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的晚清重臣楊昌浚，後世對他有着什麼樣得評價？

封建專制統治制度下的晚清，吏治敗壞，官官相護，愚昧野蠻，嚴刑逼供，草菅人命，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晚清四大奇案冤案之一“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自冤案發生起，看不出大清國的法律有一絲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後處理上，它突然像變戲法似地“公正”起來。正如不少史家揭示的，本案平反昭雪，實際上隱藏着深刻的、尖銳的官場權利鬥爭。當時，曾國藩率領自己的湘軍打敗、鎮壓了太平天國，部屬成爲江南各級政府官員，他們依仗軍功，官員之間相互扶持，相互維護，貪贓枉法，尾大不掉。對於清朝的最高統治者而言，早就想找一個契機來彈壓湘系軍閥的勢力。“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的發生恰巧給慈禧太后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找到了愛新覺羅滿清皇族朝廷壓制湘系軍閥氣焰的撒手鐗。爲該案，據說慈禧一連下了十幾道諭旨。案結，楊乃武與小白菜獲得平反。清廷下諭，革去始作俑者劉錫彤餘杭縣知縣職務，從重發配黑龍江贖罪;杭州知府陳魯、寧波知府邊葆誠、嘉興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恆、龔心潼、錫光等草率定案，予以革職;侍郎胡瑞瀾、巡撫楊昌浚包庇下屬，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職。楊、白一案，朝廷懲治大小官員數十名(也有說近百名)，可謂是震驚朝野，是晚清因爲吏治腐敗處理人員最多的一次。其中封疆大吏，浙江省巡撫楊昌浚作爲造成該冤案的最高地方官因“包庇下屬，玩忽人命”而被革職，當然是罪有應得。但全面考察楊昌浚一生仕途的三起三落，卻是晚清時期一位總體上值得肯定的一代廉吏名臣。

　崛起行伍 官聲不錯

楊昌浚(1826—1897)，字石泉，號鏡涵，又號壺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神童鄉豐樂三十八都(今湖南省婁底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大埠橋街道辦事處宋家村居委會)。他自幼家貧如洗，其父親楊仲明是鄉村的普通手工藝人，楊昌浚9歲喪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楊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館拜羅澤南爲師，學習程朱理學和武藝，並因之而接受了系統的儒家思想包括船山思想的教育。

在楊昌浚的故鄉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咸豐年間，楊昌浚前往京都考試，由於家境貧寒，當時他身上只有鄉鄰湊起來的三吊錢和三個鹹鴨蛋。他一路上省吃儉用，順便爲別人抄寫文書和做苦力。到達京都後還剩一吊錢和一個半鹹鴨蛋。進學後，他將剩下的錢和鴨蛋帶回家中，交給其母親，說以後要以此來教導後人。其父親曾爲他娶鄰居陳翁四歲的女兒爲童養媳。陳氏比他小半歲，幼時兩人一齊放牛砍柴，嬉戲玩樂，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楊昌浚在外讀書學藝時，因其父親常常傭織在外，陳氏便在家充當主要勞動力，下地耕田，蓬頭赤足，好像粗婢一樣。楊昌浚進學後，親族都嫌陳氏配不上他。這時，鄉里一個谷水富商願意以良田十畝銀千兩，及其他豐厚的嫁妝將獨生女兒嫁給他。長期貧困的生活，使楊昌浚的父母心動了，與楊昌浚商議，而他態度堅決，決不拋棄青梅竹馬的陳氏。

成婚之後，楊昌浚一直在外爲官，而陳氏過不慣衙門的生活，便一直住在湘鄉家中。爲了照顧楊昌浚在外的起居生活，陳氏便爲他尋得一女顧氏，前往他的任所。雖然，楊昌浚常年難以見上陳氏一面，然而兩人卻始終相親相愛。不幸的是，陳氏在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便過世了。楊昌浚始終沒有忘記這位貧賤妻子。在陳氏過世後的二十多年裏，楊昌浚雖然曾榮極一時，官居巡撫、總督、兵部尚書，以至加封太子太保銜，卻始終未再續配妻子。翻開幾千年的中華歷史，乃至於今天，能像楊昌浚貴不變心，與貧賤妻子相守終生的，確實至爲罕見。

咸豐元年(1851年)，楊昌浚考中生員。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入湖南，他跟隨羅澤南在籍組織團練。咸豐四年(1854年)夏天，他跟隨羅澤南轉戰湖北;十月，羅澤南率湘軍所部攻太平軍于田家鎮對岸半壁山，楊昌浚逞勇先登，羅部接連攻下廣濟、黃梅，楊亦“積功”爲訓導(縣學教官副職)。咸豐六年(1856年)，他與劉蓉在家鄉辦理團防，升教授(府學教官);這年，他父親去世，回家守孝三年。咸豐十年(1860年)五、六月間，左宗棠在長沙金盆嶺編練“楚軍”，楊昌浚以三個月爲期應邀入幕;八月，他跟隨“楚軍”取道醴陵入贛，後以軍功升任爲衢州府知府。

同治三年十二月，授浙江鹽運使，旋升浙江按察使。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左宗棠上奏朝廷，稱其“實屬盡瘁馳驅，勞績卓著。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將浙江按察使楊昌浚賞加布政使銜，並賞給該員三代二品封典，以示優異”。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左宗棠督軍前往福建，清廷命楊昌浚爲浙江布政使，負責處理浙江善後事宜。同治八年十二月，清廷又任命楊昌浚爲署理浙江巡撫，九年(1870年)八月，楊昌浚正式擔任浙江巡撫一職。

作爲一個軍事將領，他確實是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起家的。但對農民被迫造反的社會現狀有着一定的認識。同治元年的隨軍日記中，楊昌浚曾這樣記載：“兵毒之餘，加以饑饉又益以瘟疫。每過一村，縱剩數人亦顛倒在地，奄奄無氣，皆朝不保夕。自思百姓至今日，昔楚極矣!而浙人爲尤盛。”而提到開化縣城則“惟敗壁當立，瓦石遍地”，“氣象蕭索，令人垂涕”。字裏行間，透露出楊昌浚對處於戰亂中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擔憂，充分體現了他儒家愛民的基本思想。楊昌浚任浙江巡撫，曾籌餉練卒支援曾國藩與左宗棠大軍。有一次，俘虜了義軍1200多人，曾國藩明確命令將士胥以上150人“斬立決”，其餘的都充做苦役。楊昌浚素來主張德治，與曾國藩反覆力爭，後改“斬立決”爲“遣散”，結果只殺了幾個骨幹分子，罰少數人爲苦役。這件事情卻被人告發到政務堂，要查楊昌浚“姑息縱敵”之罪。慈禧太后專召左宗棠進京當面問詢：“楊昌浚品居何等?”左宗棠答道：“善人，亦信人。素淡名利;其治兵制敵素具遠謀深算，不失爲大臣以道事君、以禮治國之至意。”是左宗棠極力保護了楊昌浚。

楊昌浚在爲浙江巡撫的七年中，還是頗有政績的。其時的浙江經歷戰亂後，一片蕭條。楊昌浚先在民間微服私訪，瞭解農民所病所急、漁民商人致困的關鍵所在，除了繼續力行原有便民措施以外，秋後以工代賑，廣招閒民流人興修水渠山塘，嚴明勸勤懲惰的獎罰制度。春初集州縣吏胥培訓骨幹力量，確立勸農懲惰辦法，取締賭館、煙館、乩壇和民間暗娼。當時，浙江受外來侵略，同時又受到同義軍戰爭的破壞，民衆大多貧困，尤其是耕田被極大損壞。而在寧海、象山等沿海地區有很多封禁的島嶼，且這些島嶼大多土地肥沃。楊昌浚根據實際情況，奏請光緒帝解禁島嶼，遷移了大批無田的農民前往各島嶼開發，結束了象山等地四百多年的封禁歷史。“天津教案”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聯合向清政府“抗議”，並在天津、煙臺集結軍艦示威。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楊昌浚親自前往寧波、鎮海，巡視海口，籌辦防務。他上奏朝廷說：“自強之計，宜用外人之器，師外人之長。”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74年12月12日)，他又就海防問題上折，認爲日本侵臺事件雖已了結，但“難保不日後藉端生釁”，“故爲將來禦侮計，非予籌戰守不可。即爲目前和局計，亦非戰守有恃不可”，又稱：“外夷雖強，遇百姓齊心，即不敢顯於衆怒，固必整頓吏治，以固民心。”其時，浙江象山、寧海兩縣農民常偷渡去濱海“封禁”的南田島耕墾，楊昌浚認爲不應該干涉，遂奏準弛禁，受到老百姓的歡迎。撫署內曾經有一惡吏，人稱郭老虎，串通藩臬州縣以及地方官紳，勾結京官閹寺，包攬詞訟，以至魚肉善良，獨霸一方。在楊昌浚以前的幾任巡撫制臺都被他控制而無能爲力。楊昌浚在任佈政史等職時便已查得郭老虎不少劣跡，任巡撫不到一月，他便委派了郭老虎一重案，趁此機會抓住他受賄作弊的把柄，由此全面調查他，追究他以前所犯的罪行。最終將郭老虎判以極刑，並任免了一批新的官僚，官紀爲之一肅，當時曾經流行了一民謠：“清官到任，老虎落阱。”

真誠悔過 建功新疆

在歷史上，楊昌浚的名字被記住更多的是由於他在“葛畢氏謀害親夫”一案中所負的包庇湘系下屬玩忽人命的重大罪責，而很少有人知道正是由於這件歷史事件對楊昌浚的後半生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在甘肅永昌城北海子公園的門口，站立着兩棵百年老楊樹，樹有三人抱粗，枝葉繁茂。相傳爲明朝嘉靖年間金川寺的尼姑親手種下。可而今，當地人卻稱其中一棵爲楊乃武，一棵爲小白菜。據說是當年楊昌浚因“葛畢氏謀害親夫”(俗稱“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一案被革職卸任，一日閒遊於永昌城，經過這兩棵樹下時，兩棵樹卻突然枯萎。楊昌浚甚是奇怪，於是買來紙錢前來祭樹，真心表示悔過，楊樹立即恢復綠意。於是當地人便給兩棵樹取了這樣兩個名字，並在樹下立下了“千古情緣”的石碑以紀念歷史人物的悔過行爲。這雖然只是一個傳說，但可以說明的是，楊昌浚確確實實對自己在“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的錯誤行爲表示過悔意。正是從這件事情後，他協助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亂，由此踏上總督的道路，以實際行動實踐了他對所犯錯誤的悔過。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左宗棠因西征事務繁雜，幫辦劉典因病求去，遂上奏清廷，請求起用楊昌浚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得到朝廷准許。左宗棠提前將這一消息告訴楊昌浚，楊昌浚在故里接到左宗棠的信及疏稿後，即作五律《戊寅六月初七日接湘陰侯相書並疏稿，因劉克龐通政告養，請以浚往代》記此事。左楊交情之深，於此可見一斑。七月二十日，楊昌浚接到賞其四品頂戴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的上諭，“不覺涕零”，賦七律二首，發出了“君恩友誼知難謝，努力還賡出塞篇”的心聲，立即啓程赴任，於光緒四年底抵蘭州。左宗棠自肅州大營來信邀楊於暮春至肅州視事。第二年春，楊昌浚離蘭州西行，見驛道旁左軍所植柳樹濃廕庇空，聯想到左的知遇之恩，即景生情，遂在嘉峪關前賦七絕二首。其一是：“第一雄關枕肅州，也分中外此咽喉。朅來躍馬城西望，落日荒山擁戍樓。”其二即《左公柳》詩：

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這首詩頌揚了左宗棠的歷史功績，抒發敬仰左公和自己獻身邊關的一腔豪情，氣勢恢宏，備受人們喜愛，被廣爲傳誦、傳抄，並收入多種筆記和詩選中。

楊昌浚沒有辜負左宗棠的舉薦，赴新疆後，他全力以赴，負責左宗棠徵西大軍的後勤，保障了大軍的供給。光緒五年(1879年)，又獲准專摺奏;九月，獲二品頂戴，署理甘肅布政使。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因籌解西餉出力，獲頭品頂戴;七月，左宗棠在哈密奉詔回京;十一月，楊昌浚署理陝甘總督，與劉錦棠會辦新疆善後事宜，爲收復新疆和新疆建省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克己自律 廉吏風範

廉政是面對物慾與權力誘惑“克己”的集中體現，是“仁者愛人”的深層表達，也是楊昌浚爲官人格的核心。楊昌浚曾任封疆大吏達二十二年，尤其是還擔任過漕運總督，掌管南方各省通過運河向京城輸送糧食等，還主持過多次戰爭的後勤工作，身居要職，其權力可想而知。他的清廉，頗被時人稱許。光緒三年，在他從浙江巡撫任上罷官回家時，左宗棠在給他的信中曾提到：“前承垂念，弟所處容異常，捐廉泉萬兩以償債務，古道清風，非復近時所有。”楊昌浚在罷官之際想到的仍是公務，而讓左宗棠擔憂的是他“一時即賦遂初，兩袖清風，無以娛老”。歷代大臣，大都修有富麗堂皇的府第，購置大量田產。湘軍中曾國荃的富厚堂氣勢恢弘，李鴻章更是借辦洋務中飽私囊，聚斂真金白銀。而楊昌浚從軍十餘年，除了餉銀以及軍功賞賜，加上浙江省巡撫俸祿，在杭州罷官回來之後，纔在家鄉修得土磚平房十間和一個簡單的家院，購得田產40畝。後來楊昌浚再次出仕，官任陝甘總督兼甘肅巡撫的時候，他的小兒子曾寫信給他，說近來鄉里一蔣姓人家以平時一半的價格出賣田產，希望家中能再購得田產40畝。楊昌浚回信說：“已有田四十畝，山、土若干，再不憂溫飽;比舊時、比他人家已屬過分，添產何爲?但益愆累耳。”楊昌浚不僅能自我約束，而且對整個家庭要求也非常嚴格。曾國藩曾在給楊昌浚的信中談到：“吾鄉近時風俗侈靡，一變向來勤樸之舊。”並認爲“今欲力挽頹俗，固須林下諸公身示儉約，誘進以詩書”。楊昌浚深知家、國、天下的道理，更明白身教與言教的關係。因餘杭案，楊昌浚被貶還家，當時在武昌任知府的長子彥規聞訊後，星夜啓程，在其父之前匆匆歸家。因彥規與子端兄弟二人此時都已入仕，子婦都養尊習奢，衣綢戴錦，不能恪守楊昌浚平日“粗衣淡食作本分人家”的嚴訓。楊彥規到家後，急喚縫衣匠趕製全家人的布衣帽鞋襪，分送散居各地的弟侄男女等，嚴誡“不得穿尺綢寸錦”。

在那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裏，憑藉數省的軍政大權，楊昌浚要將其子弟親族授予重任，不是件難事。然而翻開楊氏家譜，與楊昌浚共曾祖父的兄弟共十二人，進入仕途的是六人，其中有兩位弟弟系監生出身，而其他三位無一人在五品官銜以上，且其五位兄弟也無一人在他自己身邊和管轄範圍內，也沒有身居要職。楊昌浚的子女共五人，三兒兩女。然而除了長子世襲外，其次子和三子都是科舉出身，尤其是第三子閏生僅爲知縣，他們都在不同的地方任職。楊昌浚這種將家族內部成員在外從政者進行分離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家族勾結的腐敗。

　督防颱灣 海防屏障

作爲一個活躍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政治軍事大舞臺上的湘軍楚系的領袖之一，楊昌浚有着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家國觀。光緒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2日)，法國艦隊襲擊福建水師和船政局，造成很大損失;七月九日，清廷命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浚副之;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任命楊昌浚爲閩浙總督，領兵督防颱灣;十二月底，法軍集結媽祖澳，楊昌浚率親軍巡視沿海營壘，出福州巡視閩江下游南、北岸，又至閩江口長門、金牌炮臺視察，並檢閱守軍。他命軍隊從馬尾江底打撈出18墩大炮，分別安裝在長門、金牌等處，在林浦、魁岐、閩安等重要門戶鞏固了防守力量。同時，他下令撤除各海口水道的標識，在沿海各港口遍佈水雷。其次是他進行了軍紀和兵制的整頓，淘汰老弱，增加年富力強的士兵。作爲中法大戰臺海戰區的副統帥，楊昌浚爲保衛我國東南沿海的安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光緒十一年(1885年)六月，楊昌浚兼署福建巡撫;十二年(1886年)，楊昌浚等上疏，指出：“臺灣，南洋門戶，七省藩籬，奉旨改設巡撫，以資控制，實爲保固海疆遠大之謀”，“閩、臺並系一省，今分爲二，尤須脣齒相依，以收指臂之助”。在推動臺灣建省的問題上，作爲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楊昌浚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光緒十二年，清廷決定將臺灣從福建分立成省，命楊昌浚與劉銘傳共同籌備建立臺灣行省。爲了使臺防能有確實保證，他積極設法籌措經費，建議由閩海關、福建各庫局每年協銀四十四萬兩，加上其他各海關協銀共成八十萬兩。爲確保臺灣建省和臺灣的防衛做出了重大貢獻。

楊昌浚重視人才的使用和培養。在視察完寧海炮臺後，發現炮臺重建需大量的籌款需用專人負責。當時政府爲其推薦他的同僚浙江督糧道如山等四人。但楊昌浚認爲甘肅文縣知縣陶模附品學純正，有爲學以濟天下之心，以其爲“遠大之器”，遂重用他。後來陶模附果然沒負楊昌浚的重望，提出了開發海島等一系列重要的建議。在閩浙官任上時，楊昌浚尤其注意發展地方教育，獎掖後學。他嘗召集州縣教諭及專管令長議訂私辦公獎學管制，強制裏有蒙館，鄉有經館，縣有書院。他還修復了陸清獻(稼祥)祠以旌表清風亮節，恢復紫陽書院(朱熹講學之地)以培植高一級人才。他曾經還在杭州萬松嶺的敷文書院門口題對聯一副：“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腳;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以一個學者的口吻，對學子們循循善誘。

光緒十四年(1888年)楊調補陝甘總督，署福州將軍並副都統，賞太子少保銜。光緒二十年加太子太保。是年春，日本借朝鮮內亂，挑起戰爭，東北告急。楊盡遣甘肅勁旅捍衛京都。二十一年七月，循化回民起義，境內空虛，清失利，清政府以楊“措置乖方”將其革職，復改革職留任。十月開缺回籍。二十三年八月卒於長沙，清政府盡釋楊昌浚生前處分，誥贈其爲太子太傅。後以魏光燾奏請予甘肅建祠祭祀。

或許是因爲楊昌浚在“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惡劣表現之後和晚年甘肅省總督任上的先後再被貶謫開缺，故而除了《清代七百名人傳》外，各種史籍都有意無意的不屑寫他。《清史稿·楊昌浚傳》對其評價爲“性和撰，而務爲姑息”。一般史家認爲楊昌浚身居督撫高位時能力低下;也有些階級論學者認爲他的升職浸透着太平軍的鮮血。現在看來，對楊昌浚的上述結論顯然有欠公允。由於《楊乃武與小白菜》等新編電視劇的家喻戶曉，楊昌浚更是被今天的國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文學藝術形象不等於歷史事實，對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則需要慎重客觀和堅持實事求是。歷史終究將會給晚清一代廉吏名臣“薯蔬總督”楊昌浚一個公允的評價。

《清史稿》：“昌濬性和巽，而務爲姑息。”“性和撰，而務爲姑息”。

《福建船政史稿》：“太子太保楊昌濬，爲鞏固閩臺海防，殲滅海盜，居功至偉。”

左宗棠：“實屬盡瘁馳驅，勞績卓著。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將浙江按察使楊昌濬賞加布政使銜，並賞給該員三代二品封典，以示優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