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家族從顯赫到滅族全過程：諸葛亮被滅族原因

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

------作者：王永平，原題：《論諸葛恪》

在孫吳中後期的軍政舞臺上，諸葛恪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他的榮辱成敗不僅關係其個人或家族之興亡，而且影響着孫吳政權的盛衰。不過，對諸葛恪歷來評價分歧頗大，譽之者將他與乃叔諸葛亮相提並論，抑之者則貶斥爲亂臣賊子。但無論譽之、毀之，有關評論多集中在孫權、孫亮父子更替之際的北伐活動上，而對其一生軍政活動的發展過程及其他方面則缺乏足夠的關注，從而對他的相關評論難免帶有片面性。有鑑於此，本文對諸葛恪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論述孫吳中後期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諸葛恪辯論戲弄之事及其所顯現的門風問題

諸葛恪(203—253年)字元遜，琅邪陽都人，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瑾爲後來成爲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爲人謹慎，從政穩健，深得孫權敬重，是孫吳僑寓之士的傑出代表。《三國志》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載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又稱“瑾爲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諮訪。”陳壽在《三國志》卷五二傳末“評曰”中也稱讚“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說明瑾是以德望見重於世的人物。正是由於諸葛瑾的努力，確立和鞏固了諸葛氏在江東的地位。從當時情況看，在孫吳僑寓家族中，琅邪諸葛氏之門望僅次於彭城張昭家族。

諸葛恪爲瑾之長子，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但瑾對他極不放心，《三國志·諸葛瑾傳》載恪“名盛當時，(孫)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在於諸葛恪的才學、作風與之大異其趣。《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載恪“少知名”，注引《江表傳》：“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可見恪自少便以才顯名，反應快，善言辭，“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之所以“見而奇之”，“深器異之”，正在於此。孫權出自寒門，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徵，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在這方面，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爲突出的，很得孫權賞識。關於孫權、諸葛恪之間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個方面，請略述之如下。

其一，關於家庭倫理方面的。《三國志·諸葛恪傳》：

恪父瑾面長私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

又，《太平廣記》卷一七三《俊辯一》引劉氏《小說》：

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諸葛亮)?”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爲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於污君，甘於僞主，暗於天命，則不如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孫權以諸葛瑾、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爲談笑話題，而恪非但不生氣，反而別爲之解，目的是讓孫權“大噱”、“舉座歡笑”。諸葛恪本人也常以別人父諱開玩笑。《太平御覽》卷八三○引《諸葛恪別傳》：“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語如此。儒家禮法對父祖家諱等有嚴格規定，諸葛恪在這方面與孫權唱和，可見他們的禮法觀念比較淡薄。

其二，對孫吳儒學士人代表張昭的嘲弄。張昭是孫吳時期最重要的儒學士大夫，對孫吳早期立國和發展有重大影響，爲人嚴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禮法之士，他常對孫權的輕脫之舉如酗酒、射獵等提出尖銳的批評，於是孫權、諸葛恪一再設計嘲弄他。《三國志·諸葛恪傳》載：“(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麾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注引《江表傳》又載：“嘗有白頭鳥集於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諸葛恪之所以一再戲弄張昭，主要目的是爲了衝擊禮法，嘲弄神聖。

其三，在外交活動中與蜀國使節以言辭相競。吳、蜀聯盟，不斷有使節往來。在接待蜀使過程中，諸葛恪常受命嘲難對方。《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啁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鹹稱善焉。”《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薛綜傳》注引《江表傳》：“費禕聘於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又，《三國志》恪本傳，“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以此開釋孫權對自己家族的疑慮，同時羞辱蜀使。

其四，插渾打科、惡作劇式的戲笑。《三國志》恪本傳注引《恪別傳》載：“恪嘗獻權馬，先媰其耳。範慎時在座，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世說新語·排調》：“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不僅諸葛恪如此，其弟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表現。《三國志·諸葛瑾傳附子融傳》載融襲瑾之爵位，並領兵駐公安，他與將士十分融洽：“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採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由此可見融之日常生活相當自由、少節制。關於融之文化傾向，本傳注引《吳書》又載：“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融之輕脫與其兄不同，他雖不長於口辯才捷，但他表現在“多技藝”(各種遊戲)和“驕樂”、“奢綺”上。

正史和小說等材料對諸葛恪、諸葛融兄弟的這方面記載如此集中，說明他們爲人處世的態度和行爲確實有這方面的表現。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些材料並未引起重視，即便說起，也僅以趣聞軼事視之，少有人予以學術上的關注和剖析。特別在偏狹的禮法之士看來，他們更以不經之論加以鄙視、斥責。盧弼《三國志集解》卷六四《諸葛恪傳》引“或曰”論此雲：“凡此諸事，皆口給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啓釁鄰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爲笑，人道無復可論矣，何足以辱簡牘哉!史家無識可笑。”這代表了絕多數正統儒士的看法。盧弼於此下案雲：“史家美惡兼書，以昭勸懲，‘或說’失之。”盧弼雖以爲史家可以記載這類事情，但對事情本身也並不讚賞，目的在於“勸懲”。這都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上說話的。

其實，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視角看待這些材料，不僅可以獲得新的認識，而且有助於分析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階級出身及其門第。關於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門第，人們一般多以高門世族視之，《三國志》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注引《吳書》：“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太平御覽》卷四七○引《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族。”這是魏晉以降的看法。琅邪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漢諸葛豐，《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載亮“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漢書》卷七七《諸葛豐傳》，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爲貢禹所薦，任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史無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終因此導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爲庶人。漢代政治文化是“王霸雜用”，儒學之士也重視吏能，諸葛豐以“明經爲郡文學”，說明他具有儒學修養，但在政治實踐中，他則表現出重法術的特徵。因此，陳寅恪先生將諸葛氏家族文化的傳統歸之法家：“諸葛亮爲諸葛豐的後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而非儒學世家。方詩銘先生《三國人物散論》“諸葛亮家世”條指出，根據琅邪諸葛氏的譜系，自西漢諸葛豐之後，直到諸葛亮、諸葛瑾兄弟，其間已經過兩百餘年，“應該說，他們的關係極爲疏遠，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個疑問。至於其父諸葛珪所任不過是太山郡丞，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從父諸葛玄得爲豫章太守，更是在戰亂年代爲袁術或劉表這類割據者所任命，他們都不是當時的顯赫人物。”因此，他以爲琅邪諸葛氏並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類，而應該屬於“單家”，諸葛瑾、諸葛亮兄弟“並有盛名”，主要是由於他們有才能，並正逢漢末三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機緣。根據陳、方二先生所論，琅邪諸葛氏家族出身於非儒家之寒門，從而糾正了《晉中興書》所謂諸葛豐“子孫代居二千石”的記載，是很有見地。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世族與寒門的分別主要不在於事功勳業和財富，而決定於文化傳統。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漢末士大夫社會，“其爲學也，則從師受經，或遊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爲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徵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爲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這在理論上明確了世族與寒門的文化標準。但就具體家族而言，情況則比較複雜，在世族與寒門(側重於文化分別)、大族與單家(側重於社會勢力的強弱)比較典型的狀況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在兩極之間還有一些處於過渡狀態的家族。就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處於世族與寒門之間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雙重特點：諸葛氏早有習儒的傳統，雖發展的不夠充分，但始終延續下來。據《三國志·諸葛瑾傳》，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這表現出受儒學文化影響的氣質，但從瑾弟亮的政治實踐與文化傾向看，則偏重於法術，顯得“駁雜”不純。又，諸葛瑾雖習儒，但他並非經師，且其諸子皆不專儒，融“學爲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確實沒有實現“儒家化”，故恪、融皆放達不羈，顯得輕脫，不守禮法，頗多寒門的特徵，與儒家禮法世家明顯不同。至於諸葛氏仕宦地位，諸葛豐之後確實沒有出現載入史冊的高級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沒有實現“中央化”，當屬於有一定勢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況下，在漢代正常的社會標準下，像諸葛氏這樣的家族要出現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門第，要經歷較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通過對諸葛恪通脫簡易之事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地說，諸葛氏家族的門風具有世家和寒門階層的雙重特徵，這與其家族正處於由單家向世族轉變的過程是一致的。

二、黃武至赤烏年間孫權對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動

由上所述，諸葛恪是一個才藝之士，論說辯難，“口給御人”，這與乃父諸葛瑾“篤慎”、“恭敬”的作風大相徑庭，頗似漢代宮廷中的“俳優倡技”之屬。不過，孫權輕視禮法，對恪之言行大加讚賞，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攜，將他作爲孫吳僑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點培養，從而使他在黃武以後逐步成爲孫吳政壇的一個重要人物，並親歷了一些重大的軍政事件。概而言之，孫權對恪之培養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諸葛恪培養成太子孫登東宮輔政集團後進之士的領袖人物。黃武元年(222年)孫權稱吳王，以長子孫登爲王太子，黃龍元年(229年)，權稱帝，又以登爲皇太子。孫權對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視的，除了精心挑選太師、太傅外，重點是選擇東宮屬吏。《三國志》恪本傳載其“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併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同書卷五九《孫登傳》記載更詳：“(孫權)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寤。……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爲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範慎、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一般地說，東宮僚屬將來都有可能成爲太子執政的主要輔助班底。由於孫權的安排，諸葛恪不僅成爲太子核心的賓客，即所謂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視爲其中的領袖。孫登曾命侍中胡綜作《賓友目》，評恪“英才卓越，超逾倫匹”，後登病重，死前力薦東宮人士，以爲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儘管後來孫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諸賓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見孫權父子對諸葛恪的重視。這對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孫權任命諸葛恪負責具體軍政事務，意在考察和鍛鍊他的實際才幹。《三國志》恪本傳載孫權欣賞諸葛恪的才思敏捷，“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谷，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所謂“欲試以事”，既是考驗，也是培養，孫權的用意是將來以恪爲孫吳核心輔政大臣。不過，恪性格輕佻、粗疏，有華而不實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謂其非保家子，每以憂戚”，所謂知子莫若父，此之謂也。恪叔父亮爲蜀丞相，對此也很擔心。恪本傳注引《江表傳》：“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谷，糧谷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當時東宮同僚中也有人評論恪“才而疏”，看來並非個人恩怨，而是有事實依據的。孫權對諸葛恪的這一安排，其本意是爲了鍛鍊他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

三是支持諸葛恪領兵平定丹楊郡等地的山越。孫權有心培養諸葛恪，希望他能夠建功立業，樹立威望。採用什麼途徑或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呢?對此，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據《三國志》本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當時江南丘陵山區生活着數量衆多的越人後裔和漢族逃亡人口，人們統稱之爲“山越”，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宗部”。特別是丹楊郡，爲孫吳京師所在，又與江淮地區曹魏統治區毗鄰，相互交通，對孫吳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恪傳載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裏，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孫吳立國江東，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幾乎所有的將領都參與過對山越的戰爭。嘉禾三年(234年)，孫權任命諸葛恪爲丹楊太守、撫越將軍，“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孫權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對待出征山越的諸葛恪，這是其他將領從未得到過的。恪主持剿越任務，汲取過去的成功經驗，明令各地軍政官員“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險要;自己的軍隊則控制關口要塞，“但繕藩籬，不與交鋒”，等待糧食作物成熟，搶先收割，“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對出降者，“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僅從根本上清除山區的隱患，而且爲孫吳增加了大量的軍隊和勞力。嘉禾六年，諸葛恪征討丹楊山越之事基本結束，“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爲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以討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榮，則恪爲少見。此後，他成爲孫吳主要的軍事將領之一，先後出鎮皖口、柴桑等地。赤烏八年，陸遜死，“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成爲孫吳主持長江上流軍政的主要方面。這也爲他後來入京輔政奠定了基礎。

由上述可知，自黃武初以來，諸葛恪進入太子東宮賓友集團，併成爲其中的領袖人物，以至赤烏間位列大將軍，其地位上升之快、權位之重，一帆風順，令人側目。何以如此呢?這顯然與孫權的精心設計和具體安排是分不開的，而孫權對諸葛恪的獎掖、提攜則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孫吳自立國以來，其統治集團主要由三種勢力構成：一是孫氏宗族勢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東本土大族。由於階級差別和利益衝突，一開始江東地方大族是抵制孫氏武裝勢力的，孫氏對他們也採取了“誅其英豪”的政策，而對流寓人士則加以扶持。建安後期，孫權意欲正式建國號於江東，必須贏得江東地區大族的廣泛支持，於是推行一系列的“江東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吳人治吳”。在這一過程中，陸遜先爲上流軍事長官，顧雍後爲丞相，成爲孫吳“江東化”的標誌。不過，必須指出，孫權作爲一位具有很強的專制慾望的割據君主，他對江東本土大族壟斷孫吳軍政大局的狀況是心存擔憂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攜、培植僑寓人士的勢力，以遏制江東大族勢力的膨脹。孫吳地方社會的人才選舉與曹魏相似，也受到漢代“鄉舉裏選”傳統的影響，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僑寓人士一方面由於脫離鄉里，在選舉中自然處於劣勢;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人才較少，隨着漢末流遷英俊的逐漸凋零，其力量不斷削弱。這樣，在孫吳政權“江東化”背景下，孫吳皇族、皇權與僑寓人士儘管在思想文化觀念與利益傾向上也存在種種矛盾，但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結成政治同盟，以制約江東地方大族勢力。從黃武年間以來，孫吳發生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政治鬥爭，這背後主要是孫權操縱，但都援引、優遇僑寓勢力，目的在於打擊江東大族，如“暨豔案”、“呂壹事件”、“二宮構爭”等，無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學者習慣用南、北人士的衝突、鬥爭的線索來解釋孫吳政治史的發展規律。確實，僑寓人士比江東人物對孫吳皇權的依賴性更強。孫權在立太子後，其東宮賓友中，可考者以北人爲主：諸葛恪，琅邪人;張休，彭城人;陳表，廬江人;羊衜、謝景，南陽人;範慎，廣陵人;只有顧譚爲吳郡人，刁玄爲丹楊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繼位，其核心輔助集團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後進人士爲主，而諸葛恪則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爲孫權的重點培養對象。在這一背景下，諸葛恪在上升過程中，爲貫徹孫權的政治意圖，必然要與江東大族代表人物發生矛盾衝突。據《三國志·陸遜傳》，遜爲江東大族首望，他曾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國志》恪本傳，赤烏中，恪特與陸遜書雲：“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這是陸遜讓人轉信給恪，提醒他有關用人標準等問題，恪回信表示贊同：“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這說明恪的有關政策、言行與陸遜相左，遜特轉言批評，恪回信解釋以消除矛盾。恪何以與位隆權重的陸遜相抗呢?恐怕主要是執行孫權的意見。

不過，赤烏年間的“二宮構爭”中，諸葛恪的態度竟與孫權相左，而與陸遜一致，頗令人費解。所謂“二宮構爭”，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權立三子和爲太子，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霸，形成“二宮構爭”的局面，以致“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而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黨的領袖是陸遜，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爲吳地大族子弟，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但仍站在太子一邊，如何理解呢?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還有一些具體原因，即太子和妃爲恪之外甥女，和之廢黜與否，與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他附和陸遜，支持太子和。不僅如此，恪後來主政，還想恢復廢太子和的地位。《三國志·吳書·孫和傳》：“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並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況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因素。諸葛恪以爲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維護太子和的地位，於是他也支持孫和。另外，太子和的母親王氏爲琅邪人，與諸葛氏爲鄉里，恐怕早有往來。孫吳宮闈制度混亂，影響政治甚大，這點恐也值得注意。當然，作爲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斗爭中的變數，爲確保萬無一失，他又將自己的長子綽安排到魯王霸黨之中，《三國志》恪本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恪父子在“二宮構爭”中腳踩兩隻船，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

三、建興年間諸葛恪北伐及其失敗原因的分析

經歷長時間的“二宮構爭”，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和，將魯王霸賜死，以年幼的少子亮爲太子，捲入“二宮構爭”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太元元年(251)，孫權病篤，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諸葛恪等人得選。《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亮傳》：太元元年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三國志》恪本傳載“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注引《吳書》載之更詳：

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

由於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後，他成爲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所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孫權也順勢詔令“有司諸事一統於恪”。

不過，恪主持軍國大事，缺乏名望，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圖謀祕不發喪，想矯詔誅恪，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這表明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吾身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視，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這體現出身爲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諸葛恪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都採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國志》恪本傳注引《吳書》載孫權死前着力提高恪之聲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敘。諸法令有不便者，條例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意在爭取民心。孫權死後，恪“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所謂“罷視聽，息校官”，就是廢除爲士大夫社會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責，除關稅”，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顧雍、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衆莫不悅”。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批評奮“多違詔令，不拘制度”的惡行，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

不僅如此，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三國志》卷四八《吳書·孫亮傳》注引《吳錄》載“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孫和傳》也載：“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孫亮傳》則載建興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門和內殿受災的情況。遷都爲國家大事，恪當政未久，竟有遷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業爲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其本身地位也常受衝擊。可以說，作爲孫亮首輔的諸葛恪，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對此，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國志》恪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以爲聖人講“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何必責我“十思”呢?虞喜評曰：“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確實，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複雜，一旦執政，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阻力重重，難以進行，無奈，遂生出遷都之意。但此事影響極大，涉及方方面面，難以落實。

遷都既不得，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進而加強權力。建興元年十月，恪領兵四萬，會衆於東興(今安徽巢湖東南)，因山勢築塢，鞏固城防，並乘魏軍不備，於天寒大雪之機，突襲魏軍得勝，魏軍死者數萬，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恪返師，進位陽都侯，加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這樣，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過，恪獲勝後，有輕敵之意，第二年春，“復欲出軍”，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繫，東、西聯合攻魏。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三國志》恪本傳稱“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爲說服大臣，恪特著論，以爲曹魏權臣當道，政局不穩，“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但衆人主張維持現狀，“懷偷安之計”;至於衆人所謂“百姓尚貧，欲務間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這樣，“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恪“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在前線，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圍攻新城，數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勞，暑熱飲水，疾疫流行，死亡塗地。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軍得知恪軍營困境，大舉進攻，恪兵敗退師，“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並未認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潯陽屯守，再興北伐之舉，詔令相銜，不得已才旋師，八月，恪回到建業，“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

諸葛恪北伐爲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萬之衆，欲一舉而得大功，這是很冒險的，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論宣揚北伐，雖以“兼併天下而欲垂祚後世”爲己任，但大話連篇，實際上，對戰略部署、戰術安排等並無細緻、縝密的考慮，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實，當時曹魏爲司馬氏所控制，國力甚強，恪欲與之戰，就綜合國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對手。

其次，恪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出師之前，文武大臣的進諫之言，無不懇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線，他依然“剛很自用”，如圍攻新城的軍隊“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他非但不聽，甚至罷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敵，難怪後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陳壽《三國志》卷六四傳論亦云：“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

再次，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說明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據《三國志·諸葛恪傳》，當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同書《朱桓傳附子異傳》注引《吳書》：“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即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朱異出自吳“四姓”之一的吳郡朱氏，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又，據同書《朱然傳附施績傳》，丹楊人施績爲孫吳名將朱然子，然爲朱治姊子，本姓施，績複本姓，績領兵上流，與諸葛恪兄弟不睦，績遇戰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併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績隨軍北伐，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正因爲如此，施績後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孫峻敢於對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爲“民之所怨，衆之所嫌”，這裏的所謂“民”、“衆”，主要爲江東本土之士民，因爲諸葛恪興兵黷武，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自黃武以來，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孫權始終堅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與此相呼應的。對此，連曹魏、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載鄧艾對司馬師說：“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竟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佐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國志》卷四三《蜀書·張嶷傳》載“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進取”，嶷謂諸葛亮子瞻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雲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不爲晚，願深採察。”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以爲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殺生賞罰，不任下人”的狀況，爭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穩固“根基”，否則，“其亡可待”。後來事態的發展，可謂不幸而言中了!

綜合全文所論，諸葛恪作爲孫吳僑寓人士後進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深得孫權的喜歡，成爲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爲首席輔政大臣。爲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強化自己的權力，他急於樹立威望，於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一再大舉北伐，不僅頻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幾傾全國之力，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於是最終導致兵敗於外，政亡於內，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