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特·凱塞林的審判演講 凱塞林的演講內容是什麼

關於審訊程序，一位英國審判官曾作如下的評述：“一切在英國和德國有正義感的人士應對這一法庭進行批評，是奉英王陛下所組成的審判最不合理的一個法庭.”所有在威尼斯這一法庭上的人都注意傾聽凱塞林的“審判演講”。

凱塞林說：在受審以前，我曾站在切維亞一里米尼德國英雄墓地我的6000個忠勇官兵墳墓的前面.我在默默地悼念他們，並要在這每一個德國人都被視爲是罪犯的時刻，來爲我的官兵和德國指揮當局而辯護。這就堅定了我的決心，要爲我自己來辯護，並要忍受幾個月的苦難和俘虜生活，以及長期和複雜的審判程序。我身爲一個德軍的高級指揮官，負有責任來在這一審判程序中指明出來，在德軍官兵中也有一種高度的道德性，在那些悲痛的母親和孩子們的心目中，也知道爲國犧牲是有其高尚意義的，或者也容易引起各民族間的同情。

我下的命令，只能由我個人負責。如果我在當指揮官和做人的立場做錯了事，那麼一切後果由我擔當。但我絕不承認單方面只爲德國人所採用的刑法，而這種刑法是和一般所公認的法律要發生相反的效果的。我也絕不承認兩種法律還算公理，而國際刑法的缺點還能發生刑罰的效果。

我知道，裁判也要受到政治的約束。我應該諒解這種事實,但是我要提出下面的說明：許多德國人和外國人在做人、人格和做軍官等方面，都是值得我欽佩的。基於我的良心，我願把我的軍事作爲交給歷史的研究家去評判.基於我的良心，我也願意在我的上帝面前接受審判。我的家隨時都在迎接他的光臨.

我是一個作戰的軍人，我也毫不屈服地期待着各位作戰軍人的審判。不論結果如何，我將知道如何去承受，我已經長時間在被極端輕蔑的狀況下學會如何在我的痛苦中高高地站起來。

1947年5月6日，凱塞林被判處槍決。這一判決沒有執行，因爲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認爲量刑過重，並立刻展開斡旋。此時已經擔任加拿大總督的亞歷山大元帥發電報給英國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表示他希望能給凱塞林減刑。“作爲他在戰場上的老對手，”他寫道，“我對他毫無怨言。凱塞林和他的士兵們跟我們打得很慘烈，但是也很乾淨。”早在1943年時，亞歷山大就曾表示欣賞凱塞林的指揮能力。在他1961年的回憶錄中，亞歷山大稱讚凱塞林說，“雖然錯誤的情報將凱塞林引入絕境，但他卻展現了驚人的能力，擺脫了困境”。無獨有偶，在意大利戰役中指揮英國第8集團軍的英軍中將奧利佛·裏瑟(Oliver Leese)爵士也表達了對凱塞林的同情。在1947年5月的一次採訪中，裏瑟表示他對凱塞林的遭遇感到十分難過，認爲凱塞林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光明正大地進行戰鬥”。他認爲強加於凱塞林之上的“勝利者的裁決”是令人失望的。曾因在安齊奧的卓越表現而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代利勒子爵(Viscount De L'Isle)則把此事提交到英國上議院討論。

意大利政府很乾脆地拒絕了死刑，理由是意大利已經在1944年廢除了死刑，並視其爲墨索里尼法西斯統治的遺物。英國政府對意大利的態度感到十分失望，因爲英國之所以如此判決，部分原因就是爲了迎合意大利公衆的期望。英國戰爭辦公室告訴在1946年接替亞歷山大擔任地中海英軍總司令的約翰·哈丁爵士(Sir John Harding)不要再宣判死刑，已經宣判的死刑也應當獲得減刑。因此，哈丁在1947年7月4日改判馬肯森、邁爾策和凱塞林終身監禁。邁爾策在1952年2月死於獄中，而馬肯森的刑期被減到21年，隨後於1952年10月出獄。1947年5月，凱塞林從靠近威尼斯的梅斯特雷監獄轉移到奧地利的沃爾夫斯貝格。1947年10月，他又被轉移到德國威斯特法倫的韋爾監獄。在沃爾夫斯貝格服刑期間，曾有一名黨衛軍上校提出帶凱塞林一起越獄。凱塞林拒絕了他，因爲他認爲如果越獄，就意味着他承認自己有罪。其他納粹高官則設法逃離了沃爾夫斯貝格，前往南美或敘利亞避難。

在服刑期間，凱塞林重拾被美軍俘虜時的舊任務，繼續爲美國陸軍歷史研究部門撰寫戰史。1946年，在弗朗茲·哈爾德大將的統籌下，凱塞林所寫的部分與哥特哈德·海因裏希、海因茨·古德里安、洛塔爾·倫杜利克、哈索·馮·曼陀菲爾和格奧爾格·馮·屈希勒所寫的部分一起編成了研究二戰歷史的重要史料。凱塞林貢獻了有關意大利和北非戰事的史料，並回憶了當時德國高層面對的問題。凱塞林還悄悄地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回憶錄手稿由其養子萊納的生母伊姆加德·霍恩-凱塞林從獄中帶出，並在家打印出來。

在英國，由莫里斯·漢基男爵牽頭，代利勒子爵、理查德·斯托克斯、亞歷山大元帥、海軍元帥威廉·亨利·杜德利·博伊爾伯爵、軍史研究者B·H·李德·哈特和約翰·弗雷德裏克·查爾斯·富勒等人組成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團體，爭取讓凱塞林出獄。與該團體有着密切聯繫的丘吉爾在於1951年重獲首相之位後，很快把釋放尚在英國關押的戰犯提上了議事日程。

與此同時，在德國，釋放戰犯成了一個政治問題。隨着西德於1949年成立以及冷戰的開始，德國軍隊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種形式重生，因而出現了赦免戰犯的呼聲，要求讓他們協助德國重整軍備，參加西方國家的聯盟。在德國，媒體呼聲日益高漲，如《西德意志彙報》(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刊載了對凱塞林夫人的採訪，《亮點》週刊則刊載了一系列名爲“正義，而不是開恩”的關於凱塞林和馮·曼施坦因的報道。1952年，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宣稱，如果要讓德國加入歐洲防務共同體，就需要先釋放德國的軍事人員。英國政府肩上的壓力與日俱增。

1952年7月，凱塞林被查出患有喉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每天抽二十支雪茄，但他已經在1925年戒菸。雖然英國人對這一診斷結果懷有疑問，但他們認爲，如果凱塞林像邁爾策一樣死在獄中，將給英國的公共關係帶來災難性影響。因此，凱塞林在警衛陪同下送往醫院就診。1952年10月，凱塞林因健康原因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