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個怎樣的人?為何評價頗有爭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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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一生都在毫不偽飾地追逐功利權勢。初投秦相呂不韋,後宮幃進言,得秦王嬴政信賴,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往下看。
以《諫逐客書》,說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萬千卿客,成就了大秦偉業。批駁分封,倡郡縣制,一統貨幣、度、量、衡,著《倉頡》篇,創“小篆”,統一文字,有萬世不滅之功。“長風萬里,鸞鳳于飛”的《嶧山刻石》、《琅玡刻石》為秦篆之典範!然而只為懷通侯大印歸還鄉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曾附趙高沙丘謀逆,最終為小人構陷,一代權謀大師腰斬於咸陽。功高亦李斯,過顯亦李斯。
【風雲叱吒】
1.郊倉中鼠研帝王術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縣)人,生年不詳。論出身李斯乃一介平民,當時的平民二十五家為一閭,閻是里巷的門,故人稱李斯“起自閭閻”。
戰國時代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各諸侯國之間進行著激烈的兼併戰爭。為了富國強兵,各國統治者不得不打破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從鄙野之士中選拔人才,因此當時出現了許多布衣卿相。這種形勢,激發了天下士人美妙的憧憬,誘使他們捨棄妻子,遠離家鄉,探深涉險,走公室,跑私門,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任用。
李斯剛成年的時候,在地方官府做了個雜差小吏。地位雖低,但官場上那種強烈的等級對比卻使他不得不考慮許多人生的大問題。一次,他見到官舍廁所裡的老鼠,在糞便堆中東嗅西尋,找到一點兒吃食便如獲至寶,剛要咬齧,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捨棄而驚恐逃竄。再看那官倉中的老鼠,積穀多有,無飢餓之憂;高廊大廈,無風雨之愁,更不見人或狗的經常驚擾。於是,李斯似乎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諦: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本無賢良卑劣之分,爬到社會頂層,就安享榮華;居於人下,就要歷經貧賤和磨難!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於貧賤,他決心想辦法向上爬,做人上人。攫取權勢地位的慾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燒:他要改變自己!
“學而優則仕”。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師受教。他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太師荀況為師,研學帝王之術。
李斯到了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那種能夠打動君主的心,能夠滿足他們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聰明的李斯知道,掌握這套東西,同時也是滿足個人榮華富貴的終南捷徑。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個韓非。他們二人後來同為戰國晚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不過李斯偏重於實踐,而韓非則偏重於理論著述。
李斯學成後,便告別了自己的老師。但到哪裡去?想效力於鄉梓故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連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都被秦國攻佔,楚王已經難有作為了。其他東方各國,也無不苟延殘喘,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於是李斯決定西入強秦,一試身手。
在向老師辭行時,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志:“人生的機會稍縱即逝,有了就應牢牢抓住。今天諸侯爭雄,秦王羽翼豐極欲吞併天下。這正是布衣遊士馳騁伸展的好機會。人生的恥辱莫過於卑賤,一世的悲哀莫過於窮困。有些人自甘於卑賤貧困,毫無作為,反而譏諷別人貪榮求利;這不是他們不想要,而是沒有本事去謀求富貴。我不想這樣。我要到秦王那裡有所作為”。
李斯這種強烈而偏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名韁利鎖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眼界,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抉擇,終於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荀況批評他捨本求末,不懂得用仁義治國的重要。李斯當時卻無法領悟。
李斯來到秦國時,正趕上秦莊襄王去世,十三歲的嬴政成為新的君主,而丞相呂不韋執掌大權。呂不韋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為一時之盛。李斯也即門求見,成為在呂不韋身邊侍從獻議的舍人。
舍人在當時僅屬私人顧問祕書班子中的一員,還不是政府公職。但李斯的機敏和才華使他很快脫穎而出,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任以為郎(從戰國開始設定的帝王侍從官,有護衛陪從、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各種職責)。郎的官職雖然不高,但由於身處政治中樞,有機會接近秦王,是進一步升遷高位的有利階梯。
2,宮幃進言馳騖秦都
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秦國兵強國富,實力已遠遠超過了關東六國,席捲四海、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進一步為秦王具體地考慮統一的時機、謀略和步驟,及時地向秦王獻計進言。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進言的機會,李斯便上書秦王,提出翦滅諸侯,消滅六國,並天下的謀略:
“從來那些無知小人,不會抓住歷史的機運。而那些成就大功業的英雄之才,卻能在不利的情況下隱忍待時;一旦看準機會,就毫不猶豫,果斷地採取行動,以取得成功。春秋時期,秦穆公也是一方霸主,為什麼不能向東併吞各諸侯國呢?因為當時諸侯眾多,周王室還有一點空名。因此五霸迭興,還都要打出‘尊周’的招牌,來謀取本國的實利。但從秦孝公以來,情況不同了。周天子侷促於一隅,地位卑微,誰也不把他放在眼裡。諸侯互相兼併,關東只剩下六國。對於他們,秦國六世以來,也是一再乘勝進擊,削其國土,奪其民眾,迫使他們屈服於秦,如同秦國的郡縣一般。今天,真是秦國萬世難逢的好時機。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想要滅諸侯,成帝業,天下一統,就好比從灶臺上掃除灰塵一樣,真是輕而易舉!假如錯過了時機,等到諸侯再度強大起來,並聯盟合勢,就是有黃帝那樣的賢能,也難以吞併他們了。”
這一席話,正說到秦王政的心坎上,並使他不能不對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立刻虛心延教。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指出,對他們不能只是硬攻,而要善於運用謀略。如能恩威並用,軟硬兼施,這樣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建議秦王派出謀士間諜,去遊說諸侯。讓他們隨身多帶珠寶金玉,賄賂各國的權臣名士。對這些人,可以收買的,就用重金收買,讓他們為秦國工作,去矇蔽其君主,陷害其忠良,離間其君臣關係,阻止其國與別國聯合反秦。金錢收買不了的,就派刺客去把他殺掉。這樣,就會使六國內部越來越亂。最後,秦國再派出良將勁旅,不難以摧枯拉朽之勢,掃平六國。
秦王政聽罷李斯這番話,擊掌叫好,立即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並任命他為佐助丞相的長史。不久,又提升李斯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定的高階官位。李斯做了客卿,負責實施統一六國的戰略計劃,很受器重。秦王政遵照他的計謀,暗遣謀士、刺客遊說諸侯;對各國大臣、名士,凡能用金幣財帛收買者,便以重賄結交;凡不能收買者,便以利劍刺殺。與此同時,又派名將勁旅追隨其後,以武力相迫。從秦王政元年至九年(前246~前238年),史書所見,僅對魏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就有六次,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這一正確策略的實施,秦王政才得以續六世餘烈,振長策而馳騖宇內。一紙諫書勸秦王“二十餘年並天下”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之時,秦國卻同時存在著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它幾乎使秦國的統一大業半路夭折,也幾乎使李斯建功立業的理想化為泡沫。但李斯仗其過人的才智和膽略,既拯救了秦國功虧一簣的危機,又為自己的富貴尊榮贏得了新的機會。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歲,依照秦國規定到雍城舉行加冕禮。與呂不韋狼狽為奸的掌權宦官長信侯嫪毐乘機反叛,秦王政果斷處決了嫪毐。次年,又查知呂不韋與嫪毐叛亂有牽連,秦王政早已對呂的專權深感不滿,乘此機會罷了呂的丞相官職,遣送其回封地。呂回封地後,又暗中與其他諸侯相勾結,圖謀不軌。秦王政就削去呂的封地,把他發配到蜀郡,呂知大勢已去,遂飲鴆自殺。
秦王政一親政就剷除了覬覦王位、時時掣肘的兩大心腹之患,政治上得到了空前鞏固,這使秦王政更加志得意滿。決心大力發展生產,以圖霸業。首先要興修水利,由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二人設計、領導修築的當時第一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這一時期建成的。
韓國為減輕秦國的軍事壓力,派遣著名水工鄭國充當奸細,入秦建水利工程,以拖垮秦國國力。秦王政聽說鄭國來幫助興修水利,十分高興,派人隨鄭國到全國考察。據此計謀,鄭國設計了一條引水渠,自仲山(今陝西涇陽縣西北)引涇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澤)作為渠口,沿北山南麓引水向東伸展,經今三原、富平等縣,在今大荔縣東南注入洛水。渠長300多裡,工程完畢後400萬畝土地可得到灌溉。但此項工程極為浩大,耗時長,費財物人力多。工程完成到一半時,秦王查明鄭國是韓國派來的奸細,一時輿論譁然,秦王也非常生氣。秦國那些一向守舊、排他的宗室大臣乘機向秦王上書說:“所有外國客卿大抵是為其主充當說客、奸細的,應一律逐出!”秦王想到呂不韋和鄭國的教訓,對此也有想法,一怒之下頒佈了“逐客令”,規定凡在秦國的客卿,一律驅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步離咸陽,踏上茫茫征途,失意之感,不忿之情,油然而生。於是,他寫就一篇《諫逐客書》轉呈秦王政。這是一篇議論縱橫、文情並茂的佳作,又是一篇思想犀利、邏輯性強的政論文章。
這就是李斯著名的《諫逐客書》。這篇上書一氣呵成,鞭辟入裡,具有極大的說服力,不愧為上乘佳作。秦王政讀後,立刻改變主意,取消了逐客令,追回了已經上路要離開秦國的李斯,並讓他官復原職。
秦國重用異國客卿的政策,既是傳統的,又是獨異於關東六國的。歷史證明,它每每使得雄才大略的秦國國君能夠不拘一格,廣羅人才,以為我所用,從而保證了對內對外戰略的成功。這一政策對秦國的發展強大,產生了重大影響。而逐客之舉,明顯的是一次可能產生嚴重惡果的決策失誤。李斯的直言進諫,不僅使秦國保持了這種正確政策的連續性,使秦王政周圍聚集起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加速了秦統一的程序,而且也最終奠定了李斯在秦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快,李斯便被任命為主管司法的廷尉,成為秦國的重要卿士之一。
3.遠交近攻首謀滅韓
因修渠而引起的一場逐客風波平息了。鄭國渠的完工,不僅未能“疲秦”,反而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平定六國已被提到秦王政的日程上來。
李斯分析了六國的地理位置和實力狀況,認為地處天下之中,又正當秦軍東向之路的韓國,最宜作為突破口。以韓之弱小,頭一炮打響,不僅可以振奮軍威,而且敲山震虎,還能從心理上懾服其他五國。
秦軍向韓國邊境的進擊,使韓王安極度恐慌。李斯又親自出使韓國,威逼利誘,迫使韓王向秦稱臣。於是,韓王急忙找韓非計議保全韓國之策。
韓非系韓國貴族,早年曾與李斯一同師事荀子,攻讀刑名法術之學。韓非口吃,不善於演講,但擅長著述,李斯自以為才學不如韓非。可是,由於兩者在人生道路的抉擇上大相徑庭,致使結局殊不一樣。李斯能擇地而處,擇主而仕,涉足於蒸蒸日上的秦國,投依雄才大略的秦王政,終能大展奇才,立下不朽的業績。韓非念念不忘故國,情牽於貴族世家,身歸於江河日下的韓國,希圖挽狂瀾於即倒。結果,他見韓國日趨削弱,屢屢以書進諫,昏聵無能的韓王每每不能聽用。韓非憤恨治國不盡心修明法制,昧於求才任賢,不能力圖富國強兵;寬緩時寵信沽名釣譽之徒,緊急時才徵用甲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令國賊祿蠹凌駕於功臣鬥士之上,使廉直之臣不容於邪惡小人。對此,真是痛心疾首,悲憤莫名。於是,他總結古今得失,奮筆撰寫《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林》、《說難》等五十餘篇,計有十餘萬言。
秦王政讀過韓非著述,連連拍案叫絕,讚歎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交)遊,死不恨矣!”也因為仰慕韓非之才,秦國更加急攻韓國,以求虜取此人。
韓王起初不信用韓非,及至情勢危急,才想到韓非的用場,並於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派他出使秦國,勸秦存韓。
這時的韓非身處兩難之地:作為一個深諳歷史大勢的思想家,他知道秦滅六國,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轉;作為一個韓國貴族,又不忍祖宗基業毀於一旦,還得為儲存韓國作最大的努力。
韓非到秦國後,“秦王悅之”,但韓非不像李斯那樣一心投靠秦王政,則是依然站在維護韓國的立場上講話。主要表現在:一是姚賈提出出使燕、趙、吳、楚四國,攜“金千斤”以斷絕四國的聯合,韓非卻以讒言離間秦王政對姚賈的信任。他說:“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賈乃)樑監門子,嘗盜於樑,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樑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在厲君臣也。”姚賈據理力辯,表明忠心,指出士有詬醜,而明主用之,可與立功,反責秦王政聽讒,反噬韓非用心不良;“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天聽讒,則無忠臣矣。”結果,秦王政仍用姚賈之謀,而對韓非產生懷疑。韓非新入秦國,便樹立了一個強敵。
二是韓非為保全韓國,給秦王政上書提出“先攻趙而存韓”的建議,而當時秦國實行遠交近攻,逐漸向外蠶食擴張的策略。按照這一策略,處於秦國東鄰的韓國,則是首當其衝的兼滅物件。否則,秦國東進就有後顧之憂。韓非存韓攻趙的主張,客觀上是為遠交近攻策略的施行製造障礙,這更加深了秦王政對韓非的懷疑。
李斯說,韓國對秦來說,好比腹心之患。別看它現在順服於秦,實際是順服於強力。一旦秦保留韓國而東攻趙、齊,難保它不與趙、齊、楚合謀,從後方夾擊秦軍。這樣,當年秦軍慘敗於晉國的崤塞之禍便會重演。故韓國決不可信!接著,李斯指出韓非此來,只能是維護韓國利益,不可能為秦著想,這是人之常情。李斯勸秦王千萬不能為韓非的辯辭所惑,要明察其心最後,李斯建議,由自己前往韓國,誘使韓王入秦。秦就以韓王為人質,脅迫其大臣俯首歸順。然後秦再發兵威脅齊國,齊也必然效法韓國。這樣一來,趙人破膽,楚人狐疑,魏國不敢為非,諸侯便可蠶食而盡。
作為一名成熟的政客,大局或者說目的是居首要位置的,他不會因為某種感情或關係而改變他的心中那杆稱!李斯對待同師而學的韓非,自然也是如此。
試想秦王政那樣欣賞韓非的理論見解,迫切“與之遊”,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一旦韓非成為秦王政心腹謀臣,李斯行帝王之術,謀己騰達的慾望便會落空。
李斯抓住秦王政對韓非心生懷疑之機,對秦王政說:“韓非,韓之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力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就這樣,韓非入秦不久便被秦王投入了監牢,緊接著,李斯派人將毒藥送給韓非,迫其自殺。韓非尚欲向秦王政剖白心跡,無奈不見秦王回心轉意,只得飲藥自盡,一代學者就這樣匆匆地含恨而死。
司馬遷一再悲嘆韓非不能自脫其難,說道:“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其實,這既不足為怪,也不足嘆。韓非是卓越的唯物主義者,是傑出的思想家,卻不是個高明的政治家。他能批判地吸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同流派的法學理論,“法”、“術”、“勢”三者於一爐,成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並未能將自己的理論運用於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去。因為認識同實踐並非天然聯接在一起的,思想家與政治家終究有很大的距離。
李斯害死了韓非,卻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貫徹了韓非的基本思想。二人倘能聯珠合璧,無疑更能完善法家流派。但是,歷史是無法隨意假設的。本來,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既飽含著合理的核心,又充滿了謬誤和悲劇。
此後僅三年,秦就滅了韓國。
4.力駁分封制定開國大計
秦王加冕親政之後,在李斯等人的謀劃下,就“奮六世(自秦孝公經惠文帝、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共六君)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拉開了統一中國的前奏曲。從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五年中,秦國軍隊如秋風掃落葉,吞併了韓、趙、魏、燕、楚、齊六個國家,順應歷史的發展要求,結束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的割據局面。李斯因功業顯赫,累官至廷尉,位列九卿。
秦王政由一方諸侯變成一統天下之王,地位和形勢發生了重大轉折,他覺得應重議帝號、定製度,為此,召叢集臣計議。李斯等人建議:“古時有三皇五帝,可他們管轄的地方不過千里,如今陛下興兵誅滅暴亂,蕩平六國,統一天下,這是自上古以來未曾有過的壯舉,三皇五帝豈能相比!”為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稱“皇帝”,又因他是從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稱為“始皇帝”,以後,繼位子孫則依次稱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流傳萬世。
從此,秦王政成為秦始皇,為表示他至尊無上的權威和榮耀,將以前平民百姓亦可用於自稱的“聯”定為皇帝自身的專用詞,並宣佈,今後凡重大制度之命稱為“制”,通常之令稱為“詔”。
李斯作為秦代不可多得的政治謀略家,其歷史功業,莫過於他在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爭辯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在強化中央集權機構之後,對於遼闊的國土如何治理,已是擺在秦王朝面前的中心議題。
以丞相王綰為代表的一批大臣堅持這樣的意見:全國統一後,幅員廣闊,諸侯初滅,原來屬於燕、齊、楚的地區,距離都城太遠,不搞分封恐怕難以管制。主張承襲周制,分封諸子為王。
王綰的主張實質上是沿襲西周“封親建戚”的理論,商鞅變法已將它消滅了。秦始皇一聽“請立諸子”,便對分封可能導致的結局憂慮起來。
廷尉李斯力排眾議。他堅拒反對,並舉例論證,周文王、周武王曾經大封子弟同姓,後來封國之間日漸疏遠,以致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結果周天子也難以禁止。如今天下統一,並已普遍設定郡縣。對皇帝諸子及功臣,只要讓他們坐食賦稅並加重賞賜就足夠了。這樣,天下無異心,才是長治久安之本。如果重新分封諸侯,就會削弱皇帝的權力,使國家陷於四分五裂的局面。
秦始皇不愧為“千古一帝”,他聽了李斯的建議,覺得很有道理,就毅然表示贊同,說道:“朕曾深思此事,長久以來,天下苦於兵戈,都是因為列侯相互對抗。如今依靠祖宗之德,初定天下,若沿襲舊制,重新封王許國,這其實是在樹立兵患,要想再求得安寧、平息,豈不難哉!廷尉之意正合朕意,可照此實行!”當即命李斯負責規劃疆土,定明法制,以頒天下。
李斯遵照秦始皇的旨意,下令臣屬,繪製了大秦帝國疆域圖;依據山川走勢、地理方位把全國劃分為36郡,直屬中央管轄,一郡下設數縣,從而設定了從地方到中央一體化的國家制度。與此相適應,他還在參考六國官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機構的設定方案。他這一套完善的區域劃分和機構設定方案令秦始皇讚歎不已,說道:“李廷尉不愧是辨古通今、學識淵博、學過帝王之術的人,所做諸事,樣樣都合朕意!”
李斯所制定的郡縣與分封制有明顯的差距之分。生產力、社會經濟的水平決定著國家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脫胎於奴隸制時期的封建社會初期,國家制度處在初級形態時,國家的顯著特徵表現為王權與神權、政權與族權、君與父、貴與親的相結合。因此國王採用宗法分封制度,按血緣的親疏,將國土和百姓像自己的家產一樣分給子孫後代。分封初期,由於中央王權的強大和血緣關係的密切,還具有較強的維持力量。隨著親屬關係的逐代疏遠,各分封國漸漸劃地自治,擁縣自守、諸侯之間就不再是兄弟、親屬,而是相互功伐敵國,“相攻擊如仇讎”。而中央集權由於分封,已削弱了其實力,漸漸淪為與諸侯等同的地位,從而失去對諸侯的控制權力和能力,因此,對諸侯的相殘,“天子不能禁止”。春秋以來的歷史就是實證。到戰國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制度也相應地變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秦的統一六國,是歷史的必然。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就是順應歷史發展的主流,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李斯在這一點上能站在歷史發展的前沿,力駁分封,主張郡縣制,確屬遠見卓識。此項改革,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深遠影響。
5.天下初定奉命立法定製
秦統一六國後,為長遠地維護自己的統治,秦始皇開始專心探討治國安邦之道。他問李斯:“朕觀前代史籍,見數百年間,常常是戰亂迭起,兵戎相見,哪一朝的帝王權臣,都難免成為百姓攻擊的目標;而每一次動亂中,一些豪門大富又總是爭權奪利,趁機崛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李斯進言道:“依臣看來,其主要原因是歷朝歷代或不能明法,或執法不嚴,所以使得豪強兼併,百姓造反,禍亂不息。陛下聖明,只要嚴執秦律,使天下人都做到令行行為遵,哪個還敢作亂呢?!”這些想法得到秦始皇的贊同。李斯進一步輔佐始皇策劃、制定了一系列詔命和法令。
為防止百姓反叛,令民間原有的和繳獲六國的大量武器全部上繳,不準私留。當時的兵器多為銅質所鑄,地方的郡守縣令把從民間收繳上來的兵器都運到咸陽。始皇命人熔燬兵器,鑄成十二個大銅人,每個重達24萬斤,陳設在咸陽宮門外,用以象徵自己統一天下的豐功偉績。
為防止豪富大戶聚眾造反,令各地12萬戶以上的豪門大戶迅速遷居國都咸陽(早在征服六國過程中,就曾把各國的富賈豪紳遷移到巴蜀),這樣,既使他們遠離家園,失去原來植根於其中的土地,失去世代居住和統治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礎,又便於朝廷就近監督他們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結、暴亂。
為防止六國舊部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令全國險要地方,凡城堡、關塞及原來六國構築的堤防等,統統毀滅,使欲反叛者無險可據,無塞可依,難於作亂。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李斯提出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建議,秦始皇當即批准實行。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書同文”。這一措施的主要精神是以沿襲西周古文字的秦系文字為基礎,對先秦各地域的異形文字、繁雜字型進行整頓,“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提出統一和簡約的規範文字,要求全國通用。這種統一的文字,史稱“小篆”,又叫“秦篆”。當時,由李斯撰書《倉頡篇》、趙高撰書《爰歷篇》、胡毋敬撰書《博學篇》三部字書,作為識讀和書寫的範本。可惜這三部字書沒有流傳下來。
“書同文”是一場深刻的文字改革,具有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它便於人們交流思想和社會交際,對全國政治經濟一體化、民族的凝聚以及古文明的承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進步性突出地表現在規範和簡化這一目標實施上。例如在秦統一文字前,“寶”字有194種寫法,“眉”字有104種,“福”和“壽”等也均有上百種形態,而小篆只用一種字形就代表了。
秦以前的貨幣,種類繁雜,各國貨幣的大小、重量、形狀都不相同,齊國、燕國流通的是刀形幣;魏國、韓國、趙國流通鏟形鎛幣;秦國流通的是圓錢,而趙國使用的則是郢愛和海貝狀蟻鼻錢……而且彼此之間計算單位也不一致。
秦始皇決定使用秦半兩錢。黃金以鎰為單位,錢以半錢為單位,舊幣一律廢除,龜貝、珠玉、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一律不作貨幣流通。
法規頒佈的同時,一種由國家統一鑄造的規格、重量、形狀一致的貨幣發放到全國各地。
鑄造權歸國家所有。但始皇考慮到秦國地域廣大,交通不便,允許郡縣地方政府按國家的標準設計進行鑄造,並印上鑄造地方的名字。國家定期檢查,一旦發現有不符合規格的立即廢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又頒佈詔書,以秦國的度量衡為基礎,制定新的度量制度,並把這份詔書刻在官府製作的度量器上,發往全國各地。
詔書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完全兼併了天下諸侯,稱號“皇帝”,黎民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始皇命令丞相隗林、王綰把混亂不清的度量衡統一起來。為了能夠使這份詔書在全國貫徹執行,秦始皇還制定了三項規定:
第一,定期巡迴檢查。下令鑄造大量各種量值的標準量器。與此同時,繼續推行度量衡定期檢查制度,規定“仲春三月,一度量,平權衡,齊鬥桶。”
第二,大作宣傳。使天下人都能知道並自覺使用這種新的計量體制。
第三,繩之以法。以法律來保證統一度量衡制度的準確使用,並對違犯規定者進行嚴厲處罰。秦始皇規定:“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不盈十六兩到八兩,貲一盾。甬不正,二升以上,貲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貲一盾。鬥不正,半升以上,貲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貲一盾。半石不正,八兩以上;鈞不正,四兩以上;斤不正,三銖以上。半鬥不正,少半升以上;參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十二分升一以上;黃金衡贏不正,半銖以上,貲各一盾。”
這些規定對不遵守度量衡制度的人作出了明確的處罰,從而保證了這項法規能夠在全國順利實施。
修馳道、定車軌也是李斯的一大貢獻。一次,少府卿給秦始皇造了一輛冷可防寒、熱可避暑、華麗堅實、精巧別緻的車子,眾臣圍車讚不絕口,說皇帝乘此車巡遊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等等。獨李斯一語驚人,他說:“這車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遊四方!”眾皆愕然,李斯慢慢說道:“臣剛仔細觀察過,這車兩輪間距是6尺,需要6尺車軌之路才能行駛。而如今天下道路都是原來各國所開,有寬有窄,很不一致,乘這車子怎麼能遠行呢?”秦始皇如夢方醒,遂頒發詔令,規定天下車軌一律為6尺寬。接著又開始修築“馳道”,寬50步,修築高土石,每隔30丈植一青松,如有什麼地方發生變亂便於迅速調集兵馬。這樣的馳道有兩條:一條由咸陽向東直達燕、齊;另一條由咸陽往南直達吳、楚。後來又接著修了“直道”、“新道”、“五尺道”等等,分別從咸陽通往北方、西南和嶺南等廣大區域,使咸陽作為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的核心地位更加鞏固。
6.焚書坑儒孰是孰非
分封制、郡縣制論爭後,秦始皇對李斯信任有加,並擢至右丞相,李斯遂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
李斯功成名就,躊躇滿志,春風得意,在爬到了人生的頂點之後,他苦苦思索的只是如何保住高官厚祿。
他把秦始皇的內心看得非常透徹。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愈加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嚴刑重賦,以至民不聊生,國無寧日。作為丞相,李斯心知杜明。但他為什麼不直言極諫?因為他這個政治謀略家,本質上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一旦國家利益有損於自身利益,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前者服從後者。為了永保富貴,李斯一心逢迎聖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陽宮,大會群臣。博士僕射周青臣當面頌揚說:“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而今賴陛下英明神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怡然而樂。周青臣的頌詞雖有奉迎之嫌,卻也道著一些真締,算不得屈意麵談。可是,身為博士的齊人淳于越卻抗聲反駁說:“臣聞殷、周能稱王千餘歲,是因其分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倘有齊國田常、晉國六卿那樣的叛臣篡政,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如今青臣又面談以加重陛下之過,實非忠臣。”
淳于越的駁議,首先是選錯了歷史根據,殷、周國祚綿長,決非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就整個人類歷史看,其發展速度表現出這樣的規律:越是在初級階段,越是前進遲滯——這是由於社會矛盾發展緩慢,因而矛盾轉化以及隨之而產生的社會飛躍也較和緩,使社會帶有極大的惰性,必然歷時久長。這與生物界的新陳代謝有類似之處。以周代而論,合東、西周共八百年,但名存實亡的時間過半,比先前的夏、商兩朝要短,而比以後的封建王朝享國長。淳于越的社會歷史觀念也是守舊的、錯誤的。他所指斥的皇帝有天下,“子弟為匹夫”,正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至於“田常”、“六卿”篡國、奪位之憂,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這兩例,恰恰是在分封時代產生的歷史現象。基於此,他得出的結論——“師古”無疑是錯誤的,必然導致頌古非今,走回頭路。
秦始皇再將淳于越之議下達朝廷,丞相李斯申論是古非今之不利於治,主張申是古非今之禁。
隨著政治上的統一,勢必要求思想、理論上的統一,歷朝歷代概莫能外。但是,即使是真理,一旦過了頭,便會成為謬誤。李斯為使輿論一律,所採取的措施難免於荒唐:1.除去秦國史籍和醫藥、卜筮、種樹等書外,將民間所藏的《詩》、《書》和諸子學說等,皆送交郡中焚燬;令下三十日不燒,黥面罰作築城苦役。2.有敢談論《詩》、《書》者處以棄市(殺之於市)重刑。3.以古非今者,舉族連坐。4.官吏知情不報者,與之同罪。5.凡欲求學者,以吏為師,研習法令。
秦始皇准奏,如議實行。
越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一向慫恿秦始皇求長生不死藥的方士侯生、盧生等人,連年詐術破滅,便誹謗秦始皇一通,然後逃之夭夭。秦始皇大怒,命御史按問在咸陽的諸儒生“為妖言以亂黔首”之狀。諸生轉相告發。於是將犯禁的四百六十餘名儒生坑殺於咸陽。
以上,就是歷史上聚訟紛紜的“焚書坑儒”事件。對此,讚揚者不乏其例,責罵者更大有人在。本來是一樁甚為簡單的歷史舊案,卻牽動了古今人物,以致久無了斷。原因在於,讚揚或責罵者,往往與自己的政治境遇、政治需要聯絡在一起,用以借題發揮,指點時政。其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地看待這一積案,就不難得出結論。其一,這一舉動的出發點在於實現思想統一,這是已經完成軍事、政治統一後必然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重大議題。倡導“師今”,主張向前看,反對“師古”、“頌古”、裹足不前,有著進步的社會意義,尤其對於鞏固剛剛締造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有積極作用。其二,一次坑殺四百六十餘名政治反對派,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僅僅投入一粒小石子,本不足驚奇,只應引起幾絲漣漪,而不足激起軒然大波。此前此後的統治者大多殘忍的屠戮功臣宿將和知識分子,規模往往大於此舉。其三,採取焚書坑儒的極端手段,來解決思想文化領域的矛盾,藉以達到愚民目的,實現文化專制和思想統制,是非常簡單、殘暴的,它毀滅了許多文化典籍,對後世造成惡劣影響,在當時的社會效果也很不好。後人詩云:“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即是總結了歷史對這一愚蠢舉動的嘲諷。
7.玩死亡陰謀只為懷印歸鄉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再次出巡,西還至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病危。當時隨行官員僅有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因特蒙偏愛,得以跟隨在身邊。長子扶蘇由於數諫忤旨,被北遣上郡,監大將蒙恬備匈奴。秦始皇在重病彌留之際,因甚忌諱一個“死”字,群臣均不敢早日奏請安排後事。直至神志昏沉,他才命趙高代詔,賜公子扶蘇書,大意雲:將邊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陽料理喪葬。書未發出,秦始皇竟於這年七月悠然長逝。
開國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舉國惶亂。何況秦始皇死在巡遊途中,生前又未及確立太子。李斯唯恐諸子爭位,天下生變,便祕不發喪,將屍體裝入可以調節冷熱的痃輬車中,沿途上食及百官奏事如舊,內建一親信宦官作替身,代為應答。這算是憂心國事,匠心獨運。
這一來,卻給宦官趙高以可乘之機。趙高原系趙國王室疏族,兄弟數人,皆生而自隱其宮(割除生殖器)以求進身於秦王。他入秦宮二十餘年,因其強力,又精通法律訴訟,得任中車府令(主管皇帝乘輿),兼行符璽詔令諸事。秦始皇對他十分信賴,使之輔佐少子胡亥,又得胡亥寵幸。一次,趙高有大罪,交由蒙鞫治。蒙氏本是秦國的名將世家,其祖蒙驁、父蒙武、兄蒙恬均屢建軍功。蒙氏兄弟又與始皇長子扶蘇關係甚密。蒙毅依法判處趙高死罪,削除其宦籍。秦始皇念趙高敏於事務,特赦其罪,復其官爵。從此,趙高心恨蒙氏,常欲尋機報復。
秦始皇即死,諸子和大臣面臨著一次權力的再分配。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兩大對立營壘。一方以長子扶蘇、武將蒙恬、蒙毅為代表;另一方以少子胡亥、宦官首領趙高為代表。在雙方的爭奪中,丞相李斯舉足輕重,倚扶蘇則扶蘇勝,附胡亥則胡亥立。就在關鍵的時刻,李斯顧及身傢俬利,屈從了宦官趙高,與之一同謀劃了沙丘政變。
趙高首先去見胡亥。他裝出一副關心體貼的樣子,問道:“今皇上去世,只留下一封給長子扶蘇的詔書,而沒有留下分封諸子的詔令,扶蘇一到,就會立即登基為帝,而公子您卻連一寸封地都沒有,那可如何是好呢?”
這話正中胡亥的心事。他停了半晌,只好回答道:“我聽說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親臨終不封諸子,為子自應遵守,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趙高做了一個否定的手勢,說道:“公子錯了!如今天下大權,全在公子與高及丞相三人之手,須知人為我制與我為人制,大不相同,是為君還是為臣,請公子早自有謀。”
胡亥聽趙高之說,心中不由得一陣激動,暗想:“難道自己真的可以當皇帝?”但傳統的倫理觀念,又使他不敢妄為。遂說道:“廢兄自立,是不義;不遵從父命而怕死,是不孝;才能淺薄,靠別人的扶植而取位,是無能。此三者都是不道德的事,即使由此取得了皇位,天下了也會不服,不但自身會遭受禍殃,國家也會滅亡,此事行不得!”
趙高嘿嘿一笑說道:“臣聞商湯和周武王殺掉了他們的君主夏桀和商紂,天下稱義,不為不忠;衛君殺了自己的父親而自立,衛國人都稱頌他的功德。孔子曾把這事載入《春秋》,這不能算不孝;可見,凡是幹大事業的人,就不能拘小節。有大德行的人,是不計較小的責備之辭的。所以,顧小而失大,必有後害;狐疑不決,必有後悔。只有敢作敢為,必能成功。願公子能夠聽從我的勸告。”
趙高的這一番話,說得胡亥連連點頭。嘆息道:“你說得不無道理。只是現在父皇還沒有發喪,喪禮也沒有舉辦,怎麼好去向丞相提及此事呢?”
趙高見胡亥已經認可,便介面說道:“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此事由臣去與丞相商量,不勞公子費心。”說罷,便急衝衝地去找李斯。
趙高知道,自己雖然是始皇帝的親信寵臣,但官位畢竟只是一個車府令。廢立國君的大事,是沒有資格過問的。此事沒有丞相的參考,不能成功。但如何說服李斯呢?他頗費了一番心計。趙高深知李斯是一個極為重視權勢、利祿的人,遂決定就抓住他的這個弱點,進行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拉他入夥就範。
趙高見到李斯,屏退左右,便單刀直入地問道:“請君侯,您知道皇上逝世前留給長子一封詔書,要他到咸陽會合參加喪禮,並立為繼承人。但這詔書如今尚未發出,連同御璽都在胡亥那裡,此事沒有別人知道。現在,立誰為太子,就在你我口中一句話,不知尊意如何?”
李斯雖然也在考慮秦始皇去世後,局勢將發生怎樣的變化,但對趙高這突出其來的問話卻感到極大的震驚。他不知道趙高到底是何用意,對這關係到身家性命的問題豈敢肆意妄說?於是,將臉一沉,厲聲正色地說道:“你怎講出這種亂政亡國的話來呢?這不是當臣子的人應該議論的事!”
趙高並沒有理會李斯的斥責,他只是冷冷一笑,把話鋒一轉,直捅李斯的疼處。問道:“君侯你自己衡量一下,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嗎?功勞比得上蒙恬嗎?深謀遠慮比得上蒙恬嗎?人心無怨比得上蒙恬嗎?和扶蘇的情誼之深比得上蒙恬嗎?”
李斯搖了搖頭說:“這五件確定都比不上蒙括,可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前三者看,即才能、功高、謀遠無失,李斯絕不在蒙恬之下。後兩者,李斯委實不及蒙恬:蒙恬為長子的心腹故舊,特受信任;蒙恬在秦統一後的兩次重大內部政治鬥爭中,不像李斯那樣鋒芒畢露,自然未嘗結怨於天下人。而直接決定李斯安危榮辱的卻恰恰是後兩者。這就不能不勾起李斯的後顧之慮。
趙高道:“我趙高只不過是一個宦官僕役,幸而能夠粗知些刑獄文書,在秦宮中管事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中,從來沒有見到功臣和退位的丞相,有封地和爵位傳及到二世的,最終都是被誅殺而死。皇帝有二十多個兒子,您都是瞭解的。長子扶蘇剛強勇敢,對人信任,善於鼓勵士人,他即位一定任用蒙恬為丞相,您恐怕終究不能帶著通侯的印綬,榮歸鄉里,這是顯而易見的。以我之見,不如立胡亥。我奉詔教胡亥刑法數年,從沒見過他有什麼過失。他仁慈厚道,輕錢財而重賢士,腦子很聰明。只是口頭不善於言辭。諸公子中,沒有哪個能比得上他的。實可擁立為君。立胡亥為君,於你我都是有利的,請您三思。”
趙高的話確實說到了李斯的心裡。但他對趙高的陰險狡詐,深有了解,仍不敢貿然行事。因而繼續裝作一本正經地說道:“請你不要再說了,我李斯遵奉皇帝的命令列事,順應上天的安排,還有什麼可考慮的呢?”
趙高已經瞧破了李斯的內心,於是又接著說道:“您可能自認為現在的處境很平安,實際上已經是很危險了。您若同意我的意見,表面上看了很危險,其實很安全。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命運安危的關鍵,怎麼能算得上是個聰明人呢?”
李斯佯作發怒道:“我李斯不過是上蔡的一名百姓,幸而受到先帝恩德,被任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為官。先帝信任我,所以才將國家的存亡安危交付給我,我不能對不起先帝。況且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憚勞,李斯但求自盡職守罷了。請你不要再提這種事,免得我成為先帝的罪人。”
趙高見李斯色厲內荏,便進一步用胡亥來威脅他。說道:“我聽說聖人辦事靈活應變,總是根據形勢的變化而定奪。對事物的發展,看到梢就知道根,看見去向就知道結果。事物都不是固定的,哪有一成不變的呢?現在,天下的大權和命運都掌握在胡亥的手裡。我已經服從了胡亥的旨意,可以得志,惟與君侯相好多年,不敢不以真情相告。須知以外製內就是行逆,以下制上就是反叛,君侯老成練達,應該知曉利害。君侯難道不知,秋霜降,草木凋,春水動,萬物生。此乃大勢所趨,有誰阻擋得住嗎?”趙高說罷,凶惡的目光直射李斯的眼睛,隱隱透出幾分殺機。李斯不得不服從。
趙高隨後偽詔命扶蘇和蒙恬自盡。當扶蘇依詔準備自盡時,蒙恬諫止扶蘇道:“今皇帝巡幸天下在外,未立太子。讓我率三十萬大軍守邊,以公子為監軍,把天下這麼大的重任託付給你,不是皇上的親信怎能如此!如今僅憑一使到此,便去自殺,怎知其中無詐?請公子派人馳奔行在,再行請命,如果屬實,那時再死也不遲。”使者怕生變化,連連催促,速令自盡。扶蘇為人忠厚,對蒙恬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父有命,我死便了,還去請示什麼!”說罷舉劍自刎。
人們或以為扶蘇德行優於胡亥,設想他如能承繼皇位,秦朝不至於速亡。然觀其行事,剛而寡謀,仁而乏智,只不過是一個愚孝的典型,實不足成大事。秦王朝的繼承者只能在胡亥、扶蘇等數人之間圈定,政績均可想而知。這就是傳子制度的惡果。
蒙恬是歷事老臣,不肯匆匆就死。使者把他繫於陽周獄中,候處置。
胡亥、趙高、李斯得知扶蘇自殺,蒙恬被困的訊息,見大事已成,歡欣鼓舞,日夜兼程,趕回咸陽。一到咸陽,立即釋出了始皇帝去世的訊息,並宣告了始皇帝立胡亥為太子的“詔書”。胡亥即位登基,稱為二世皇帝。由趙高一手導演的沙丘之變的陰謀,終於得逞。
胡亥、趙高知蒙氏非心腹之臣,且手握重兵,必欲斬草除根而後安。他先戕殺蒙毅,隨後催逼蒙恬自殺。蒙恬自信“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背叛”,也自知有“孽臣逆亂”,卻顧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主”,竟也吞藥而死。又是一個愚忠的楷模!
扶蘇愚孝,蒙恬愚忠,趙高奸佞機詐,胡亥肆意妄行,李斯原居有利地位,系可為之人,卻貪利屈節。有此五個最為核心的人物,秦王朝的可悲命運就不待贅言了。上督責之術步入窮途
秦二世胡亥乘始皇的偶然暴死,僥倖竊取了皇位,卻不能靠僥倖來支配歷史程序。他本是一個昏庸無能之輩,而暴戾卻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物。登上帝位之後,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問題,他一籌莫展,手慌腳亂。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他用高官厚祿收買籠絡一批地位低下、容易操縱的遺老遺少,同時用嚴刑苛法打擊、殘害難以駕馭的皇族和功臣名將。
據史書記載,在戮殺大臣蒙毅之後,又將十二公子誅殺於咸陽,再將十公主磔死於社縣。此外,他還繼續修築宮室,橫徵暴斂,把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統統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至此,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對於上述暴行,李斯或退讓默許,或隨聲附和,或公然贊助,完全喪失了一位政治謀略家應有的雄略。以致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關東豪傑並起,李斯才從京華春夢中驚醒,他企圖上諫胡亥改弦更張,可是時過境遷。想當初,沙丘政變,胡亥少不更事,趙高官小身微,二人羽翼未豐,倘若李斯拋卻私慾,運用謀略,定能把這次政變消滅在萌芽狀態。到如今,始皇積弊未除,二世早已不可救藥,趙高亦已羽毛豐滿,因此,李斯的一切作為恐怕難有回天之力。
然而,當此之時,李斯尚未到山窮水盡之時。退一步,可效仿叔孫通,棄官而逃另謀高就;進一步,可憑藉他在朝廷中的聲威,聯結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等同謀,扯出反奸黨趙高的旗幟,也是會有所作為的。可悲的是,李斯貪念爵位,利令智昏;只是屈意逢迎,最終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有一天,胡亥突然問他:“我想不受任何控制,又要永遠統治天下,你有什麼辦法嗎?”為討胡亥的信任、歡心,李斯挖空心思向胡亥炮製了臭名昭著的“督責之術”。
李斯在上書中說:“賢王若能行督責之術,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為君王效死力。不能行督責之術的君王,如堯、舜等一生比百姓辛苦,簡直如行屍走肉。
所謂“督責之術”,實際上是嚴刑酷法和獨斷專橫的代名詞,即對臣下百姓實行“輕罪重罰”,使之不取輕舉妄動;君主要駕馭群臣,不受臣下的非議……李斯認為,只有這樣的君主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永遠統治天下。
獨斷專行的胡亥採納了他的督責之術,舉國上下刑者相伴於道,死者日積於市,弄得天下雞犬不寧,百姓怨聲載道。
聰明半世,糊塗一時的李斯,企圖想利用對二世胡亥的阿諛取榮,對宦官趙高步步退讓來保全自己。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他丟擲害國禍民的“督責之術”的同時,也把他自己槁木死灰般的軀體拋向了暗無天日的人生末路。
8.起亦秦都落亦秦都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秦王朝已到了土崩瓦解的時候,隨著外部鬥爭愈演愈烈,最高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也越發不可調和。
郎中令趙高,身居要職,把持著朝政大權,常因大臣不聽從自己,擅殺無辜。他唯恐大臣入朝奏事。揭他老底,便生一計,使大臣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他對二世說:“陛下年輕,又初即位,未必盡通諸聲,不宜在朝廷上與公卿議決朝政之事。”勸他深居簡出,使臣下聞其聲,而不見其面。於是,胡亥深居禁中,每日懷抱姬妾,在歌舞聲中打發時光。朝中政事,由趙高一人專斷。
趙高恃寵專權,唯覺丞相李斯阻礙自己,遂起謀害之心。遙想當年,李斯處心積慮除掉了絆腳石韓非,沒想到有朝一日反成他人的俎上之肉,此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天道迴圈,因果報應。
為了置李斯於死地,趙高苦心積慮,設下“請君入甕”的圈套。他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架勢誘使李斯:“關東群盜作亂,二世卻急於徵發役夫擴建阿房宮,還積聚狗馬等無用之物。我想勸阻,無奈人微言輕,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這倒是您應當做的事,你為何不勸阻呢?”李斯無可奈何地嘆道,二世不坐朝廷,常在深宮,沒有上奏的機會。趙高見李斯已經動心,便說:“只要二世有時間,我就通知您上奏。”
此後,每當二世與宮女縱情嬉戲時,趙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帝剛得閒,可奏事。”
李斯絲毫不知,接二連三叩宮求見,每每不是時候,惹得胡亥大怒:“平時我多有空閒,不見丞相上奏,偏偏在我歡娛時,卻來請事,豈不是見我年幼可欺,故意破壞我的隱私嗎?!”趙高趁機添油加醋,進行離間:“這可太危險了!沙丘之謀,丞相自覺功勞蓋世,現在陛下做了皇帝,他的所作所為就是要裂十受封以為王啊!”趙高又說李斯的長子李由為三川郡守,有謀叛行為。胡亥信以為真,遂派人立案調查三川郡守勾結楚盜的情況。
李斯遭到趙高的暗算,忍無可忍,立即上書二世,揭露趙高居心叵測,請胡亥儘早剷除,但此時胡亥、趙高正狼狽為奸,沆瀣一氣,胡不僅不懷疑趙高,反而為其辯解說:“朕年少之時,就已失去先人,於朝政毫不知情,不懂得如何治國,您又年老,朕不依靠趙君又靠誰呢?”李斯欲借胡亥剷除趙高,無異於與虎謀皮。
趙高見二世對自己寵信有加,便對二世哭訴道:“丞相所恨,唯獨趙高。我一死,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殺君謀反了!”趙高一席話,猶如火上澆油,二世下令把李斯及其宗室賓客統統逮捕入獄,交由趙高審訊處理。李斯一套上枷鎖,就仰天長嘆:“昏君無道,不足與謀!二世的暴政已經超過了夏桀、殷紂和夫差。現在楚盜已有半壁江山,二世尚執迷不悟,仍以趙高為輔足,咸陽遲早要被夷為麋鹿出沒的荒澤野藪啊!”
且說李斯被捕時,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亦受牽連。二馮堅持士大夫氣節,“將相不辱”,遂自殺身亡,死得倒是壯烈。而李斯貪生怕死,自認為對二世忠心不貳,又自負辯才,幻想二世能赦其出獄重享榮華富貴。但趙高心狠手辣,嚴刑拷打,不肯罷休。李斯不勝痛楚,無計可施,遂在獄中上書二世。
趙高見到奏章,隨手扔掉,說:“囚犯安得上書!”馬上叫獄吏燒燬,然後分派門客十餘批,假扮御史、謁者、侍中,輪番審訊。如此反覆,李斯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奄奄欲斃。最後,只得違心“招罪”,李斯招罪後,二世派人複查。面對審訊,李斯如驚弓之鳥,怕再受皮肉之苦,遂自誣反叛。供詞呈至二世,二世大喜說:“如果沒有趙君,差點被李斯出賣了!”
當是之時,三川郡守李由已被項梁率領的楚軍所殺,死無對證。趙高就愈加肆無忌憚地製造李斯父子謀反的罪狀。二世下詔,把李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斬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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