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紙落去四宰執”,北宋宰相韓琦這個操作難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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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將赴任舒州的韓琦,被一紙調令留在京城,任右司諫。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次年,景祐三年河東地震死傷萬餘、西夏元昊侵佔邊境諸州建立西夏國。
這兩件事,讓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河東地震預示着上天的懲罰,視爲不祥之兆。西夏元昊建國,脫離宋朝屬國身份,且侵佔邊境十餘州境,西北地區很可能,再次進入兵戈時期。
在此背景下,以韓琦、宋祁爲首的“少壯派”士大夫政治集團,紛紛上疏發表自己的意見,抨擊時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張。同時他們在河東地震這一天災人禍上大作文章。認爲宋王朝腐朽無能的“當權者”觸怒了上天,主宰人間萬物的“天”才降災於民,以警告“當權者”。
何謂“當權者”?肯定不能直接指責皇帝,那就只能宰相“背鍋”。寶元元年韓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責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應對災情不利,對西北邊事更是束手無策。斥責其“坐付庸臣恣其毀壞”。
仁宗皇帝見疏,於同日罷去四人職位。此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也是韓琦一生的高光時刻。
其實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及其制度建設,發展過程很是耐人尋味。這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政治事件。同時,也是北宋仁宗朝“君、宰、諫”三方博弈,此消彼長的初始縮影,更是北宋“”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
“片紙落去四宰執”,這個操作難度有多高?我們可以參照明朝沈煉以“十罪疏”彈劾首輔嚴嵩,被處以杖刑,謫居保安州爲民,後被嚴嵩迫害致死。
這種事情做起來是有一定危險性的,如果走鋼絲,稍一閃失就會粉身碎骨。雖然宋朝較比明朝要溫柔了很多,不至當衆庭杖,但是把你貶謫出京,未必不行。
那麼,爲何在宋朝,作爲言官的韓琦,可以同時彈劾掉朝廷的四名宰執,並且自己還能全身而退。如此高難度的操作,卻能在輕描淡寫中完成?
韓琦時任右司諫,屬“臺諫”官員,有監督百官之權,諫議皇帝之責。屬七品官。王、陳、韓、石四位都是位列宰執,雖說韓琦有諫言之權,但是一次性彈劾四位宰執,於國非益。
況且,仁宗皇帝不可能僅憑韓琦一封奏疏就罷黜了四名宰執。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核心代表就是文官一把手的宰相。如果貿然罷黜四名宰相,由皇帝來充當宰相的角色,以皇帝自己的行政事務處理能力,是不足以應對繁雜的政務。
可以想見,在寶元元年的某一天,韓琦以“少壯派”士大夫的身份入宮覲見仁宗。時值內憂外患之際,王、陳、韓、石均無宰執之才,仁宗皇帝欲罷黜,但又礙於祖宗之法,無故不得隨意罷黜宰執。故而與韓琦商議,由韓琦上疏彈劾四位宰執,久居高位無有建樹,繼而罷黜。
按照常理度之,即使皇帝有意罷黜宰相,但僅憑右司諫韓琦的一封奏疏,就在同日罷免四位,這也不符合正常的古代政治內部的監察流程。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必要說下仁宗年間的“臺諫”制度。
何謂“臺諫”,官方解釋:“宋朝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與監察御史掌糾彈,通稱爲臺官,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正言掌規諫,通稱諫官,由於二者職責相近,故合稱臺諫”。
通俗解釋就是:御史與諫官的結合體,專司監察百官、諫言皇帝之職,屬於古代官僚系統內部的監察機構,即所謂“言官”
“臺諫”制度的發展以仁宗朝最爲關鍵和典型。 因而有“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時則重;在國初則爲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爲振職”之說。
仁宗朝初期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臺諫屢次進言要求太后還政,這些言事基本上全遭到太后的壓制。
此後仁宗親政後,又經歷呂夷簡時期,呂夷簡執政期間一權獨大,壓制“臺諫”,致使“臺諫”在當時的地位很低,更是無法行使職權。
直到仁宗慶曆年間,在以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大臣上臺執政後,“臺諫”得到執政者與當權者的大力支持,敢言之氣得以培育,並形成了能與宰執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仁宗在罷呂夷簡後,擺脫了政治上的羈絆勢力,“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員”,先後任命王素、歐陽修、蔡襄、餘靖爲諫官。且嚴令“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現任輔臣所薦之人”。直接拿掉了宰執對於臺諫官的任命之權。使臺諫擺脫了官僚集團的控制。
仁宗對於臺諫可謂優待到了極點,餘靖進言時;“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雲:“被一身臭汗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然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仁宗依然是對臺諫的諫言基本上都能採納,有時甚至是“惟言官是聽”,凡是被臺諫所攻擊者少有不罷黜者。
仁宗朝的夏竦、呂夷簡、文彥博、范仲淹均遭到臺諫的彈劾,繼而免職或貶謫。
因而也就不難知道,爲何韓琦能夠“片紙落去四宰執”,這其中不僅有着皇權的支持,臺諫機構的日益壯大。也因爲宰執集團的日趨龐大,甚至到了逐漸壓制皇權的地步。
因而,皇權集團要儘快扶植能夠替代皇權與之抗衡的勢力。言官顯然是最適合的,在經歷了仁宗的“臺諫”制度改革後,言官集團不僅掌握了話語權和監督權。
同時,不再受制於中樞機構,擺脫了執政集團的制約,逐漸成爲能與宰執抗衡的新勢力。
有時候皇帝過於支持也未必就是好事,當仁宗過分的依賴“臺諫”機構,那麼制度在發展的過程中,很可能會違背設立者的初衷。歐陽修曾言:“即使臺諫有時風聞不實,也予以優容,苟有罷黜,則被其所劾者也不免。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在言官的個人待遇方面,“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餘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在仁宗的支持下,“臺諫”這一原本僅是監察官的職權無限放大,甚至已經開始干預朝廷中樞的決策。蘇軾就臺諫曾言:“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新科進士汪輔之責問富弼:“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答。”
範鎮曾言:“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院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而已”。作爲文官集團的一把手,竟然要遵從臺諫的旨意行事。且臺諫不過專司彈劾稽查之事,卻無形中因爲皇權的支持,而越俎代庖,插手政府行政事務,這顯然是違背了仁宗大力提升臺諫的初衷。
當“臺諫”結構隨着自身勢力的日益龐大,其成員逐漸參差不齊,其上書言事的對象和原因便逐漸發生偏移。劉沆就說:“自慶曆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
設立臺諫的目的是:“司君上之過, 糾臣下之罪”而非以他人之微末過失,大肆彈劾。仁宗朝後期出現“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的情形。
當“管閒事”已經管到皇帝頭上了,仁宗感覺到“臺諫”的路好像走歪了。很快,仁宗見臺諫之風日益猖獗,故而下詔:“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劾,違者罪之。”
然而當“臺諫”成爲一種新的政治勢力之後,皇權想通過一紙詔書而停止其運作,已經不可能了,自仁宗朝始,隨着“臺諫”之風愈刮愈烈,逐漸淪爲黨爭的“黑手”。朝臣以上書言事爲由,互爲攻訐。“臺諫”制度全然沒有了監察百官的作用。
然而,向來注重“祖宗之法”的宋朝君臣,將這一風氣代代相傳,經過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以後,更是成妖邪之風,席捲朝堂,直至宋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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