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外來語”如何帶來中國現代學術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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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來,西學東漸,大量西方研究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產生了頗為深遠的影響。日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這套叢刊選印了近百部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而且是1949年以來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儘管其中不乏觀點過時、尤可商榷的內容,然而其作為中國學術史之一部分,亦不可忽視。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叢刊分卷序言。本篇為《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之“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系列分序,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新青年》刊登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
1930年代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從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到白話文在民國初年被定為現代國語,中國的語言也就是“漢語”本身便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漢語的這一現代轉化過程中,“新文學”即白話文學、又或稱國語文學的異軍突起,又起到極為重要的推進作用。因此,現代的漢語和文學,從一開始就如雙生子一樣關係密切,不可切分。
當然,白話文與白話文學的興起,原因不只一個,但不能否認的是,在漫長的從“邊緣”變為“正統”的道路上,它們都受到過外來的語言和文學的刺激。這裏面既包括有現代漢語對“外來語”的吸納、新文學對外國文學的模仿,也包括了引入歐美日的方法,對漢語和文學加以研究。這個研究,還不單單是針對現代的漢語和文學,也針對古代的漢語和文學。
伴隨着漢語和文學自身的演變,而在語言學界及文學研究界發生的這些轉變,其實是中國學術在各個領域實現其現代轉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説是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一個基礎。隨着對東洋西洋從觀念到方法、從文獻到詮釋的全面開放,大約在1930年前後,中國的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這個黃金時代出現的很多學術成果,都是當時中國學者在傳統學問的基石上,吸收外國的方法、結論得到的,如王力所説,那時的語言學,“始終是以學習西洋語言學為目的”,文學研究也莫不如此。所以,要想説明這個學術上的黃金時代究竟是什麼樣的,又如何形成,勢必要對當時的國外漢學知其一二,尤其要對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漢學書籍有一點了解。
語言學方面,自《馬氏文通》引入西方語法之後,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恐怕就要數高本漢。從1927年的《左傳真偽考及其他》,到1972年的《中國聲韻學大綱》,他關於中國語言學的論著幾乎都有在中國包括香港、台灣翻譯出版。據説早年間,在他的音韻學論文尚未譯成中文出版前,錢玄同就已經拿着其中幾頁,作上課的教材用。他的《中國語言學研究》的譯者賀昌羣也曾説:在語言音韻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學者,都是借高本漢之力。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文學方面,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日本漢學家的著作被翻譯出版最多。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日本在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日本漢學家普遍有很好的漢學功底,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又先於中國接受歐美的思想、文化和學術,這兩方面的結合,促使日本漢學界產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像児島獻吉郎、鈴木虎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児、塩谷温、梅沢和軒等人的著作。這些涉及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思想等領域的論述,兼有東西之長,比較容易為中國學界理解和認同,因此,在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藝術史、哲學史等學科領域,日本的研究範式一度相當流行。
説到外國漢學的影響,還不得不提及外國漢學論著的翻譯出版,在1930年代前後是又多又快,像成書於1932年的石田幹之助的《歐人之漢學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譯本,就是典型的一例。這固然是由於當時的中國學界對於及時掌握外國漢學動向,有一種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記的是這些漢學論著的譯者,在這中間扮演了很重要的“驛騎”角色。
在這裏,也許不需要再去重複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這一黃金組合翻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説明高本漢論著的大多翻譯者,如張世祿、賀昌羣等,也都是很好的專業學者。就連最早的《左傳真偽考及其他》,也是經胡適推薦,由當年聲名鵲起的新鋭陸侃如、衞聚賢合作翻譯的。而在陸侃如看來,他們的譯介,就説為了“東海西海互相印證”(譯跋)。
值得一説的,倒是譯過不少日本書籍、不限於漢學著作的孫俍工。孫俍工1924年赴日留學,他本來學的是德國文學,可是很快翻譯了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文》、塩谷温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児島獻吉郎的《中國文學通論》,興趣完全轉到對中國古典的研究。他在各書的譯序中,談到過對中國只有整理國故、保存國故的口號、成績卻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藝論史》),談到過他要借翻譯來使人看到在被我們自己拋荒的文學園地裏,經別人代耕,而有怎樣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也談到過如本田成之對於孔子“別開途徑”的理解,可為中國學者取法實多(《中國經學史》)。對中日學界當時情況的判斷,大概是他譯書的動機。據説他在1928年回國任教後,短短几年就編出幾百萬字的書來,其中像《文藝辭典》、《世界文學家列傳》、《中國語法講義》等,有人説都涉嫌抄襲日人(彭燕郊《那代人·關於孫俍工》)。這也大可説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學術,不光是漢學,何等優越。當然,他翻譯鈴木虎雄、塩谷温的著作,按趙景深的説法,還是“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頗大”(《文壇憶舊·文人印象·孫俍工》)。
《中國近世戲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魯譯。
另外一位翻譯日文書極其勤奮的是王古魯。王古魯1920年赴日讀的本來是英文系,1926年回國後也教過英文,但是他翻譯過的日本書籍,題材廣泛而雜駁,涉及小説與經史之學、語言文學、民族和對外關係,既有論述,也不乏考據。由於他對日本學界的追蹤,與他對中日關係的觀察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譯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1934年編譯的《傅斯年等編着東北史綱在日本所生之反響》、1936年編寫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都在中國學界引起過強烈的反響。在他翻譯的文學論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吳梅早已表揚過他在翻譯中表現出的專業態度,即對青木正児引書“無不一一檢校”,故“可為青木之諍友”(序)。1956年他寫信給青木正児,又説此書不僅獲得“我國各方面極為重視”,還作為“中文本”,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等六種,入選《蘇聯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戲曲”條目。説明譯作本身成了經典。而這一次的翻譯,大概也為他後來到日本蒐集古本小説、戲曲,最後成為造詣頗深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專家做了很好的鋪墊。(來自澎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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