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嶔:明朝奇恥大辱 ——土木堡慘案這樣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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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御駕親征瓦剌的明武宗朱祁鎮,被瓦剌可汗也先圍困於土木堡,是日深夜瓦剌軍總攻,明軍全線崩潰,號稱最精鋭的數十萬明軍三大營,頓時被打得灰飛煙滅,僅騾馬損失就達二十多萬匹,兵器火藥損失更無算。戰場的屍首堆積如山高,貴為天子的明英宗,更是慘遭俘虜。明朝名臣李賢更在其《順天目錄》裏悲憤得慨歎: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勝於此者。
這是大明王朝建國以來,最為慘痛的奇恥大辱。這場載入史冊的悲劇,便是“土木堡之役。”
歷經開國之後,數代帝王勵精圖治,且不斷打造盛世圖景的大明王朝,為何會這樣輕易一戰摧鋒,落得這般狼狽的失敗?封建時代的史家門談及此事,大多將其簡單歸位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好大喜功,以至貿然親征,自取其辱。而細究起來,事情卻沒這樣簡單。
一:宦官從此腰桿硬
説句公道話,御駕親征的明英宗之所以淪落如此,不止是他個人錯誤。他那幾位英明神武的“仁君”父輩們,好幾個都前後給他挖了坑。
而第一個該負責任的,恐怕得是明英宗的曾祖父:永樂皇帝朱棣。朱棣的一大功業,便是削藩,但這事執行下去,卻有一條做過了頭:當初朱棣削掉了手握重兵的寧王,將其遷至南昌養老,但是寧王先前的屬地大寧,卻被朱棣廢棄,另一重鎮東勝衞,也被東遷到內地。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明朝建立於元朝古都上的重鎮開平衞,從此獨木難支,也不得不於宣德五年(1430年)內遷。原本鞏衞“九邊”的一大屏障,至此不復存在。
而在明英宗的父親,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時期,這位帝王雖然少年時即跟隨祖父出征,但骨子裏並非鋭意開邊的人物,他曾經有首詩贈予邊將們: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也就是把家門口守好就行,不必大規模徵繳。
這話道理沒錯,執行起來卻生硬,這時的蒙古草原,正出現了一個大鉅變:瓦剌迅速崛起,除了擊敗韃靼,獨霸草原外,更扶植了本雅失裏的侄孫脱脱不花為可汗,蒙古三部間的戰略平衡,至此被徹底打破。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繼承瓦剌可汗後,自稱“太師淮王”,成為草原實際統治者。這以後的也先,四處南征北討,向西攻克哈密衞,向東控制遼東女真部落,已經擺出全面壓制明朝的架勢。
而對這日益臨近的危險,明朝君臣上下,始終堅持“安邊持重”的戰略,更沒把瓦剌放眼裏,連哈密衞淪陷,都坐視不救。雖然長期以來,瓦剌一直採取與明朝通好的政策,一直沒有發生戰爭,但以也先的野心,這場較量遲早要發生。
而除卻上述外因外,另一個釀造悲劇的內因,其責任,更被後世史家多歸罪於明宣宗:設置內書堂。即在宮廷裏設立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
在明朝宦官權力演變史上,內書堂的設立,堪稱是個分水嶺。原本宮廷的宦官們不識字,而且對國家大事,也極少有參與權。即使朱棣在位時期,宦官權力提升,獲得的也不過是諸如出使,鎮守等職權,核心的國策運轉,宦官們無法染指。
但內書堂設立後,一切就不一樣了,從這裏學習出來的宦官們,大多清一色分配到一個單位:司禮監。也正從此開始,當內閣有了“票擬”大權後,宦官執掌的司禮監,也同樣有了批閲回覆奏摺以及蓋章的職權,也就是“批紅”。
在後世眼裏,明宣宗的此舉,是明朝“宦官專權”景象的關鍵一步:正是從此開始,原本只是打雜部門的司禮監,具備了國家核心決策的參與權,地位大大提升,更成為宦官機構中最位高權重的部門。
但是在明宣宗看來,此舉卻很有必要,因為司禮監這個特殊部門,其興衰本身就與內閣相始終。早在朱元璋在位時代,正是在設立內閣的同年,增設了司禮監這個部門,彼此就是相互制衡的結果。
而隨着內閣有了“票擬”大權,司禮監的職權,也要水漲船高,如果説內閣已經成了國家運轉的發動機,那麼司禮監就成為必須的掌舵操縱裝置,兩相配合,帝王才能高枕無憂,國家才可運轉穩定。
然而這時的明王朝,無論“內閣”還是“司禮監”,都還處於初步完備的階段,相互之間的協調運轉,更需有個磨合期。倘若是個成熟穩重的帝王執政,還能確保平穩過渡,偏偏明宣宗三十八歲那年過世,即位的朱祁鎮,只是個九歲孩童。操縱這個剛剛進入磨合期的政治體制,必然要出麻煩。
事實也正是如此,自“正統”年間開始後,明朝這種司禮監與內閣相互制衡的運轉體制,逐漸就變得嚴重失衡,司禮監一家獨大,甚至壓倒百官,宦官王振更權傾朝野。也正是在他的攛掇下,明王朝也最終做出那個瘋狂的決定: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只有在一個行政運轉嚴重不正常的體制內,才會發生如此荒唐的一幕。
而對這樣的麻煩,明宣宗在彌留之際,也不是沒有預警,他的應對辦法,就是留下一個強大的輔政團隊:除了行政能力卓越的“三楊”閣臣外,另有永樂年間的老臣禮部尚書胡瀅,以及戰功卓著的名將英國公張輔。這樣一個文武薈萃的強大陣容,按説足夠確保朝政穩定。
而除了五位大員外,明宣宗的母親,即太皇太后張氏,更有決斷國家大事之權。這位張太皇太后,是明朝少見的女政治家,素以賢德著稱。哪怕輔政團隊不爭氣,張太皇太后也足以壓住局面。
而在正統元年,明王朝更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革:內閣完全執掌了“票擬”大權,正式確立了百官核心的地位。從這時看,明王朝的內部政局,依舊運轉正常,後來那場恥辱的浩劫,也絲毫沒有徵兆。
然而最大的漏洞,在這個輔政團隊初步確立時,就已悄然暴露。
二:教書先生王振逆襲
從表面看,明宣宗的這個人事安排,已經近乎完美。
可真運轉起來,卻未必這麼回事,首先是年齡問題,“三楊”當時已垂垂老矣,朱祁鎮登基時,就連最年輕的楊溥,都已有六十三歲。胡瀅和張輔,更是永樂皇帝時期留下的老臣,這個核心執政團隊,年齡嚴重斷層。
而作為小朱祁鎮身邊最親近的宦官,王振的年齡不詳,卻早就是蒸蒸日上的新勢力。他長期陪伴小朱祁鎮,與小皇帝感情極深,深得寵愛,而且這人性格狡黠,很會來事,早已暗地勾連了各色關係網,權力扶搖直上。自從朱祁鎮登基後,更很快取代了先前的司禮監太監金英,成為宦官界的首席人物。
必須説明的一點是,這個王振並非是不學無術的草包,早年雖説學業不成,只是個教書先生,但典籍中的權謀學問,也都用得圓熟。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朱祁鎮極小的時候,他就負責督促其學業,更並非像諸多史籍所説,成天攛掇小太子不學好,相反學業抓得很緊,發揮其教書先生出身的行業優勢,把小朱祁鎮教育得有模有樣,因此早在明宣宗在世時,就深得寵愛,非常有名的一個事是:後來朱祁鎮登基早期,一次想踢球取樂,王振知道後立刻攔阻,當場撲通跪倒,流淚勸説朱祁鎮不要沉迷嬉鬧。連一旁的“三楊”老臣,也都感動得不行,連聲稱讚:“宦官中也有這樣的賢良人物啊。”
也正因這份出色的工作業績,所以長期以來,朱祁鎮對於王宦官的感情極深,終其一生,都不直呼其名,始終稱其“王先生。”
而對比王振的出色工作業績,其他幾位被給予厚望的輔政大臣,可就一個個差遠了:楊榮一直以來,貪腐腐敗就是毛病。胡瀅雖説為官簡樸,但卻不巧犯了大錯:多次遺失官印。楊士奇工於心計,權謀圓熟,但是後院其火,他的兒子在家鄉橫行不法,民憤極大。外加楊士奇也有一政治污點:偏私。不止袒護兒子,就連同鄉犯法,也時常包庇。這有實權的三位重臣,人人都有毛病,而楊溥雖然為官清正,但權謀水平有限,張輔戰功卓著,但早早解除了兵權,沒毛病的這二位,話語權一直就不大。
如上的情況,長年累月,早就牢牢收在了王振的眼裏。他處心積慮,不但結交文官中的親信,蒐羅各位大員的劣跡,早早捏住了短處不説 ,更四處安插親信,步步為營爭權。
雖然王振自以為做的巧妙,但事實證明,他還是着急了一些:正統元年(1436年),王振提拔了自己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僉事,自以為做得不動聲色,卻沒瞞住張太皇太后的眼睛。這下碰了大黴頭:張太皇太后立刻行動,將五位輔政大臣和小皇帝朱祁鎮都叫來,繼而宣召王振,當着大家的面,歷數王振各色過錯,並聲言要殺王振,這下可把王振嚇壞,慌不迭的求情,這時九歲的小皇帝朱祁鎮更急壞,甚至不斷的扣頭請罪,求祖母繞過王振一命。一番哭訴後,張太皇太后氣消,也就抬手放了王振一馬。
這事之後,王振老實了好些年,確切説也裝了好些年,見誰都特別謙虛,也讓大臣們放鬆了警覺,而他裝的最成功的,卻是在張太皇太后面前樹立好形象:起初的張太皇太后,確實對王振不待見,甚至隔三差五,都要把王振叫來罵一通,但王振能忍,不但逆來順受,而且極力逢迎,他真正討得張太皇太后歡心的,主要有倆事:一是張太皇太后想帶朱祁鎮外出進香,但羣臣認為勞民傷財,上奏摺拼命反對,這下朱祁鎮犯了難,不燒香不孝順,燒香就驕奢淫逸,倆下都不討好,卻是王振完美解決這問題:把佛像請進皇宮來,既省錢又孝順,一舉兩得。這下可撓中了太皇太后的癢癢肉,老太太笑逐顏開,不住口誇王振會辦事。
而另一件事,卻更是王振意外收穫:一直以來,王振都想辦法整三楊的“黑材料”,甚至三楊竟窩裏反:福建按察使廖謨因為小事打死驛丞,廖謨是楊士奇的同鄉,死者卻是楊溥的同鄉,這下倆老同事真翻臉,竟從朝廷一直吵到太皇太后身前,張太皇太后也為難,還是王振一句話解決了問題:這事不處理難服眾,處理了又寒老臣心,不妨折中下,廖謨殺人有罪,但給楊士奇面子從輕發落,降職調動得了。
一語既出,張太皇太后茅塞頓開,從此就對王振信任有加。而幾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卻因此顏面掃地,彼此關係更就此破裂。
而隨着王振權力日大,內閣四分五裂,王振也乘勝追擊,先是往內閣裏摻沙子,陸續提拔了一批自己的親信進來。對幾位老臣,更是窮追猛打,楊榮貪污事發,不得已黯然退休,緊接着楊士奇兒子殺人事發,為給兒子脱罪,也只得引咎辭職。剩下的楊溥能力有限,只是個擺設。而隨着正統七年(1442年)張太皇太后病故,王振更肆無忌憚,從此大權獨攬,連朱元璋生前立下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都偷偷派人砸毀。
掌權了的王振,不經意間,也就開創了明朝政治的新模式:宦官專權模式。
專權的王振,也幾乎呼風喚雨,朝野上下全是同黨,倆大特務組織錦衣衞和東廠,一家被他侄子王山操控,一家被其心腹馬順掌握,朝堂上更全是同黨:工部郎中王佑,主動認他當乾爹,甚至為巴結王振,鬍子全都剃光,哄得王振哈哈大笑,立刻提拔他當侍郎。這口子一開,好些逢迎拍馬之徒,全都聚攏在他身邊。
這會的王振,也威風到了極點,就連參加宮廷宴會,百官都圍着他朝拜,就跟侍奉皇帝似的。大權在手,自然也胡作非為,貪污腐敗必不可少,而且就連和他見面,也明碼標價,百兩黃金才能見一面,千兩黃金才能吃頓飯,想要送禮請託,甚至買官跑官,更得下大本錢。
而對不服從自己的官員,王振也手段酷烈,比較知名的事件,除了他把上書揭發自己罪狀的侍講劉球害死,以及惡治不肯向自己下跪的御史李嚴,將其發配鐵嶺勞改外,更創造一種刑罰:製造一種二百多斤的大枷鎖,誰惹了他就要戴上受罰,哪怕僥倖不死,也是重傷。
但是在整人這事上,王振倒也有個好處:顧念鄉情。大儒薛瑄起初被王振拉攏,但隨後看不慣王振所為,與之憤然鬧翻。王振聞訊大怒,將薛瑄羅織罪名打入死牢,眼看這位後來的明朝學問家,就要冤死錦衣衞詔獄,孰料當天晚上,王振聽到家裏的老僕人偷偷抹眼淚,連忙驚問緣故,老僕人流淚答道:“薛少卿要被處死,所以我才哭的。”然後一番細説,王振才知道,和自己同是蔚州老鄉的薛瑄,在家鄉一直享有盛名。接着王振便改主意,僅將薛瑄罷官了事:畢竟是老家有名望的人物,真弄出好歹來,那就沒臉回老家了。
但大多數的朝臣們,卻沒薛瑄這麼好運氣,被惡整甚至害死的,更是不少。而歸根結底,王振這時的專橫,卻還是來自於明英宗朱祁鎮的全力支持:在整個正統年間,朱祁鎮對於王振,一直信任有加,一是由於自小形成的情感依賴,在年輕的皇帝眼裏,這位嚴厲的王先生,正是自己成長的恩師。二卻是政治需要:朱祁鎮童年登基,親政之前,一直生活在五大輔政大臣與張太皇太后的訓導中,長此以往的訓誡,自然產生逆反,而對他百依百順的王振,就顯得尤其親信。而最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在後世史書記錄中,幹盡了太多壞事的王振,這期間做的也並非全是惡行,相反業績也不少。
王振教書先生出身,肚子裏不缺墨水,正統年間做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幹起工作來,也從不缺小聰明。就拿蒐羅黨羽説,雖然王振的手下,多是徐佑這樣的無恥之徒,但也有王文這樣做事幹練的御史。他整掉的文官重臣們,雖有不少忠良,卻也不乏鉅貪大惡。而且對於許多治國能臣,王振也着力拉攏,比如此時依然擔任江南巡撫的名臣周忱,他此時依然在推行的各項經濟改革,也多得到王振的全力支持。而在正統十四年“土木堡慘禍”前,王振最拿的出手的一項政績,就是著名的麓川平叛。
三:功過爭議,麓川平叛
麓川,位於今天雲南騰衝縣西南,在明朝的全明叫“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屬於明朝治下的土司政權,由當地思氏家族世代鎮守。
這個土司機構,設立於明朝洪武年間,但是幾年前來,卻經常不消停,時不時就鬧點動亂。等到第三代“宣慰使”思倫發時期,更鬧得變本加厲,宣德年間,就曾多次出兵侵略周邊土司,氣的鎮守雲南的明朝沐國公沐晟憤然請旨,要求出兵討伐。但當時明朝剛從交趾撤軍,實在不願生事,因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思倫發更加變本加厲,大肆侵吞周邊土地,欺壓忠於明朝的各地土司,儼然成了一方豪強。
對這個不消停的土司,朱祁鎮一開始還想忍,甚至還多次免徵其各類税賦。誰知事與願違,眼看思倫發越發囂張,也終於忍夠了:正統四年(1439年),思倫發大肆侵擾騰衝等地,公然武裝叛明,明英宗也憤然出手,先後派大軍進剿,誰知這思倫發卻極強硬,連續多次擊敗明軍,連明軍統帥沐國公沐晟,也因憂憤交加,甚至暴死於軍中。次年明王朝再度南征,由沐晟之弟沐昂統軍,誰知事與願違,思倫發堅壁清野,打得明軍灰頭土臉,再度勞而無功。
眼看戰局不樂觀,明朝內部的反戰聲也四起,此時依然主政的楊士奇等文臣們,更極力主張罷兵休好。年輕的明英宗,也不免心生動搖。恰就在此時,初掌大權的王振站了出來,二話不説否決了罷兵建議:堅決打!
在王振的力主下,外加張輔等人的支持,明軍對麓川的第二輪征討啟動。王振之所以全力支持此戰,説到底還是為了樹政績立威,但在這次籌謀中,他卻不是瞎指揮,相反物色了一位得力能將:兵部尚書王驥。
在當時,王驥可謂是文官帶兵的傑出人物,朱元璋之後的明朝文官裏,因為戰功而封候的只有三人,其中就有他,而在這次大戰前,王驥早就立功頗多,多次出征蒙古,打了一堆勝仗。這次王振命他提督軍務,更開了一個先例:這是明朝歷史上第一次由文官帶兵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接下來的戰局證明,王振沒看錯人,正統六年(1441年)起,麓川戰役第二階段打響,明軍一改上次的狼狽,打得高歌猛進,特別是發揮火器優勢,在馬鞍山戰役中一次性殲滅思倫發部十多萬人,將其精心訓練的戰象部隊消滅殆盡。倆年以後,王驥再度南下,終於逼迫緬甸方面交出思倫發,這個長期作亂的梟雄,於正統十年(1445年)被王驥斬首,函送京城。
至此思任發敗死,其領地麓川宣慰使司,也被明英宗改為“隴川宣慰使司”,思倫發的餘部,則由其子思機發帶領,躲在孟養苟延殘喘,而大明的兵威,也將其徹底嚇怕,事後思機發派弟弟入京,請求招撫講和。事情到了這裏,按説該圓滿結束:挾戰勝的兵威,收服思氏家族殘部,便可一舉安定西南。
然而明英宗與王振,對這事卻不這麼看,非要徹底趕盡殺絕。結果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王驥再度率軍出征,這次的戰鬥打的異常艱苦,明軍深入金沙江,一路浴血搜殺,在鬼哭山強行攻堅,終於一舉擊潰思機發,誰知前腳剛班師,思氏殘部又擁立另一兒子思祿發,再度攻佔孟養,這下明軍師老兵疲,只能與之議和,承認了其土司地位。麓川地區,終歸和平。
平定麓川之戰,是土木堡慘禍之前,王振專權時期的最大政績。若以功過論,此戰消滅了一直作亂的思氏家族,穩定了西南局勢,確實功業多多。但王振好大喜功,特別是正統十三年的這次遠征,更堪稱重複勞動。結果徒費錢糧不説,更陷入戰事泥潭。
而更嚴重的後果是,正是由於大批精鋭部隊,相繼南下征討,明朝在京城地區的軍事力量,也大為削弱,後來土木堡慘案的敗筆,也在這裏種下。
四:軍政敗壞埋隱患
雖然征討麓川,留下了諸多隱患,但無論明英宗還是王振,都自然看不到。
而且對照後來的土木堡慘禍,其實更多的伏筆,在明英宗執政的“正統年間”早期,也已相繼種下,論罪過,更難歸於哪一個人。
在經歷了“仁宣之治”的高度繁榮後,正統年間的明王朝,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首先是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這既是封建王朝的自然經濟規律,更與宣德年間後期起,吏治的日趨腐敗有關。
而土地兼併的直接後果,就是流民的大量增加,從宣德年間後期起,明朝的流民問題就越發嚴重,大批的無地農民,爭相向湖廣地區甚至閩浙地區聚集,成為嚴重的社會隱患。在土木堡之變前,南方的浙江,福建,相繼發生葉宗留,鄧茂七等人的農民起義,廣東也爆發黃蕭養農民起義,逼得明軍不得不大舉南下,換句話説:土木堡前,大明的軍事,一直是多線作戰。
同時天公也不作美,自從明英宗登基後,一直到土木堡慘禍前,明王朝幾乎無年不鬧災,特別是北方的山東,河南,山西地區,更是連年持續不斷的蝗災。這時的明王朝,賑災問題做的還算靠譜,明英宗本人更是連年下旨,督促地方官員開倉賑濟,更頒佈規定:凡是逃荒百姓積欠的賦税,一律減免。而這時的王振,表現也相當不錯,正統七年(1442年),他還做主減免了明王朝往各地的採辦,減輕百姓負擔,確實善舉不少。
但一個最嚴峻的問題,無論明英宗還是王振,都沒有看到:軍政敗壞。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衞所制度廢弛,大批士兵逃亡。
由於土地兼併的劇烈,原屬於軍隊衞所的各類軍屯土地,也大面積流失,外加腐敗滋生,軍户負擔加重,各地士兵不堪重負,紛紛逃亡。正統年間,明朝進行了多次軍隊户籍的清理,好些個地區軍隊缺編極其嚴重。比如山東御史李純奏報,山東的好些衞所,一些原先有百多士兵的軍事重地,竟然逃得只剩下一倆個人。
而沒逃的部隊,不但戰鬥力低下,而且供應嚴重不足。比如軍事重地大同,御史張鵬就曾奏報,親眼看到大同當地的駐軍衣不遮體,生活極度困頓。而且軍械質量也下降,就連號稱大明最精鋭的高科技部隊神機營,正統四年(1439年)領到的兵器盔甲,好些質量都不過關,根本不能用於戰爭。就連大明最精鋭的騎兵三千營,戰馬竟然缺兩萬多匹。這樣的軍隊,根本打不得仗。
如上的各種情況,明英宗不是不知道,每次也都及時辦理。但是問題累計成堆,處理辦法更都是小修小補,根本問題在於,明初確立的衞所軍事制度,這時已經遇到了大麻煩。而還沒等着明英宗解決這麻煩,瓦剌打來了。
五:瓦剌敵人很強大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首領也先,藉口明朝削減馬匹價格,悍然發動了對明朝的入侵:中路軍由他親自率領,攻打重鎮大同,東路軍由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領,攻打遼東,另有阿刺知院率軍,攻打宣府。
這場戰爭的導火索,是明朝與瓦剌之間的“互市”貿易糾紛,然而更深原因是,為這場戰爭,也先已經準備了很久。
早在正統十一年(1446年)的時候,也先就曾大舉入侵遼東女真,而在當時,已經有諸多大臣警惕到也先的野心,麓川戰役期間,之所以諸多朝臣拼力反對,一大原因正是對北方邊患的警醒。
但在這事上,王振卻眼光極短,這人權謀一流,國家大事的眼光,卻只是末流,最大的能耐,不過是些小聰明,因此多年來瓦剌大肆擴張,明朝基本不管,直到戰火燒到家門口,卻還渾然不覺。
事實是,這次瓦剌的入侵,是明朝自朱元璋時代後,北方面臨的一次巨大考驗,因為即使永樂皇帝朱棣在位時,對蒙古部落也是打一批拉一批,從來未曾與整個蒙古草原開戰,但這次的瓦剌卻不同,三路的入侵大軍,既有瓦剌本部兵馬,更有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領,早已臣服瓦剌的韃靼部兵馬。換句話説,這是明王朝自北元瓦解之後,第一次面對蒙古草原部落的聯合入侵。
一邊是歷經多年戰爭磨練,躊躇滿志的蒙古騎兵,一邊是多年來積弱不振,問題成堆的大明邊軍,開戰之後,過程毫無懸念,軍事重地大同損失最慘,當地駐軍主動出兵抵抗,先後在貓兒莊和陽和口被殺得大敗。值得一提是,這兩場戰鬥,明軍表現非常英勇,倆個主將吳浩與宋瑛,都先後為國捐軀,拼了死命,還是打不過。
敗報傳來,朝野震動。明王朝也火速做出應對,由駙馬井源率四萬大軍出擊大同,誰知井源的大軍剛出發,七月十五日,明英宗立刻做出決定:率領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
做出這個決定,正是由於王振的攛掇,這個鼠目寸光的權閹,大難臨頭尚不知,反而小聰明發作,得知瓦剌軍隊人數極少後,心中也盤算開來:如果集結重兵出擊,打個大勝仗,豈不更能鞏固自己地位?
小聰明的王振,把戰爭想的太過簡單,根本不清楚箇中的殘酷性。外加明英宗年輕,只覺得御駕親征壯懷激烈,也根本沒想操作性,結果這主僕一拍腦袋,大明王朝的戰爭機器火速開動,不到倆天就集結了幾十萬人,七月十七日大軍開拔,留下成王朱祁鈺在京城監國,內閣重臣曹鼎,張益,英國公張輔乃至六部尚書等重臣,全部隨行。也就是説,大明王朝的中央級別官員,三分之二都上了戰場。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樣一個決定,都堪稱荒唐,一個不懂軍事的皇帝,外加一個拍腦袋的太監,竟然就聯手導演了這樣一場鬧劇般的出征,這樣的情景,放在任何一個政治制度運轉成熟的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這恰是此時明朝政治最大的短板,明宣宗留下的輔政團隊,早已輕易背擊破,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一家獨大,完全壓倒了文官集團,先前話語權極大的內閣與六部,這時全成了王太監的馬前卒。本身文官制度的制衡體制,一個重要的職能,就是對專制帝王的制約,特別是遇到重大抉擇時,這種制約往往可以糾錯。然而在此時,這卻成了空談。
於是,這場出征於七月十七日起,開始了悲劇的情節:大軍出征後就麻煩不斷,先一路遇雨,道路泥濘,行進非常艱辛,很快又遇到了斷糧,好些大臣餓得飢腸轆轆,士兵士氣更是低落,一路抱怨聲不斷。
之所以鬧成這樣,還是王振想的簡單,總覺得打仗就是把人湊起來就好,所謂兵馬糧草,物資供應,戰略戰術,更是想都沒想,這次出征的軍隊總數,號稱五十萬人,但對比正統年間的戰爭就知道:當時南征麓川,以及東南平定鄧茂七,早已抽走了京城相當多的精鋭,留守的本身就是些二線部隊,而且以當時越演越烈的軍户逃亡景象,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倆天之內湊齊五十萬人,而論質量,這幫士兵的素質更是差,幾乎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好些人連刀槍盔甲都沒有,這麼一羣人拉到前線,完全送死。
隨着行軍的進行,越來越多不想送死的大臣們,爭相給明英宗進言,這時輪到王振大發淫威了,凡是進言撤軍的大臣,不是被他罰跪,就是被他編入前線軍隊,等着打仗的時候當炮灰。就連將門之後,成國公朱勇向他奏報,也要“鹹膝行進”。這麼一羣文臣武將,就拿這個太監沒招。
在王振的幾番威逼下,大臣們都不敢在説話了,於是這支沮喪的大軍,經過十多天艱難行進後,終於在八月初一抵達了目的地:大同。此時明朝先期派出的駙馬井源的部隊,已經被瓦剌消滅,瓦剌聞明軍大軍已到,已然後撤二十里,企圖誘使明軍出塞追擊以全殲。
誰知這一次,沒有大臣敢勸,王振自己卻改主意了,到達大同後,親眼看到戰場的慘狀後,王振着實驚了:真實的戰爭,遠沒有想象中輕鬆,自己熱情高漲的跑上來送死,其實是幹了一件大蠢事:結果荒唐一幕再度發生,大軍抵達大同,還沒等着喘口氣,第二天就在王振的攛掇了,明英宗再度下令:班師回朝。
聽説要撤兵,明軍的行動力極其強,全軍火速開撥,如果按照原路撤退,基本萬無一失,然而王振卻又心血來潮,非要回老家蔚州耍威風,這一下大軍又要繞道,改成從紫荊關回京,等於幾十萬士氣低落,疲於逃命的軍隊,直接暴露在瓦剌軍眼皮底下。
這樣做的嚴重後果,大臣們不是不知道,但王振的威風,大家更知道,就連精通軍務的英國公張輔,也乾脆一言不發。而經過多日觀察後,久經沙場的也先,也終於摸清了這支明軍的底,開始嘗試尾隨追擊。
事實是從大同到紫荊關的這一路,原本應該十分安全,早在明朝洪武年間起,這條線上就有明朝的大批衞所,然而時過境遷,各處衞所不是淪陷就是裁撤,這一條線路,早就變成蒙古騎兵的自由通道,於是數萬瓦剌大軍尾隨追擊,很快逼近了明軍。
眼看着火燒眉毛了,王振卻再度犯傻,好不容易確定了從紫荊關回京,誰知王振又犯嘀咕,生怕大軍踩壞了老家的莊稼,眼看就要到蔚州,立刻又下令全軍原路折返,改從居庸關入京,這麼一鬧,等於走了個折返跑,喪失了撤軍的黃金時間。
而在瓦剌大軍日益逼近後,王振也終於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由成國公朱勇等四員大將,率領五萬騎兵,分頭阻擊瓦剌,結果訓練有素的瓦剌騎兵,給明軍上了一堂生動的騎兵訓練課,三下五除二就將明軍擊敗,即使如此,明軍奮勇的阻擊,也總算遲滯了瓦剌追擊的腳步。再次贏得了三天逃命的時間。
這寶貴的三天,是這支明軍最後的機會。
六:奇恥大辱土木堡
利用這寶貴的時間,明軍星夜兼程,於八月十四日中午抵達了懷來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堅持走一個時辰(兩個小時),明軍就可安然進入懷來城,這次來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時發生了,王振因為運載自己家產 的十幾輛車子沒有到,堅持讓部隊停下來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就趁這寶貴的一個小時,黑壓壓的撲了過來,先佔據了當地唯一一處水源,然後騎兵四處紮營,將明軍團團包圍:御駕親征的明英宗,這下跑不了了。
其實就在瓦剌騎兵追到前,明軍還有最後一次逃生的機會:兵部尚書鄺焚主張,集中最後的精鋭騎兵,護送明英宗火速前行,能逃出多少是多少。這本來是最後一樁辦法,然而鐵了心的王振卻不知為何,堅決不肯答應,這次鄺焚也終於膽氣充盈,和王振當場大鬧起來,最後被衞兵打出,就在爭執間,瓦剌大軍合圍,明朝沒救了。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軍集結重兵,向斷水缺糧的明軍發動了總攻,悲劇就此到達高潮:明軍竟然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結成軍陣數次打退瓦剌的進攻。眼看強攻不力,狡猾的也先再次耍詐,假裝要與明朝議和。已經苦苦堅守三天,斷水斷糧的明英宗果然上當,眼看瓦剌故意撤出水源地,早已飢渴難耐的明軍蜂擁去取水,就在這時,瓦剌的突襲發動了,明盔亮甲的蒙古騎兵一面高呼着“解甲者不殺”,一面肆意砍殺着失去武器的明軍,原本慘烈的攻堅戰,這下徹底變成一邊倒的屠殺,數十萬明軍土崩瓦解,全線崩潰……
這場浩劫一般的戰敗,整整殺了一夜才落幕:明軍只有千餘人突圍出來,數百文武大臣遇害,數十萬士兵陣亡,釀造這一慘禍的王振,更一併慘死於軍中。而翻開陣亡名單,更令人痛心疾首:內閣閣臣曹鼎等人,乃至戰功卓越的英國公張輔,六部尚書鄺焚等人,全在陣亡之列。大明王朝的核心執政團隊,幾乎全部報銷。這恥辱的一幕,便是土木堡之敗。
然而就在這一系列恥辱中,卻還有一幕場景,即使瓦剌人見到,也不禁動容。
當慘烈的屠殺接近尾聲時,屍橫遍野的戰場上,卻隱然飄揚着一面大明的龍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數名護衞的簇擁下,淡然的下馬放劍,等待着未知的命運。也先的弟弟賽刊王見狀驚訝無比,經過明朝俘虜的辨認,終於確認了這個驚天的事實:大明皇帝朱祁鎮,被俘了。
這以後的朱祁鎮,承受着淪為俘虜的恥辱,在瓦剌軍營中,度過了一年多囚徒的時光,更經歷了多次生死考驗。然而值得稱道的卻有一點,無論身處怎樣的險惡局面,受到怎樣的磨難,瓦剌人面前,朱祁鎮一如既往,保持着他的淡然,也先的弟弟伯顏,更對他欽佩不已,甚至到了後來,朱祁鎮得以被放歸時,伯顏竟然一路相送,依依惜別。這個執政失敗的青年皇帝,唯一稱道的,便是一直保有這高貴的氣節。他的雍容大氣,甚至感動了敵人。
但在當時,不論朱祁鎮本人多麼淡然,京城上下,卻真是亂作一團。大臣們除了哭天搶地,就是呼籲遷都,關鍵時刻,卻是代理兵部尚書于謙站了出來,憤怒駁斥了遷都的奏議,定下了整軍備戰的抉擇。八月十八日,監國的成王朱祁玉召開會議,眾大臣怒斥宦官亂政,當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團,並在爭吵中爆發了羣毆,當場毆死了王振的親信太監馬順。因眾怒難犯,朱祁玉當場宣佈王振罪狀,並將王振全家滿門抄斬。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號為“景泰”,正在蒙古當囚徒的朱祁鎮被尊為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王振的親信宦官及黨羽紛紛落馬,全權負責北京防務的于謙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於十一月在北京保衞戰中擊退瓦剌。從此,為“土木堡慘案”買單的罪過,也僅由王振及其黨羽們承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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