的傳世詩集。這與小說裏時常吟詩結社的氛圍也是對應的。而上述和曹家有關聯的家族都是清初政治鬥爭中的受難方，所以《紅樓夢》在最初抄本流傳的時期，幾乎都是曹雪芹交遊圈經歷相似的落難者們在讀，所寫脂批其實抒發了家族被打壓的憤懣心情，他們閱讀小說的心情恐怕是今人難以體會的。

瞭解了曹家與納蘭、富察兩氏錯綜複雜的關係，而曾長期擔任阿濟格王府長史的曹振彥，更是看着明珠之妻(阿濟格第五女)從小長大，這些新事證若置於紅學的脈絡中，將令人不能不對乾隆末年既已出現的“明珠家事說”和“傅恆家事說”有一全新思維。

據曾國藩的親近幕僚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記載：“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爲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爲明珠遺事。”

若乾隆帝確曾看過《紅樓夢》，則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小說中元妃省親之情節，與己所頒允許太妃出宮歸省之恩詔間的強烈相似性，並從所納舒妃之家事，體會到入住大觀園的衆角色。所以他若在讀過這本小說後稱“此蓋爲明珠家事作也”，實可以理解。

黃一農認爲，《紅樓夢》這篇小說的精彩之處就在於很多細節，這些都不是人的腦袋可以創造出來的。若將清前期一些新發現之相關史事置於紅學的脈絡中，將令人不能不合理懷疑這本小說曾採擷明珠家及其姻親家一些人物的特殊事蹟作爲創作元素，其所引發的聯想或共鳴，就是早期讀者所主張“明珠家事說”和“傅恆家事說”的濫觴。但是，第一流的作家不可能照着歷史，把某一個家族的事情一一對照着寫成小說，那是一個笨作家。好的作家是把幾個人的性格糅合在一起成爲一個人物，把許多精彩的歷史事件融合到一起。所以，黃一農說：“將此等虛擬小說與現實世界具體比附並對號入座的做法，不應是我們對一位傑出作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