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生長在一個怎樣的時代?為什麼說他的大明開朝的祥瑞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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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宋濂嗎?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宋濂,又稱景濂,號潛溪,著名政治家、文學家,一代大儒,大明朝開國大臣。
元末明初,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或許是中國文化史嚴冬一般的時期,元末腐敗橫行,儒家文化嚴重邊緣化,直到農民戰爭大起,文化的考驗,慘烈的戰火燒遍大江南北,這段英雄輩出的歲月,卻是中華文明結結實實的浩劫。
而宋濂,便生長在這浩劫裡,在那個學問一文不值的時代,宋濂偏偏滿腹經綸,他早年聞名天下卻隱避歸山終不仕元,人到中年應朱元璋所邀出山輔佐,大明初建,百廢待興,宋濂一生所學,終於燦爛綻放。
另外一說,如今我們在眾多影視中所看到的宋濂,除了教太子讀書的場景外,似乎並沒有其他的印象,但事實上,放在歷史上,宋濂可以說是大明不可或缺之重臣,亦是中華文明的振興者。
正道年間學者廖道南在《殿閣詞林記》中將宋濂評價為大明開朝的祥瑞之人: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濂者,非天啟之以翊初運者乎?
鄭曉《皇明名臣記》記載了明太祖朱元璋對宋濂說的一句話:
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可以說,宋濂在當時可謂受盡極寵,可誰又能料到,這份惠及子孫的恩寵最後卻受胡黨之獄牽連帶來大禍,宋濂全家難以倖免,在太子和馬皇后的力保之下,宋濂逃過一劫,被徙至四川茂州,最終卒於夔州,讓人不勝唏噓。
可以說,宋濂受過無上榮寵,亦受過無限屈辱,而他一生,又不可謂不偉大,曾經文化慘淡的大明朝,因為他而建立了成熟的科舉制度,不可計數的文人士子也因他走上歷史舞臺,欣欣向榮的文化,追根溯源,宋濂是最沉默的奠基者。
博聞強識,少有才名
1310年,宋濂生於一個官宦世家,祖父宋守富官拜太常少卿,父親宋文昭在至正時期官至禮部尚書,家世看起來相當不錯,無奈生逢亂世,這樣的家庭也未能給他的人生路增添一點點便利。
宋濂為其母懷孕滿七月而生,早產體弱,宋濂幼時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幸好母親對他無微不至的照料才保他幼年無痛無災。
也正因為少年體弱,宋濂自小便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學習上,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明史》中有記載: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
宋濂六歲時,便能一日便讀完唐人李瀚編著的《蒙求》,其後日記兩千言。九歲能作詩,人稱“神童”。十五歲時,六里人張繼之聽說宋濂善記,邀請他到自己家中,問多少日可通背四書經傳,宋濂說只需一週。張繼之不信,隨機抽取雜書、稗記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誦,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張繼之大為驚異,對宋濂的父親說:這個孩子天分非凡,應當讓他隨名師學習。
稍長大後,宋濂受業於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這幾位可以說是當時文壇有名的大家,而宋濂也受幾位老師影響頗深,後來宋濂在《浦陽人物記》及《金華黃先生行狀》中對幾位老師尤為尊崇,不乏溢美之詞。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宋學士全集》提要中對幾位也有誇讚:
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溍為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溍,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
可以說,宋濂後來之所以能與劉基、高啟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與他少年時接受到名師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拒不仕元,轉而問道
像宋濂這樣的知識分子其實還是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但宋濂的政治眼光卻格外獨到,當時已至元末,多地農民義軍已經揭竿而起,元朝勢必氣數將盡,因此宋濂並沒有打算跟著元朝走向窮途末路。
1349年即元順帝九年,學成之後的宋濂已經具有一定名氣,並受到很多人舉薦,順帝召他為翰林編修,宋濂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
第二年,宋濂為避元朝廷召見隱居龍門山,入仙華山為道士,實則上山寫書,此舉其實跟劉伯溫有很大關係,劉伯溫曾在《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中促他入山: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仙,無相忘也。
苟成仙,勿相忘,宋濂沒能修道成仙,卻成為了大明朝的開國文臣,當時在元朝廷為仕的劉伯溫沒有想到,後來宋濂會和他一起成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應詔仕明,教授太子
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轉年其將婺州改為甯越府,同時任命王宗顯為知府,於是就派人將宋濂等人找來,聘其為經師。
第二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罪惟錄》中記載“帝曰:‘吾徐將軍,淮陰無以過。即安得留侯者?’對曰:‘金華宋景濂可為博物洽聞,兼通象緯。’帝曰:‘以孤所聞,通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自是二公合舉王業。”從此,宋濂與劉基共同成為了朱元璋手下的左膀右臂。《明史》中講到了他們兩人的分工:“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劉基主要是軍事謀臣,而宋濂的作用就是文臣。
同年七月,宋濂又被任命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命為朱元璋子朱標教授“五經”,後又參與修撰起居注。也正是那個時期,宋濂與太子朱標建立下深厚的師生情誼。
開國之初,兩修元史
1368年,朱元璋開國號洪武,同年十二月,下詔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褘為總裁官。
說到宋濂與王褘,當時朱元璋對二人皆有很高評價,認為宋、王二人各有所長,對王褘說:“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朱元璋是一個急性子,開國之初便撰前朝史,其心態也是昭然若揭,王春南在《宋濂評傳》揭示了其中原因:除了總結歷史經驗之外,修纂《元史》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宣告元朝作為一個朝代已經結束,新建立的明王朝‘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以便絕了元朝殘餘勢力復辟故元之心。
出於這種原因,朱元璋對撰修《元史》催促得十分緊迫,宋濂等人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將百萬餘字的《元史》修成。
1370年,因歐陽佑等儒士採得元朝事蹟還朝,朱元璋遂於二月初六開局續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褘為總裁,至七月一日,全書告成。
儘管兩次修訂,《元史》仍然有不少的缺點,比如說本史沒有修《藝文志》,餘外的錯誤、重複、牴牾之處不少。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時間緊迫,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元朝的史料大多是用蒙文書寫,而宋濂不認識蒙文,雖然當時也請了一些人做翻譯,可是翻譯出來的文字,其準確度和真偽,宋濂也完全無法鑑別,這才使得到了民國年間,柯劭忞重新寫了一部《新元史》。
謹小慎微,極受隆寵
作為大明朝開國輔佐之臣,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朱元璋所釋出的重要命令和規章制度等大多出自宋濂之手,《明史》本傳上稱他:
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
明初的重要文獻,如《大明日曆》《皇明寶訓》《大明律》《洪武聖政記》等,也均出自宋濂之手,從這個側面也看出朱元璋對他的重用。《翰林院承旨誥文》中說:
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群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
常伴君王兩側,宋濂有著自己的處事法則,十分謹慎檢點,有所陳說,毫不文飾隱蔽,坦誠而透明。《玉堂叢語·卷五》中有記載: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
鄭曉在《皇明名臣記》也有說:
上喜公善諫,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對於這樣規規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滿意的,當著朝廷眾臣讚譽宋濂:
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
可以說宋濂得到了朱元璋莫大的肯定,以至於一家三代均在朝為官頗受重用,“祖孫父子,共官內庭,眾以為榮。”宋濂有感皇恩,時常告誡子孫要“誠敬忠勤”: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一耳。
伴君如伴虎,縱然收到極高的恩寵,宋濂自始至終都謹小慎微,曾幾番提出要辭職還鄉。明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歲,朱元璋答應了他的請求並賜給他了一種名為“綺”的綾羅綢緞,並說:“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言外之意,則是希望宋濂長命百歲,君臣之間,如此說來這是何等的恩寵。
可沒有人能料到,就算恩寵如斯,宋濂卻還是沒能躲過君臣之禍。
休而歸鄉,老而罹禍
退休之後,他愈加謹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貧士一般,埋首讀書著述,兩耳不聞窗外事,有林下之風,後來,王褘在《宋太史傳》中對宋濂有描述:
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性疏曠,不喜事檢束,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鬆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
同鄉弟子鄭楷在《宋公濂行狀》亦寫道:
先生惟刻意為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
他自以為俯仰無愧,閉門讀書,不問時事,當然是想避開是非,然而兒孫尚身處官場,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並沒有放過他。
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長孫宋慎牽扯到了胡惟庸案,也就是後世所說的胡黨之獄,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獄,而後宋慎被殺,宋濂也被定為死罪。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對師父尊崇備至的太子朱標,得到訊息,大驚失色,流著眼淚向父皇求情,甚至以自殺相逼,加之馬皇后也為之說情,朱元璋雖剛愎自用,卻也懼內,迫不得已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將宋濂全家流放到茂州。
雖說為開國前臣,流放之途卻未得到絲毫禮待,宋濂作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長途跋涉,不論行路還是坐下歇腳,都不能開啟枷鎖,對於一個年逾七旬的老臣來說,這是何等的恥辱!
果不其然,不久之後,宋濂便在夔州一命嗚呼。
曾被太祖高皇帝推崇為“君子”、“賢者”、“純臣”的宋濂,最終卻“不能獲於正寢”,宋濂的逝去讓人實在惋惜,當時夔州的官員都前來贈賻哭祭,方孝孺耿耿於懷,難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說: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
是非難論,偉績不朽
如今我們思及宋濂,其實也很難理解在開國初便立下赫赫之功的開國元老,何以落到這樣的下場。
或許可以從一件小事找到答案:宋濂在退休時,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長的兩句詩:“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稀。”
常人看來似乎只是簡單的留別之語,可若細細一看,“跡應稀”三字格外耐人尋味,此外,太祖高皇帝還有一聲嘆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這樣一看,所謂的留別,所謂的提醒,卻還是一句隱晦的警告,太祖的意思其實顯而易見,不外乎是讓宋濂避開朝堂,不論政事,畢竟,作為伴君二十餘年的內閣大臣,宋濂知道的太多了。
宋濂沒有多想,隱退還留有餘忠,他迴應了兩句:“臣身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此後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見一次,還經常寫信給太子,以師父的身份給予指點。
我想,這或許成為了他晚年罹禍的因素之一,焦竑在《玉堂叢語》中也有類似猜測,他認為宋氏之禍,在於“乃諱跡焉”,隱喻宋濂沒有遵守“此後跡應稀”的旨意,招致大禍。
當然,所有的是非早已說不清楚,卻好在,這樣一位名臣,沒有黯然消失在歷史的車輪之下,1496年,宋濂身後百餘年,四川巡撫馬俊為宋濂上奏申訴,明孝宗經禮部商議後下詔恢復宋濂的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間,宋濂獲追諡為“文憲”。
而縱看宋濂一生,除了在開國建制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在文學及文化方面,宋濂因身居顯位,又逢明初開國盛世,其文風淳厚飄逸,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並稱為“一代之宗”。張王治在《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中有評價:
如金華宋文憲先生為勝,國初一代文章之冠。
此外,繼元開明,蒙漢文化交替之際,宋濂對於文化的恢復功不可沒,大明朝的國子監教育制度,是他親自制定,大明朝的皇家圖書館大本堂,是他親自主持,還有大明朝的科舉考試規則,這個規則曾經受盡詬病,但有一個貢獻,卻是歷史公認:降低了科舉門檻的大明朝,給了更多草根讀書人機會,這一點,從諸多明朝名臣的草根身份上,早已印證。
是非功過自在人心,千百年來,我們很少再討論宋濂所牽涉的那樁禍事,而他早已在歷史中屹立不朽。
正是有了像宋濂這般為華夏之文化前仆後繼者,巍巍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如今天般絢爛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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