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楊廣被抹黑 “弒父淫母”爲無稽之談

楊廣“弒父淫母”，千百年來史學界頗具爭議。指控楊廣“弒父淫母”的始作俑者是祖君彥。大業十三年(617年)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州文》，列舉了楊廣十大罪狀，以弒父爲首，淫母次之。此後，一些史籍相繼沿襲或附會，野史中更是誇大其詞、衆說紛紜。值此隋煬帝陵在揚州蜀岡曹莊的發現及隋煬帝陵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之時，對隋煬帝楊廣的歷史評價和功過是非再次引起海內外華人的熱議，讓我們驅散籠罩在楊廣身上的陣陣陰霾，還他一個公道。

檄文之罵

隋末農民起義瓦崗軍的後期領袖李密(582-619)，字法主，京兆長安人，祖籍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南)，父爲隋柱國、蒲山郡公。李密襲父爵，爲侍從官。大業初年，稱病自免官，閉戶讀書。大業九年(613年)參與楊玄感於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起兵反隋。玄感敗，李密逃亡。十二年(616年)，投入翟讓的瓦崗軍。在李密攻打滎陽之時，魏徵爲其寫過一篇檄文，題目是《爲李密檄滎陽太守郇王慶書》，這位以“兼聽則明，偏信則闇”而聞名天下的魏徵，是這樣抨擊隋煬帝的：

“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璇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王之昏主，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及諒，鹹磬甸師，況及族類爲非，何能自保……”

文中所指沉、閼即實沉與閼伯，相傳爲帝嚳的兩個兒子。實沉與其兄閼伯不和，時動干戈。此外，甸師爲天官之一，同姓王罪當刑者，由甸師斷獄。公族有死罪，由甸人施磬，“磬”，即懸縊殺之。通篇並未有弒父淫母之說。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爲李密所得。李密敬重他，軍書羽檄，皆出他手。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州文》，作於李密攻取洛口倉後進軍洛州(現洛陽市東北)的前夕。檄文如是說：

“……隋氏往因週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幹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其罪一。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敤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鹹貯金屋……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

人們可以從魏徵與祖君彥兩篇同爲李密所寫的檄文中看出差異。魏徵抨擊隋煬帝，以事實爲依據，不信口雌黃：如“剝削生民，塗炭天下”、“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閼”等。而祖君彥“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四句，後人解讀爲“弒父”。 從語氣上來看，是順勢而下，似乎“侍疾禁中”，便必定會產生“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的結果。其中“梟獍”一詞，梟爲惡鳥，生而食母;獍爲惡獸，生而食父。在這篇檄文中，祖君彥還說楊廣弒父的手段是用鴆毒，也就是喝的毒酒。

這第二條罪狀，且不說被史書中盛讚爲“質邁寒鬆”的蘭陵公主有多剛烈，說她以“逼幸告終”是多麼可鄙，其“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鹹貯金屋。”則被後人渲染爲“淫母”。

祖君彥如此詛咒、謾罵隋煬帝，有什麼依據呢?縱觀祖君彥的履歷，他在隋朝只是一個九品書佐，代理過宿城縣令，後又遷至山東東平郡，遠離宮闈，說祖君彥是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過楊廣弒父淫母的事，是無稽之談。那麼，祖君彥爲何誣陷楊廣呢?一切還得從他的家世及個人經歷談起。

祖君彥(?-618年)，范陽人。容貌短小，博學強記，言辭訥澀。其父原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是一個權傾朝野卻缺乏德行的人。祖珽在朝中狼狽爲奸，陷害忠良。北周名將韋孝寬屢與斛律光交戰皆不能獲勝，知道後主高緯昏庸，又聽說斛律光與祖珽等權臣有隙，便製造了斛律光篡位的謠言，編成兒歌，在北齊都城鄴城歌唱，說“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叫人上奏給北齊後主高緯。高緯向祖珽問起這件事。祖珽便解釋說：“百升，就是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小字;盲老公就是講我(祖珽是雙眼瞎);多嘴的老母，是指高緯的乳母、當時北齊宮中最有權勢的女人陸令萱。斛律一家累世爲大將，歌謠所說的，確實使人害怕。”武平三年(572年)六月，高緯假賞給斛律光駿馬一匹，約其第二天遊觀東山，誘到宮中，將其殺害，時年58歲，並以謀反罪盡滅其族。高緯自毀棟樑，周武帝滅了北齊。

隋文帝楊堅當時是北周的大臣，十分清楚此事的內幕。在內史侍郎薛道衡向楊堅推薦祖君彥時，文帝便說：“是那個殺斛律明月的祖珽家的兒子吧?朕不用。”到了煬帝當政，尤忌名士，遂將祖君彥調至山東東平書佐，祖君彥自以爲懷才不遇，常憤憤不平、胡思亂想。

大業十三年(617年)，瓦崗軍攻取洛口倉，煬帝特詔王世充發兵以拒李密。及李密敗，王世充見到祖君彥，當面責問：“你爲李密罵朝廷罵夠了吧!今日被擒，還有何顏面?”君彥回答：“並非出自於本意，只是各爲其主，並不慚愧!”王世充見祖君彥嘴硬，將祖君彥一頓暴打，祖君彥筋疲力倦昏倒於樹下，此時的王世充已有叛隋之心，見祖君彥的如此慘狀，頓生一絲悔意，命手下醫官許惠照看一下，待其甦醒。不料，郎將王拔柱搶先一步說：“這種搖筆桿的書生，死有餘辜!”說着用腳“蹴”(踢、踏)其心，祖君彥當即死去。過後又將屍體拖到西近洛陽的偃師，以示羞辱。

弒父之疑

隋文帝楊堅是否被弒，其彌留之際的情況至關重要，《隋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鉅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初十日)，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庶藉百僚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七月初十，文帝的病日益加重，召百官入宮“訣別”，與百官“握手歔欷”。《隋書·何稠傳》還記載了文帝臨終前對何稠說：“以前，你曾安葬過獨孤皇后，今我死，宜好安置。我講此話，還有什麼益處呢?只是經常想到獨孤皇后，難以忘懷。倘若皇后魂靈有知，我與她當相見於地下。”說着說着，又招手讓太子近前，摟着楊廣的頸項說：“何稠用心，辦好我所託付的後事，你要依據辦事的情況，與何稠共同商量處理。”由此可見，楊堅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過程，特別是臨終前的七月初十到十三的三天時間，史書都有明確記載。文帝的死是從容、安詳的。這些細節流露出了這對皇家父子少見的真摯的情感。

還有一個小故事。文帝臨崩時跟楊廣說：“章仇太翼，非常人也。有先見之明，前言後事，未嘗不中。當初吾欲臨幸仁壽宮養病，太翼諫阻，吾不聽。太翼再三奏曰：‘臣豈敢矯飾其詞，但恐是此去，皇上鑾駕將不得回返。’吾大怒，將其拿下，關押在長安獄，並言明若到返還之日當即處斬。如今，果然患病不起。你應當釋放他了。” 隋煬帝即位後，對章仇太翼更爲器重。曾對其說：“卿姓章仇，四嶽之胄，與盧同源。賜姓盧氏。”後世多稱章仇太翼爲盧太翼。

《隋書·煬帝本紀》中的記載更爲簡潔：“(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幷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

矛盾之章

《隋書》紀傳部分，由魏徵主編，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隋書》的修史水平是較高的。主要是因爲修史當時離亡隋時間較近，當時還存有數十卷《開皇起居注》等。參與撰寫者均是當朝文章翹楚。據劉知幾《史通》說，參與撰寫《隋書》還有顏師古、孔穎達等和于志寧、李淳風諸人。由於各自的經歷、學識以及觀察問題的立場不同，對同一件事的表達方式、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也就出現了序論與列傳說法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章節。比如，《隋書·后妃列傳》與《隋書·楊素傳》中就出現了楊廣“淫母弒父”的情節。楊廣調戲宣華夫人是引發“弒父”的導火線。有以下幾個疑點：

昔日楊廣在藩，行奪宗之計，以宣華夫人爲內助，且頗得力。煬帝與宣華夫人關係密切、感情也深。宣華夫人死後，煬帝曾作《神傷賦》。既然如此，宣華夫人就不可能在此關鍵時刻，到一個行將就木的隋文帝面前告楊廣的狀。這是一。其次，宣華夫人起身更衣，當有宮女侍候。一向以“矯情飾貌”著稱的楊廣不會在此時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再次，楊廣與宣華夫人、容華夫人的豔史在後人看來具有太多荒淫之處，但在當時卻很平常。因爲隋皇室的祖先是鮮卑化的漢人，多與鮮卑人通婚。鮮卑的婚姻制度大體上保留了及父兄死，後母與嫂從子弟配等風俗。隋唐皇室中多有行鮮卑人以繼母爲妻、以寡嫂爲妻的婚俗事例。朱熹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隋唐文化本爲一體，此說同樣可以解釋隋朝的諸多“亂倫”事件。

煬帝正說

檄文是一種軍事文告，是出征前的戰書。劉勰在《文心雕龍·檄移第二十》中稱：“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之或違之者也。”所有文檄，皆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捉刀代筆。在構思和遣詞造句上以壓倒一切的氣勢和鏗鏘有力筆調爲主，不像志書以事實準確爲前提，說一些以偏既全、捕風捉影的事也在所難免。所有這些均與執筆者的品格與修養相關。祖君彥可以罔顧事實，編造楊廣弒父淫母的罪狀，生活在同樣兵荒馬亂環境中的魏徵卻做不到，魏徵不說妄話。

再比照一下另一篇著名的檄文，也就是駱賓王所撰著名的《討武曌檄》，文中指責武則天“殺姊屠兄，弒君鴆母。”據《舊唐書·外戚傳》載，武則天被冊立爲皇后之後，陸續殺死侄兒武惟良、武懷遠和姊女賀蘭氏。兄武元慶、武元爽也被貶謫而死。但史書中並無武則天謀殺唐高宗和毒死母親的記載，說明“弒君鳩母”是胡亂編造的謊言。

人們也許應該意識到，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州文》言辭精巧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這幾句，也就是成語“罄竹難書”的出處，其影響是難以泯滅的。

《隋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全書貫串了以史爲鑑的思想。魏徵在給唐太宗上書時曾經說過，“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魏徵對亡國之君隋煬帝發出無限感慨：“史臣曰……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慾，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魏徵在這裏又一次以如椽之筆拯救了中國人的歷史良知，也拯救了隋煬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