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敖他把向一個時代說不的勇氣保留到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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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

作家李敖 3 月 18 日上午 10 點 59 分，因腦瘤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壽 83 歲。

消息一出，震撼各界。但關於死亡的消息，李敖早已向各界預告。

2017 年 2 月李敖得知自己罹患腦瘤，剩餘不到 3 年的生命。同年 6 月，他透過經紀人鄭乃嘉公開告別信，信中寫道：“我現在每天要吃六粒類固醇，所以身體裏面變得像一個戰場，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我很痛苦，好像地獄離我並不遠了。我這一生當中，罵過很多人，傷過很多人;仇敵無數，朋友不多。醫生告訴我：你最多還能活三年，有什麼想做、想幹的，抓緊!”。

這並不是李敖第一次接近生死關卡，2003 年他曾被檢驗出有攝護腺癌，面對病痛，他坦然面對，當時開刀的前夕，李敖依然談笑風生地吟詩。

在高調發表告別信的那天，李敖公開接下來的計劃，他說要在大陸開個新節目《再見李敖》，並打算把《李敖大全集》編輯完。告別世間之前，他想把所有仇人、好友聚在一塊，大家明說話，把這一生的紛擾做個總結。

說起李敖的一生，確實每件事都伴隨着爭議，他的每一個談話、思考、行爲，都被媒體放大檢視，就連私生活也是。

曾有媒體詢問李敖是否知道自己曾經罵超過 3000 多人，他說自己很痛苦，並引用英國作家王爾德的一句話：“你要小心選你的敵人”，他補充：“敵人是要挑的，因爲有的敵人很爛，他沒有資格做你的敵人!我到臺灣最痛苦的就是，我碰到的都是些爛敵人!我沒法選!那就一網兜售，全部斬絕”。

狂妄、桀驁不馴這些形容詞，用在李敖身上絲毫不爲過。

爲數不多的好友當中，就屬陳文茜最爲知名。2017 年 12 月，陳文茜曾在微博上 PO 文說：“一切都在倒數”。此後她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李敖超越了這個時代，因此要等到李敖真正死了，臺灣纔會真正想要紀念他”。今天，當她得知李敖的死訊時，她不願多說什麼，只短短地回兩個字：“哀。嘆。”

對於不少年輕觀衆來說，李敖就是那個身穿紅色夾克，帶着黑框墨鏡，在熒幕面前滔滔不絕鍼砭時事的人，不時還會夾帶一句 “小心我告你” 。儘管李敖的官司通常以敗訴收場，但他認爲 “打官司不在結果，而在於過程”。

有評論家用“文化頑童”一詞形容他，認爲李敖對世間的每件事都看不慣，但重點是他敢於發表意見，即便與當下輿論完全相反，他也毫不畏懼。

當代社會裏，沒幾個人敢自稱大師，但李敖不是。他不僅自稱大師，還強調所有欣賞他的人，原因相當簡單，因爲：“我李敖優秀”。

李敖這一生中幹過的事太多，就連出版的著作也超過百本，幾乎沒有人有辦法完整總結與回顧他的成就與爭議，儘管如此，依然有個最清晰的特點：向一個時代說不的勇氣。

向一個時代說不的勇氣

1935 年 4 月李敖出生在東北。1949 年，14 歲的李敖隨着國民政府遷臺，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他都在臺灣生活，歷經戒嚴時期與解嚴之後的臺灣社會變遷，他持續發表意見。

不過，就如同許多隨着國民政府來臺的文人一樣。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感，也是李敖一生中如影隨形的課題，這突顯在他的文學創作、政治立場上。

李敖來到臺灣的那一年，國民黨政府纔剛在臺灣頒佈戒嚴令，並開啓了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這段期間內，對不少知識分子來說是個相當沉痛的年代，所有與當局相違背的思想與行動都會被判定爲異議與叛亂分子，接着被抓到牢裏。這段期間內，李敖入獄了兩次。

1971 年 3 月 19 日，當年 36 歲的李敖第一次被捕，隔年的 2 月 28 日被以“叛亂罪”入獄，判刑 10 年，最後則在 1976 年 11 月出獄。李敖被捕是因爲他曾經替被稱爲臺獨教父的彭明敏偷渡外逃，時任蔣介石掌權，對臺獨活動給予嚴厲打擊，因此將李敖關入獄。

第 2 次入獄則在 1981 年 8 月，起因是 “李敖侵佔蕭孟能家產”與“蕭孟能誣告李敖”案，原先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判李敖無罪，到了臺灣高等法院後，改判李敖入獄半年定讞。

回顧李敖兩次入獄的始末，許多評論者都認爲李敖在那個年代，確實背上不少莫須有的罪名，同時間也說明了文化人士在那個年代的共同命運。

然而，這些過往沒能阻止李敖持續向社會表達異見，李敖成了戒嚴時期的知名 “黨外” 人士。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回憶李敖時，說起了《文星》雜誌。這本雜誌是臺灣社會在戒嚴時期，相當重要的一本文化刊物。

1961 年，時值 26 歲的李敖，投稿到《文星》，他表達西化的觀點，也主張白話文，並且爲胡適辯護。他的文章當時在文壇引發一場中西文化間的論戰，因爲筆鋒犀利，李敖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1963 年，他接任《文星》主編。

陳芳明曾評論李敖：“爲那個時代開出一條道路”。

就在《文星》被查禁前的最後一期，李敖讓許多擁有不同立場的人同時出現在雜誌裏，並且撰文批評國民黨。陳芳明認爲李敖擁有過人的勇氣，他的成就包含讓當時年輕人認識了現代文學、自由主義。

李敖這一生中，確實罵過無數人，唯獨胡適，是他所敬佩的人。

1958 年當胡適到臺北就職 “中央研究院” 的院長一職，某次的演講，有人把坐在臺下的李敖介紹給胡適認識，這是他們兩第一次見面，接着他們兩個長談了幾個小時。

在這之後，李敖在《文星》雜誌寫了一篇《播種者胡適》：“我們只消肯定胡適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在胡適過世後，他依然不停地在許多場合表揚胡適的貢獻。2009 年 2月《李敖妙語天下》的節目當中，他說起自己對胡適的敬佩。當時，他直接批評馬英九對於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無知，接着仔細爬梳運動的過往，並從胡適從美國回臺灣之後開始說起，他說自己也曾參與接機，看見胡適不僅能跟每個人握手，甚至可以與對方說初一些他的近況。李敖強調胡適對人觀察入微以及擁有超凡的記憶力。

李敖對胡適的敬佩之意，也讓他出版好幾本與胡適有關的書，像是《胡適研究》、《胡適評傳》，編出了《胡適選集》。

李敖曾經說自己這輩子寫過的字超過 2100 萬字，是魯迅 700 萬字的 3 倍，他也自豪對文壇的貢獻：“ 50 年來和 500 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無論是文化圈的大事，還是政治變遷，李敖的批評精神如同鬥士一般，不管媒體環境怎麼變，他總會會找到一個可以發聲的管道，並且找到言論的出口。

事實上，李敖曾希望把批判的精神，改爲從政並直接影響社會，他曾經兩度參選總統與臺北市長，但最終的得票率都沒超過 1%。

某種程度來說，這似乎也說明李敖註定成爲體制外的批評人士。作家楊照曾撰文評論，李敖的文字概念雖然粗糙粗顯，但他實際在運用文字時，卻塑造了感染力極強，卻又很難有人模仿得來的獨特風格。

宋朝有個風俗，叫“八十孩兒”。小孩出生，爲了盼他長壽，在他腦門子上寫“八十”兩個大紅字，以討吉利。現在我真的活到八十歲了，腦門子上要寫，得寫“八百”才過癮了。看來“八百”是活不到了，但寫幾百條浮生雜憶是沒問題的，於是我花四十天寫他幾百條。因爲是浮生雜憶，不求齊全，隨筆而爲，盡得風流。書名原擬《李敖八十風流錄》，嫌八十太老氣，改爲《李敖風流自傳》(簡體字版名爲《李敖自傳》——編者注)。由於寫法太破格，也可叫作《李敖浮生繽紛錄》。看來破格的馬勞(André Malraux)的《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葛拉斯(Günter Grass)的《我的世紀》(Mein Jahrhundert)都寫得太規矩了。唐朝詩人寫“文采風流今尚存”是吹牛的，實際上，他們的“文采風流”，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實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視昔”者，我也;“後之視今”者，有乎哉?沒有也。千山獨行，千古一人，廣陵之散，從此絕矣!

凡例

一、一生寫的書都太有板眼了，這本書要顛覆一下：信筆所之，不計較章法、文體、均衡感、首尾相顧，但得徜徉自然，不怕亂七八糟、不怕不連貫。

二、有時用瓜蔓式。瓜蔓就是跑野馬。跑了一陣再回來，或不再回來，悉隨性之所至。

三、有時長話短說，有時短話長說，囉唆一下。也不怕小有重複。重複就重複，我在加強事實、加重語氣啊。至於長話短說，難道在做簡報嗎?不是，只是不想多花時間。萬一說長了，一定是氣極了。

四、所寫黑暗中見野火、文明中見野蠻，得其野趣;又俗中見雅、雅中脫俗，得其雅趣，也得其俗趣。

五、多寫花絮。古人“蹤跡大綱”“情懷小樣”，古人吹牛，我卻得之。

六、有時用跳躍式。跳躍式寫法最自然。看來沒頭沒尾，其實自成單元。跳躍式寫法也不是一跳不回，它會“將往復旋”。只是跳回來的時候，你銜接不上了。跳蚤多麼了不起，它以三毫米的大小，可以跳高自己七十倍、跳遠自己一百一十倍。跳躍真好，它可以平地就給自己高度和遠方。請接受我的跳躍式寫法。

兩位老太太

我的寫法採“隨意嘮叨體”。我雖然已不耐繁劇文字，但自傳例外，該囉唆之處，絕不輕饒，還要特別囉唆一下。汗牛也、充棟也、上網也、下載也，古今自傳多矣，但最好的，出自兩位老太太。一位是趙元任太太楊步偉，一位是胡適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傳的最大好處，在她隨意嘮叨。唯其隨意，故少弄假;唯其嘮叨，故無遺珠。李敖者，行文固大手筆也，以大手筆效老嫗書;能解老嫗，方足以讀自傳。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我的收藏中，有一章打字稿，上面有胡老太太親筆改動，是罵乾女婿、乾女兒錢思亮和錢思亮老婆忘恩負義的，罵得很生動。胡適生前招朋引類，引來的多是匪類;胡適死後，一一現原形而去，毋怪胡老太太怨氣滿紙也。

時——一九三五

一九三五年，那是中國人最倒黴的年代，阿比西尼亞最倒黴的年代，猶太人最倒黴的年代。猶太人被鎖定是萬惡之源，直到被殺了六百萬才稍得喘息。那種殺戮是漸進的，從他們身掛牌子自責開始;就在一九三五年，他們就被掛上了。掛牌子，洋人可早了去了!

地——我住在中國

我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有人問你不承認“中華民國”，那你住在哪裏?我夷然答曰：“我住在中國。”所謂“中華民國”，事實上，根本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以一個省的現狀——拖了長達六十六年的現狀，居然要“省可敵國”“分庭抗禮”，這是很不要臉的抹殺事實的態度。如果大陸上一九四九年起沒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許“中華民國”四字還可矇混適用;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成立了，爲中國人民、世界各國所承認了，“中華民國”早已亡國屬實!我最愛挖掘國民黨的文件，我早就指出：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中華民國”的亡國總統蔣介石在“陽明山莊”祕密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就承認說：“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爲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白紙黑字如此，可見說“中華民國”未亡者，自不符合“總裁言論”“總統訓詞”也!而奴才們的“總裁”與“總統”，私下裏也未嘗不承認“中華民國”已亡的事實。當然，私下裏是一回事，明目張膽又是另一回事。蔣介石在明目張膽時，還是不要臉地宣稱“中華民國”不但未亡，還涵蓋整個大陸。並且，還涵蓋外蒙古。外蒙古早就被他賣掉了、外蒙古早就進聯合國了，蔣介石還說是他的。不甩賣國的蔣介石吧，外蒙古在我感覺裏一直是中國的。

人——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

總結八十年的成就，似乎止於“示範”與“播種”。李敖一生獨來獨往而能獨立存在，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爲“示範”;又在年復一年重圍中，自臺島流竄祖國，以自由智慧崇中反美爲天下倡，是爲“播種”。只是世界和中國太大，阻力也多，究竟能播多少種，難以評估。最後能把握的，也是以“示範”爲主。愛因斯坦(A.Einstein)論印度聖雄甘地(M.Gandhi)說：“後代子孫很難相信這世界上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我蠻喜歡這一描述。後代子孫也難想象在我們中國，生民猶如過客、成千上萬又上億的過客，能夠反客爲主的，除非成羣結隊、立黨奪權營公或營私，個人絕無機會。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或浮海入於美。個人沒有前途，只有夭折與犧牲。冒出頭來的個人僅有李敖一個、僅倖存李敖一個。如今也忽焉老矣。所以，就“示範”而言，反倒更爲寫真。其實古今個人，“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畢竟寥寥。從歷史長流評估，也只是一道靈光而來，化爲一道陰魂而去。看看甘地吧，他一輩子的苦心與苦行，有生之年並沒看到;而橫死以後，自己國家的演變，也與他一生努力的走向不同。至今印度人懷念甘地，也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示範”而已。山外有山，彼山非此山;人民景行閣下，景行半天，人民還是人民。“吾道不孤”是有的，但是點起名來，沒有幾個。爲你立幾個銅像可以，銅像只是觀光一景，不是嗎?(插播一句題外語：一生中，跟我上牀的女人最能見識到我的血肉之軀，最有“金剛經”“真實不虛”的情調，但她們知道我多偉大嗎?)

鬼——日本鬼子

我生那年，一九三五。正是日本鬼子羞辱中國如火如荼之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是一路低聲下氣的。訂什麼什麼協定固不必說，一個言論自由上的故事，倒特別值得一提。杜重遠在《新生週刊》發表《閒話皇帝》一文，日本駐滬總領事以“侮辱天皇”爲口實，要求國民黨親日政府法辦。國民黨法院判了杜重遠一年兩個月，同時查封了媒體《新生週刊》。想不到吧?七十六年後，二○一一年，王偉忠之流卻利用媒體“全民最大黨”，向日本天皇道歉了，多丟臉啊!當年日本人給杜重遠和媒體的罪名是“侮辱天皇，妨害邦交”，日本人可惡，但還在有邦交基礎上戴你帽子。今天呢?日本人早就把你一腳踢開跟你臺灣沒“邦交”了，臺灣卻在自己有二十一萬的貧戶拮据下，由馬英九帶頭募捐，奉獻了五十八億給日本救災。如今槓上開花加上道歉，他們把臺灣人搞得這樣賤，馬英九、王偉忠可都是在臺灣的外省人呀。從一九三五年《新生週刊》事件到二○一一年“全民最大黨”事件，都被我趕上了。

原來我就是“上帝”

根本上，人是被上帝的化學遊戲給耍了。上帝造男女，又用化學成分作弄了，使生理有需要、心理有需要，所以有性交和愛情，在這些需要上隨上帝指揮起舞，百怪千奇，窘態畢露;上帝高高在上，竊笑以自娛。無法自脫於上帝的魔障，但是自成舞步，別立婆娑，還是有機會的。換句話說，把上帝指揮下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予以改變，變得像萬花筒一樣的千變萬化、綺麗多彩，使上帝感到驚歎失控;上帝只是天工，但可以巧奪。上帝只變成動物層面的庸俗，包括單一的傳教士的性交姿勢，但我從這個層面提高了水平。我變得超越了庸俗，我作弄了上帝。

上帝把亞當夏娃們造得那麼粗糙，經過進步與修飾，變得多麼與亞當夏娃不同、多麼與諾亞方舟中的動物不同、多麼與原始的自己不同。我出自人羣，我曾受污染，我接觸到太多太多的庸俗和世俗，可是我走了出來，證明了可以勝天、也可以勝羣衆、也可以勝自己。在兩性關係上，從上帝到人羣，把這種關係搞得獸性、單調而痛苦。如今，我走了出來，我打敗了上帝給我的極限。

在牀上，上帝不見了，原來我就是“上帝”。

上帝管兩頭，我管中間

雖然如此，我仍舊自勉我自己一段話：“當它變得什麼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變得什麼也不是。你不必對隕石做什麼，如果你不與隕石同碎，你還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恆性、生命性的工作罷。”這就是我一生的計劃，也是我餘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計劃是整理所有的人類的觀念與行爲，做出結論。人類的觀念與行爲種類太多了、太複雜了，我想一個個歸納出細目，然後把一個個細目理清、研究、解釋、結論，找出來龍去脈。這不像是一個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卻一個人完成它。這是我一生留給人類的最大禮物;因爲人類還沒有一個人，能夠窮一生之力，專心整理所有的人類觀念與行爲的每一問題。也許有人說：“你做的，好像是最後審判?”其實不一樣，最後審判是人類的愚昧已經大功告成、已經無可挽回，只是最後由上帝判決而已。我做的，卻是一種期中結賬。結賬以後，人類變得清楚、清醒，可以調整未來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樣，我們只是分工合作。上帝從最初造人類開場、到最後審判落幕，他只管首尾兩頭;而我卻管中間，要清清場，檢討一下上半場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後可以審判我，但在最後沒到以前，我要先審判他。

視——息眼之所

最喜歡把眼睛閉起來，埋在十七歲情人的大腿上。光滑、柔軟、溫暖、香馨，還有彈性……眼睛埋在那裏，我願從此一瞑不視，那是我永遠嚮往的安息地方。

年復一年的辛苦、日復一日的縈擾，在須臾之間，全化爲無形。出現在目前的，恰似那《神女賦》中的雲夢人兒，或近或遠、或俯或仰，陪你解脫又爲你解脫，讓你飄浮天上又婆娑人間。那樣的舒服，那樣的安謐。多麼希望那是一種歸宿，眼睛不要再睜開，就長眠在那裏。

聲——蝴蝶夫人

我的一個朋友薛起文是音響迷，整天整夜爲新款音響神魂顛倒。市面上一有新貨出來，他就瘋了，千方百計，要汰舊換新，搬進搬出，幾無寧日。我問他新舊之間，有那麼大的落差嗎?他苦笑一下，搖了搖頭。人生啊，N就很好了，爲什麼拼命追求N+1?不斷用新音響聽追魂曲的人，何不減1一下，N就好了?薛起文最喜歡聽CD歌劇，尤嗜《蝴蝶夫人》。我認爲《蝴蝶夫人》最令人吃不消的，在段落之間，失聲失音太長;以爲歌劇已完、夫人已死，不料又活回來。歌劇迷薛起文跟我說：他每聽《蝴蝶夫人》都要哭。他太太不許他用大音響了，他買了一臺隨身聽，偷偷在浴室放，結果每次大便完了、廁所門開，都淚流滿面而出。我聽了大笑：蝴蝶夫人終於慘死了。

色——日本女人

我太太小屯向我說了一句妙話，她說：“當你開始喜歡日本女人，就證明你老了。”真糟糕，我近年已有喜歡日本女人的傾向。日本女人比洋婆子細膩多了。寫真集要數葉月裏緒菜最好。我在電視節目中，展示葉月裏緒菜的照片，反證我們在這方面不如日本開放、自由。爲了這一展示，臺灣的新聞局行文警告了電視公司，但不敢警告我，這次似乎李敖吸引不了他們。人間最好聽的聲音，不是蝴蝶夫人的歌劇，而是蝴蝶夫人的叫牀。

書房之“被”

在書房裏，有時我不找書了，而是幸會它、碰到它出現了。書彷彿主動冒出來。風吹草低“現”牛羊也、圖窮匕首“現”也，主動在彼、不在此。讓我的眼睛被動吧，被動的快樂像被按摩。“被”字被這樣詮釋，多好!(雖然這些，都是十年前的風流了。 )我迷戀過那十七歲。十七不是一個靜止的數字，十七是三百六十五個日夜滑走的數字。當最後一個滑走，十七歲即將不再。不再，不是時間的不再，不是這一年青春的不再，而是十七歲的風華不再、歡樂不再、聲容笑貌不再。留給你的，是完整的回憶格子，等你細補、等你描紅。回憶是實況的延伸，它比實況還細膩、還完整逼真;如果你會回憶、而非傷逝。傷逝不是回憶，傷逝是一種錯誤的人生態度，它使快樂的回憶蒙上塵土。

從十七歲身上，我有結論在我心上。我用一句洋涇浜英文來寫我自己：I have taken more out of seventeen than seventeen has taken out of me.這就是我的結論了。文學作品《虛擬的十七歲》是我out of seventeen的另一範疇的所得。沒有seventeen的真身，我很難寫出那麼瑰麗的畫面。寫作和繪畫一樣，要有model。那一真身，就是我的模特兒。

願——我願我是馴獸師

所有的職業中，我最欣賞馴獸師。馴獸師這一行，建築在一個奇怪的敵我關係上，建築在“因爲你又不怕我又怕我”的大前提上。馴獸師馴公獅子，公獅子只要一衝過來，馴獸師就完了;可是馴獸師拿個長鞭子，吆喝着逼公獅子就範，蹲上圓凳。公獅子並不服氣，它一再拒絕、相持一陣，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上了，上了又伸出獅掌抗議，朝馴獸師一吼再吼。馴獸師面對的，是時時刻刻的不可測。馴獸師不像鬥牛士，鬥牛士面對的龐然大物是可測的。反正它就是敵人，它就是看你不順眼，要快步衝過來，你有技巧可以閃開。空間很大，牛轉個彎回頭，你已經重作準備了。但馴獸師就不一樣了，獅子比牛會轉彎，空間又同在一個大籠子裏，並且，又不止一頭獅子蠢蠢欲動，每頭都是兇手。只不過獅子們有了一個錯覺，以爲你比它強，它怕你，又怕又不怕，最後還是決定怕。under protect(在抗議中怕你而已)。還有一種馴獸師，藝高人膽大，要錢不要命，他居然可以叫公獅子張開大嘴巴，而把馴獸師自己的頭，塞到獅子口裏，你咬呀，看你敢咬!當然，十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九，獅子不敢咬。但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出現了，就說不定了。我們聽到過“虎口餘生”這四個字，但沒聽過獅口餘下什麼。所以，馴獸師這一行太精彩了、太冒險了、太刺激了、太有挑戰性了。並且，聽說這行像劊子手一樣，還家傳的呢。爸爸是劊子手，兒子克紹其劊，也是劊子手。爸爸是馴獸師，兒子也是馴獸師。一個笑話說：有一天，兒子找不到爸爸了。他跑進獅籠，要獅子張開大嘴，一隻只檢查。人問他你去幹什麼?他說我在找我爸爸。

壽——一百歲前的八十感言

因爲我立志要活到一百歲，所以在八十歲時寫這本書，好像太早了一點。但是八十總是一個關卡，要定性、定位，總不失爲一定局。八十以後，所作所爲無非就此定局，錦上添花而已;所以，一百歲以前的二十年，只是花團照眼，其爲錦簇，八十以前早定之矣。

於是，幾經猶豫後，我還是決定寫這本書，給我一生做一前瞻和總結。前瞻一百，總結八十，除非我一百以前討逆、討姨太太，活得不厭煩了;我一生的定性定位，趁八十生日就此打住。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定位，顯靈給人，使人感到，後世的子孫，很難想象“這世界上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這是我一百歲前的八十感言。在我文章和講話中間，我有個習慣，你可以說是惡習，就是要隨時插播吹噓自己。插播以後，又回入正題，講話與常人無異。全世界最習慣我這種習慣的人是賴嶽忠，開玩笑說，賴嶽忠是我的“御用攝影家”。他隨我的便，發現我一插播，他就喝口咖啡，見怪不怪，面露笑容，靜待歪風掃過。陳文茜說能夠以欣賞態度看李敖自我吹噓的人，是“有道之士”。她有時候是有道之士，有時候不是。

獅媽媽外出時

獅媽媽出去覓食了。三頭小獅溜出洞口，正在高興互咬。突然間，老鷹凌雲而降，抓去一頭。對飢餓中的老鷹說來，是自然法則。對驚恐中的、頓失玩件的兩頭倖存者，也是自然法則。動物眼裏，沒有悲憫;動物心裏，沒有感嘆。悲憫和感嘆都是我們加上的。有時候，我們明知這是自然法則，可以解釋，可是難以釋懷。我們總該調整一下自己，放開自己的視野，動物化再人道化。動物化，是某一程度的欣賞動物的“忘情”;人道化，是矚目在有關人道的大題目上，不能“忘情”。某種程度的迴歸原始，動物化的原始，也不失爲高明。

我與《自由中國》

我做中學生的時候，就對中國的思想家胡適有過很深的研究。我寫過一篇《關於〈胡適文存〉》，陳世熙那時正在臺大法學院辦《這一代》，他看中了這篇文章，願以胡適給他們雜誌的題字——“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來換，我同意了。不料臺大訓導當局在審稿時認爲有問題，不準登，陳世熙就還了給我。過了兩年，我已是大學生了，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登。刊出後近一年，“羅”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我過去認爲《自由中國》高不可攀，想都沒想過，經她提議，我就刪了一部分，由她謄好，寄給《自由中國》。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的《自由中國》第十六卷第五期上，登出了這篇文章，改名《從讀〈胡適文存〉說起》。雷震立刻寫信給在美國的胡適，特別推薦這位對胡適有獨到研究的專家，這是胡適後來告訴我的。這是我跟《自由中國》結緣之始。

《自由中國》十年

回想《自由中國》雜誌馳騁十年的特色，正在它單純地講了真話。它的主軸是提倡自由民主，千書萬語在“與朝廷爭勝”(這是當年蘇東坡的“毛病”)，很了不起。但我常常想，當《自由中國》被封殺後，影響一時的掌聲歇後，平心而論，究竟這個雜誌影響了誰?除了我李敖能夠延續這一“與朝廷爭勝”的風骨與幹法外，它又影響了誰?我找來找去，實在找不出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其雜誌存則義舉，其雜誌亡則義息，不是嗎?看看我臺中一中的同學施啓揚，他當年和我一樣都是爲《自由中國》寫文章的大學生，唯一不同是我用真名“李敖”，他用筆名“揚正民”。在雷震死後問世的日記中，我們甚至看到施啓揚與雷震“暗通款曲”的細節。可是一朝《自由中國》沒了、雷震坐牢了，我們看到的施啓揚，卻是賣身投靠國民黨的文人了。《自由中國》提倡的自由民主、開明法治，和“與朝廷爭勝”的種種，早都被它的作者施啓揚忘得一乾二淨了。究竟這個雜誌影響了誰?我終於看到倒行逆“施”的範例了。馬君武詩說“文字收功日，千秋革命潮”，但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我看不到。在《自由中國》後，我也辦過雜誌，但究竟影響了誰?看來看去，原來答案是我自己。我深切感到“文字收功”的侷限，“反革命”(這裏不遵守國共的狹義用法)的勢力太大了，最後最突出的，只是“與朝廷爭勝”的那股精神而已，是精神勝利!其他的贏面，畢竟又遲緩又可憐。胡適在《自由中國》茶話會上致辭說：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只是那種權勢不是世俗的武力與財力。他的觀點令人心神一暢。但是，畢竟時代已變得越來越不“匹夫而爲百世師、三舌而爲天下法”了。蔣廷黻預告說：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是中國有影響力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從許多面上觀察，蔣廷黻說得也是。知識分子的確越來越小化、越專家化了。這個世界已經罕見“大儒”了、已經浪淘盡千古風流的“大儒”了。

李敖名言錄：

1、“如果我不是李敖，我願是李敖第二。”

2、“我要是想佩服誰，就去照照鏡子。”

3、人生啊，N就很好了，爲什麼要追求N+1?

4、傷逝不是回憶，傷逝是一種錯誤的人生態度，它使快樂的回憶蒙上塵土。

5、“在暗室裏，我要自造光芒。”

6、“作爲一個午夜神馳於人類憂患的人，作爲一個思想才情獨邁千古的人，我實在生不逢時又生不逢地。”

7、“我本該是五十年後才降生的人，因爲我的境界，在這個島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許多敵友，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

8、“我的職業和屠戶有點兒像，就是每天要殺許多豬。只是他用刀，我用筆而已。”

9、“我是絕不怕孤單寂寞的，長夜漫漫，任重道遠，我簡直找不到和我同道的人，只是獨行踽踽地走向前程。”

10、“我罵人的方法就是別人都罵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個本領，我能證明你是王八蛋。”

11、“英國人說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對我李敖來說，我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