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楊廣的執政有許多相似之處,爲何一個是明君一個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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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明君、聖主,也成爲此後一千多年的帝王典範。然而,若對之仔細思索便會發現,隋煬帝對他的影響隨處可見,隋煬帝就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源於古希臘神話,即“懸頂之劍”,使人時刻感到危機意識,猶如警鐘在鳴)懸於其頭頂。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毫不諱言的說,正是隋煬帝的前車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業。
我們不妨對二者做個簡單對比,李世民與隋煬帝同爲次子,由於嫡長子繼承製的緣故,註定了二者無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沒有可能。
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家庭排行處於中間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視,爲引起重視,他們就會通過後天的自我完善來獲得競爭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時期均有不凡表現,從隋煬帝滅南陳,李世民平義軍等行爲來看,這一觀點還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隨着競爭力的增強,不可避免的帶來信心的膨脹,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這在其潛意識裏不自覺的生根、發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宮之事便是勢之使然,後來果然如是。
雖然即位貴如天子,卻難以服衆,只有上合天意,下順民心纔是天命所歸,如何才能證明這一點?惟有文治武功、開創盛世,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才能證明。根據何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上天常佑善人,否則何以能開創治世?那麼,上天無心,何以知之?上天雖無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視、代天所聽,說白了也就是一句話,即:老百姓認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弒君還是嗣位。二者都明白這一點,但明白歸明白,失之毫釐,就會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號,大業者,開創大一統之業也,即功蓋秦皇漢武;貞觀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無奈楊廣用力過猛,不懂“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在錯誤的時機幹了正確的事,無論是西巡、東征高句麗還是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都無疑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罪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而李世民則“無爲而治”即可,因爲這些隋煬帝代他辦了,罪在楊廣,利在世民,這豈不是天意?這也難怪,誰讓人家是老君的後代,“我無爲而民自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潛意識裏,不學即能。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無論是誰,皆是如此,更何況皇帝。那麼,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龍天子嗎?不,他是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bài”,作爲皇帝,擁有三宮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若不“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又何以彰顯皇帝之權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權與皇帝是雙向的,皇帝爲皇權不斷賦予新的內涵,塑造着它。
反過來,皇權又塑造着皇帝,所謂“心懷利器,殺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爲沒有“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楊廣在即位後,便大肆享樂,掉進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學的的說法,一個對自己過度剋制、壓抑的人,會使自己的真實慾望得不到滿足,一旦條件發生轉化,潛意識的洪水將會沖毀堤壩,變得不可收拾。
從楊廣的所作所爲來看,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後期的李世民與之大致相似,但幸運的是,他避免了前車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牛頓的經典名言。牛頓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爲巨人,不能以成敗論,他們對於後人的借鑑意義是具有同等價值的,有時,似乎失敗的意義更大一些,因爲這足以令後人警醒,楊廣就是後者。正是因爲親歷了隋朝的二世而斬以及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使李世民充分認識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所以在貞觀前期,李世民基本是“無爲而治”,“使民以時”,這也是他之所以能開創“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貞觀治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一個人的自制力畢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隨着貞觀盛世的到來,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對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漸削弱。如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逆龍麟”,惹的李世民氣憤至極,回到後宮後,聲稱要殺了魏徵這個鄉巴佬,幸得長孫皇后的勸解才罷休。
後來,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煬帝的路線,出兵高句麗,說來也怪,彷彿難逃歷史的輪迴,李世民再次鎩羽而歸。之後,他痛定思痛,意識到沒有了魏徵這面鏡子,自己纔會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於享樂,一方面大煉丹藥,想要長生久視;另一發面,廣選天下秀女以充實後宮,最爲我們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在於李世民一人身上,縱觀整個歷史,比比如是,如漢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頭蛇尾,鮮有善始善終者,這無疑是歷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費解。
單就李世民來看,是因爲有隋煬帝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頂,使得他兢兢業業、如履薄冰,這無疑是最好的外在約束。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李世民的自律,但這畢竟太脆弱了。似乎從後面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殺魏徵、東征高句麗、充實後宮,無疑是潛意識所爲,因爲被壓抑久了,再加上達摩克里斯之劍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決堤。
我們試想一下,普通人對於別人的指責尚且接受不了,何況一國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責,不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頭上的光環,威嚴和神聖蕩然無存,試問這何以服衆?之所以東征高句麗,也還是出於想要超過隋煬帝,避免其後塵的考慮,這就使得其難以理性地對待客觀條件,所以失敗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實後宮,實際上與隋煬帝是一樣的,我們不能用“馬太效應”來看待這一現象,認爲李世民開創了貞觀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煬帝國破身亡就是好色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皇帝好不好色,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好其與政治的關係。
將隋煬帝喻爲達摩克里斯之劍不一定確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來看,他始終是以隋煬帝爲前車之鑑的,這無疑是一股強大的外在約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而開創了貞觀盛世。但是隨着盛世的到來,膨脹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認爲自己是明君,楊廣不過是亡國之君,事實證明自己高明於楊廣千萬倍,自己肯定不會成爲楊廣之流,所以鄙視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對其前車之鑑也就不以爲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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