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墨家看似正義,實際上卻不乏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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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墨家看似正義,實際上卻不乏邪惡?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大司馬按:沒有墨家對秦國基層社會的整合,法家就無法施展其弱民之術,故而墨家實是法家的幫凶。一向標舉兼愛、非攻的墨家為何和淪為這樣的角色?其實何炳棣早已有專著論述。本文從思想角度探討墨家暗中埋的坑,有利於大家更好的瞭解墨家。
墨子稍晚於孔子,到孟子時代,墨學的影響力極大,孟子說當時的情況是:“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到韓非時代,韓非所見則是:“世之顯學,儒墨也。”可見楊朱學派當時已經式微了。清代的汪中也說,墨子“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餘諸子,皆非其比。”
正因為墨子的思想影響大,墨子又明確批評儒家的不是,這就遭來孟子和荀子的激烈批評,孟子甚至罵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但平情而論,儒墨兩家的差別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尤其是孟子,其對墨子的批評顯然是過頭了。
儒墨關係,可以從墨子的師承來入手分析。關於墨子的師承,有多種說法,考察墨子的言論,我傾向於漢代的《淮南子·要略》的說法:“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為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受孔子之術”未必是親受。“背周道”是真的,而夏代去周太遠,“用夏政”只能是一種想象。即便如此,墨子對孔子還是相當尊重的。
簡而言之,孔子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規劃理想國,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尤其是小生產者的角度規劃理想國。這一點,與當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的關係相仿,自由派主張自由,新左派就問,你主張的是誰的自由?是有錢人的自由吧?新左派自稱是為窮人說話的,所以就不滿自由派。只不過,如果我們虛擬一場孔墨對話,討論的重點不是自由,是愛。
關於儒墨關係,蕭公權先生講得最好,他說:“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二者之言行,盡有程度上之差異,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蕭先生注意到了儒墨相似的一面,這一面,其實早在唐代,韓愈就注意到了,韓愈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儒、墨關係,就是一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大同小異的關係。因此,講墨子,需要與儒家對比來講。
墨子的思想,大體可以概括為下面幾個關鍵詞:一是“兼愛”“非攻”;二是尚儉刻苦;三是“尚同”“尚賢”;四是“天志”“明鬼”。這幾個關鍵詞,又可以用“功利主義”一詞統領。因為,墨子一切運思的目的,都在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一、兼愛、非攻的邏輯缺陷
什麼是“兼愛”,什麼是“非攻”?前面我一再講到,孔孟主張的愛是仁愛。所謂仁愛,就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等差之愛。墨子主張“兼愛”,也就是無差別之愛。這兩種愛的不同,可以從下面兩句話的對比中看出: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主張的是推己及人。墨子說:“視人之父若其父。”他著意的是視人如己。墨子還說,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墨子為什麼主張“兼愛”?因為他認為,天下的爭亂起源於人們喪失了互愛之心。“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既然如此,怎麼消除亂源?“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無差別的愛何以可能?墨子說,因為它符合天道,所謂“天兼天下而愛之”。為什麼墨子認為“天兼天下而愛之”?他的理由是:“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換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既然“天”分享了天下各國的祭品,就應該“兼愛”天下。這裡的“天”,就是人格神。
墨子還說:“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路:與天神交易,而不是無條件的信奉天神。至今,中國人求神拜佛,大都還是為了現實利益,如升官、發財、高中之類。中國甚至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俗諺。
顯然,墨子的“兼愛”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礎上。他說:“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這顯然是純粹的功利主義態度。從純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甚至認為,“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與墨子的“兼愛”相比,孔孟的仁愛雖然範圍稍窄,但其基礎卻更為可靠,因為仁愛是基於人的自然感情和天性。孔子言仁,以仁心為起點;孟子言仁,以惻隱之心為端。墨子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講“兼愛”,導致的問題是:不同的人幫助別人,得到的好處是一樣的嗎?如果我幫助人得到的好處不及我幫人付出的辛苦,我為什麼還要幫人呢?
無論是仁愛還是“兼愛”,都是愛,所以墨子雖然攻儒,但從沒有攻擊儒家的仁愛思想。既然大家都主張愛,當然就會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死人。事實上,鑑於春秋後期諸侯征伐日漸頻繁,諸子百家大都反對戰爭,主張“非攻”。不過,很多思想家雖然反對戰爭,但卻沒什麼辦法阻止戰爭,比如孔孟,只是高唱仁義,無濟於事。
墨子主張“非攻”,是因為侵略戰爭一方面不義,另一方面也無利。他總是對那些試圖發動戰爭的諸侯說:你發動侵略戰爭,對誰都沒利,你即便勝了,考慮到戰爭成本因素,也得不償失;況且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能侵略別人,別人也會伺機侵略你;這樣下來,冤冤相報何時了?“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
這套說辭,比較切實,所以也有準備發動戰爭的諸侯因此偃旗息鼓的,墨子就曾成功說服諸侯止戰。但是,不是所有戰爭對發動戰爭的一方都是無利的,或者說戰爭不都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從功利主義出發,並不能完全阻止戰爭。好在墨子不僅主張“非攻”,還能從技術上教人自衛,教人外交睦鄰的方法。
墨子思想的第二個關鍵詞是尚儉刻苦,其中包括“節用”、“非葬”、“非樂”等諸端。墨子的尚儉思想完全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的,也是針對儒家的。
二、“節用”反對美好生活
墨子主張“節用”,其標準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也就是說,只要夠用就行了,不要浪費。問題在於,墨子給“夠用”定的標準太低。比如,飲食上只要能“充虛繼氣,耳目聰明則止”,“不及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穿衣方面,只要冬暖夏涼就行;宮室建築方面,只要可以御霜雪雨露、乾淨、留下祭祀的地方、足以防男女之別就行了,如此等等。可以說,墨子把儉樸強調到了極致的地步,他要人人都做苦行僧。
儒家非常強調禮樂,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勢必要“非禮”、“非樂”,因為他認為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維持基本的生活非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他認為厚葬是把錢財埋了,守喪太久人就沒法勞作,所謂“輟民之事,糜民之財”,長此以往,“國家必貧,人民必寡,邢政必亂”。“非樂”之旨,與此略同。墨子認為樂工不事生產,聽樂者也會怠工,所以“樂”也是有百害無一利。
總之,按墨子的理想,人活著是首要的問題,所以他念茲在茲的全是如何吃飽穿暖的問題。他說:“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除了維持人基本生存的衣食,精神方面的需求,比如娛樂、享受,他認為都沒必要。他說:“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三、“尚同”是秦制之源
墨子從功利著眼構建其思想體系,但每個人對自己的利害的認識都是不同的,怎麼辦?墨子的辦法是,政治上要“尚同”“尚賢”,整齊劃一,宗教上要“天志”“明鬼”,相信天能主持公道。
“尚同”的邏輯是:在初民社會,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顧各,如同禽獸。要脫離禽獸狀態,“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再選賢者立為三公、諸侯、正長等輔助天子管理天下。然後,天子佈告全天下,“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官員由上而下立,“尚同”由下而上推行。這樣,就能實現天下一道同風。
墨子說:“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誰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需要指出的是,墨子這裡所說的天子,不是君主專制制度下的皇帝,而是封建制下的共主,而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因為他能遵從公意、公利(大意)。
墨子對自然狀態的描述與霍布斯類似,二者都認為自然狀態很恐怖,所以要結束自然狀態,建構“利維坦”。我認為,因為墨子強調公意、公利,但事實上人民又不能利用公義,只能將其交給執政者,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盧梭的思想導師或許也不算附會。
根據上述邏輯,“尚同”的社會,以各級官員都以“仁人”、“賢者”為前提,所以墨子“尚賢”。墨子說:“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這些觀點,與儒家,尤其與後來的荀子幾乎相同。那麼,儒、墨的“尚賢”思想有無不同?也有,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孟子還保留世祿,“不得罪於巨室”,墨子反對官祿世及,反對舉親,“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阿”。二,儒家之賢,主要強調道德,墨子之賢,著重於能力和功利,墨子甚至認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之以令。”“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叔粟多而民足乎食。”從這個意義上看,儒墨雖然都“尚賢”,但所尚之賢卻並不相同。
“尚同”理想到最高階段是一個什麼狀態?那就是“大同”。《禮運》中的“大同篇”被很多人認為是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它體現的實際上是墨家思想。《禮運·大同》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天和鬼無法作為現實政治的保障
我在前面講過,先秦諸子主要是人文主義者,但很難說墨子是人文主義者,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獨標天志明鬼說。孔子既懸置鬼神又注重祭祀,墨子說:“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這個駁論,很有道理。
事實上,墨子是先秦諸子中最能認識到主宰之天的價值的思想家。墨子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又說:“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
“天子總天下之義尚同於天。”“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墨子通過這兩句話打通了天人關係。然而,如果人間的“尚同”社會是可欲的,墨子為什麼還要尊天?在我看來,客觀上是因為墨子對人沒信心:
首先是對天子、賢人能否“兼愛”“尚同”沒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墨子說“仁者寡”,君師父母不足法,則只能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天最公正,賞罰分明。“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墨子甚至說,他知道天子要向天祈福,沒聽說過天向天子祈福的。其次是對百姓沒信心。“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不僅天貴、天知,鬼神也比人公正、智慧。墨子說,“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他之所以明鬼,也是因為鬼神能協助天賞賢罰暴。
墨子為什麼不信任人?因為他認為人性惡。荀子此後主張人性惡,也可能是因為受到了墨子的影響。墨子認為,上古時代“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人如何才能趨善?首先要吃飽穿暖,所謂“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
總之,墨子構想的人間秩序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神權結構,天神高於一切,君權神授,君主再通過三公、諸侯、正長來齊民。
上面我曾引用墨子的“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的話來講人間政治秩序的建立路徑,很多人以為這裡的“選”是“民選”,這完全是臆想。縱覽《墨子》一書,貫通來看,可以肯定的是,墨子所謂的“選”天子、三公、諸侯、正長不可能是“民選”,只能是“天選”。《墨子·尚賢中》也明確講:“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
易中天先生曾總結中國人有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在我看來,墨家的夢還有一個,那就是“青天夢”。墨家最寄予期望的,首先是公正的青天,然後是明君,然後是清官,最後是俠客。
五、自相矛盾的墨家烏托邦
墨家本來同時就是一個紀律嚴明的社團組織,歷代祕密會社都信奉墨子的基本教條,因此墨家本來就是俠客。如果說走投無路的普通中國人還只能靠俠客行俠仗義,墨家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在於他們願意自己成為俠客。因此,雖然墨家思想在墨子死後不再發展,甚至銷聲匿跡,但它實際上潛入了底層社會,每當社會走到劇烈動盪時期,墨家替天行道、行“兼愛”、講義氣、重然諾、稱兄弟、共患難的主張就會與道教一起,成為反抗者、起義者的思想旗幟。一生研究道教的著名學者卿希泰先生認為,墨家學說本身就是道教思想的淵源之一。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墨子及墨家思想?在我看來,一言以蔽之,單純的功利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墨子出身匠作,他沒有完成身份和思想上的超越突破,他的思想總是基於人要吃飯穿衣這個前提,他沒有試圖超越這個前提。他把“兼愛”作為外在的法則,作為判斷人和事的法度,也只強調“兼愛”的社會效果,所以“兼愛”並非最高價值,他也無力回答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終極問題。既然一切從功利出發,這套理論就無法讓人不計利益得失而始終奉行堅守,所以墨家必然走向衰亡。
讓我們來看看墨子單純的功利主義帶來的邏輯矛盾:
墨子主張“兼愛”,但“兼愛”的原因不是發自人的內在情感需求,而是“交利”,因為每個人對利的理解不同,這就註定了“兼愛”不可能大規模推行。
墨子主張的“兼愛”表面上與基督教主張的博愛很相似,但二者卻有實質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博愛來自於上帝的絕對命令,而且這絕對命令能引起基督徒的內心認可和共鳴,基督徒遵上帝的絕對命令行動,死後可以進入天堂;墨子的“兼愛”主要是功利的需要,他雖然也高揚天神的權威,但實際上也是從功利的角度利用天神,他也缺乏對死後的彼岸世界的構想,這樣的天神如何能贏得人們的絕對認可呢?
從這個意義上看,墨家不是宗教,墨子更不是教主。更加矛盾的是,墨子既主張“天志”“明鬼”,又強調“非命”,而其之所以強調“非命”,還是從功利出發:“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下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讓我們進一步來對比墨子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的同異。
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一切價值的根源,祂既是公義的,又是博愛的;墨子的“天”也具有這些特徵,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上面講到的墨子的“天”是被人計較、計算甚至利用、交易的物件,而基督教的上帝則只是人信靠的物件。二是關於中保角色的問題。在基督教,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決定了祂是人與上帝溝通的最合適的中介、中保,因為祂的神性決定了祂的無私,祂的人性決定了祂能理解人類。墨子靠“天子”與“天”溝通,也就是說,“天子”是天人溝通的中介、中保,但這個“天子”本身介入了人間利益,統治國家就是最大的利益,這就決定了“天子”不可能無私無偽。而作為神人溝通的中保如果做不到無私無偽,那麼就不僅起不到中保作用,反而會造成虛偽的烏托邦。
不幸的是,墨子所造的,就是虛偽的烏托邦。再進而言之,合格的中保必須具備神人二性,而在中國的宗教、文化中,恰恰一直缺乏這種性質的中保。
墨子尚儉刻苦,之所以如此,也是從功利出發考量的結果,因為人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今人與此(禽獸)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君子不強聽政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
人固然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但人活著並不是為了勞動。而按墨子的構想,人就是一架工作的機器,而工作的目的也僅僅是滿足衣食需求而已。這樣的人生,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這樣的主張,不是反人性嗎?墨子沒有看到,娛樂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沒有看到,儒家主張的禮樂對社會教化的作用。再進一步,墨子既然對尚儉的主張到了自苦的地步,為什麼又主張用高官厚祿任用賢人呢?賢人拿這些厚祿有什麼用?
因其如此,所以莊子批評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也。恐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正也遠矣。”荀子雖然繼承、化用了墨子很多想法,但對墨子的批評也非常到位。荀子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動態的財富發展觀來批評墨子。荀子說:“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髮展,財富的總量是不斷增加的,人們要吃飽穿暖根本不是個問題。墨子看不到這一點,必然導致“尚儉而稱貧,非鬥而日爭”的結果。
墨子的“尚同”思想本來潛藏了民治的因子,但因為他不相信人,民治就不可能實現。又因為墨子的尚儉思想過於極端,“兼愛”與尚儉的結合,所導致的尚同社會一定不是共同富裕的社會,而是共同貧窮的社會。
墨子以吃飽穿暖為目標的功利主義從何而來?李澤厚先生認為,墨子的思想反應的是中國小生產者的理想,墨子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合理解釋:
小生產者最在乎的就是利益,最基本的就是吃飽穿暖,而在先秦,這一需要並不是那麼容易滿足的。小生產者要組織、發展生產,就需要兼愛、互助。小生產者當然厭惡戰爭。小生產者本身力量不夠,就需要明君、賢臣來主持公道。但現實的遭際讓他們發現,明君、賢臣可遇不可求,那麼他們自然就寄望於天神。
小生產者總是把自己的意願折射到天上,靠公平正直的天來主宰一切,人好匍匐在天面前。但因為他們視野狹隘,所以他們無法設想一個基督教式的上帝。因為要獲得較好的收成就必須靠自己努力勞作,所以他們又不能相信命運。因為中國長期是小農(小生產者之一類)社會,因此,墨家思想一直潛藏在小農身上。當然,這只是從思想的邏輯說,並不是說小農們讀過墨子的書,從書本上認可墨子的思想。
當代中國還有不少小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接觸過的與墨子的上述主張進行比對,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某種必然的關聯。
最後我必須宣告的是,我不是看不起農民,農民身上有很多優秀的品質是值得尊敬的,任何職業本身都是平等的,問題不在職業,而在分離的、原子式的、附著在土地上缺乏流動性的生存方式與思想和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現代化的標準很多,農業的工業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當小農成為農業工人,小農才有成為真正的公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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