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西漢受盡壓制，到了東漢卻立馬翻身

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東漢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小農經濟是佔據主導地位的。彼時的人們，把農業稱爲“本業”，把商業稱爲“末業”，他們提倡“重本抑末”，也就是所謂的重農抑商。

許多人因此以爲，我國曆代的封建政府都是一成不變的施行“重農抑商”政策的。

其實不然，有一個朝代，不僅不對商人加以限制，反而還任其自然發展，甚至當時整個社會都對“商業”趨之若鶩，這個朝代就是東漢。

在東漢以前的西漢時期，是國家重點打擊商人的高峯期。特別是漢武帝時，對商人的抑制可謂是達到了頂點。此時的朝廷實行鹽鐵酒專賣，令當時無數的大商人退出商業;實行均輸、平準法，打擊商人賺取各地的差價，還有算緡、告緡加重商人負擔，以及收回鑄幣權，令商人的情況雪上加霜。

爲什麼西漢時期受到嚴重抑制的商人，到了東漢時期就變了個樣了呢?我們具體來談一談。

東漢時期的商業

東漢時期的商業的情況如何?據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簡牘可以確定，東漢時期，地方市場上的商品種類十分繁雜，商品之間的交換也異常活躍。

活躍到哪個程度呢?我們以洛陽爲例，王符在其所著的《潛夫論·浮侈》中說：

「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上文說過，“末業”就是指商業，那麼末者即是指商人。也就是說，商業成爲了當時的主流，很多人爲此捨棄了農業。特別是在洛陽，商人的數量竟比農夫的數量多十倍!

或許洛陽的情況與其他地方有所差別，但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想必亦是各地風俗的“領軍者”，其他地區之情況大概也是向着洛陽的這種趨勢發展。故而王符纔會說“類皆如此”。

東漢時期人們對於商人的看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潛夫論·務本》中說：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

從這段記載我們就可以得知，此時的人們不再像從前一樣，只以農業爲本，商業爲末;東漢時期的人們認爲，各行各業都有存在的必要，每個行業中都有本有末。比如商業中就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

貌似此時的思想，對商人的看法不再像以往那般偏激了。(這大概是商業興起而造成的)

爲什麼東漢的商業會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模樣?許多人認爲，是因爲東漢這個政權本就是在商人地主的支持所建立的，故而東漢的政策纔會對商人顯得格外的寬容。(西漢末年的商人逐漸兼地主、政客多種角色於一身)。

就拿光武帝劉秀來說，也是當時的商人之一。據《後漢書》記載，地皇三年，南陽發生了饑荒，許多百姓都沒有了糧食，但劉秀卻還能夠跑到宛城去賣糧食。

還有養育劉秀的叔父劉敞，其沒有收回來的田租就有“二萬六千斛”;劉秀的姐夫鄧晨、妹夫李通、舅舅樊宏等等都是當地的大商人、大地主;跟隨劉秀打天下的將領們也大多是各地的名門望族。

正是因爲創建東漢政權的骨幹是大商人，所以後世的學者認爲，東漢政權對商業纔會持放任發展的態度，但筆者認爲這只是直接原因。

東漢商業興起的根本原因是，在西漢武帝之後，商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商人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爲這一種變化，商人們的勢力增大，對政治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話語權。故而這些商人才會有能力支持東漢政權建立。

西漢時期商業的變化，爲東漢的商業政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上文說過，漢武帝時期抑制商人的政策達到了頂峯。可我們都知道，盛極必衰。以漢武帝時期爲分割點，自漢武帝之後，朝廷對於商人的抑制又較以往變得寬鬆起來了。

(西漢時期“抑制商人”的國策是固定不變的，只是不同的時期政策鬆緊不同罷了)

我們單拿鹽鐵酒專賣來說，武帝時期收回商人販賣鹽鐵酒的權力後，至漢元帝時卻又罷免了鹽鐵官，取消了鹽鐵專賣。雖然此後有所恢復，但終究不如從前了。

當一種社會現象逐漸走向極端後，其結果必將趨向崩潰，隨後重新誕生出一種另一種平衡的社會現象。漢武帝后，商人勢力的萌芽逐漸出現在了地主階級。

比如霍光的兒子霍禹，他開始從事屠宰業和買酒;再到後來“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漢成帝時的丞相張禹，更是集大地主、大商人、政治家於一身。

這些跡象都表面，漢武帝后，商人的身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是因爲朝廷政策的緣故，巨大的壓力使得民間的商業活動近乎絕跡，只剩下了官方運營的商品。但人們對於商業獲得的興趣與需求是不會隨着政策的緊縮而減小的，爲了滿足這一類需求，於是在官僚中便有一部分人抵擋不住誘惑，開始向着商人的模式而發展。

從另一方面來講，商人階級在政治上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也是東漢商業政策放寬的重要因素。

自秦朝建立以後，就確定了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土地制度。西漢前期的地主階級，是受賞賜的帶有身份性質的地主。這一類人要麼是皇親國戚，要麼是政治大腕。

西漢建立後，漢高祖確定了抑制商人的國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可後來隨着商人的勢力增大，他們對政治話語權的需求也愈演愈烈。所筆者認爲，商人階級的萌芽在武帝后出現於官僚集團之中，這是商人階級內部需求的一種表現，是時代的一種大勢。

綜合上述，在筆者看來漢武帝以後商人階級的轉變有兩種原因：

漢代人民對商業的興起與需求

商人階級內部希望擁有更大的權力

兩種原因造成了商人的身份向着地主、政治家轉變。這種轉變是怎麼實現的呢?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商品化的趨勢，造成了商人身份的變化。

土地商品化也就是土地買賣，從另一個角度講是各地豪強地主大肆的兼併自耕農土地。比如上文說過的宰相張禹，他在富貴後就“買田至四百頃”。

這一種兼併土地的趨勢令無數的自耕農破產，他們不得不依附於各地的豪強地主。因而兼有地主身份的商人們，勢力也愈加的強大。這就導致了東漢政權在商人們的支持下建立，並誕生出了東漢時特有的田莊經濟。

(注：田莊經濟是一種集耕林漁牧爲一體的經濟模式，每個豪強地主都有自己龐大的田莊，他們下面有衆多依附於其的農民們集體勞動，田莊儼然就是一個“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