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曾給大清留下一線生機 只可惜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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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走到了 19 世紀後半期。中國又生生錯過了二十年的改革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構已經很難容納新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發生、發展的嚴重障礙。
最後的覆亡當然不只是外來敵人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 年 7 月21 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國藩與其最爲賞識的機要幕僚趙烈文有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對天下大事有着極爲精準判斷的趙烈文認爲,清朝一系列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到了關鍵時刻必將像夢魘一樣纏繞着滿洲人。這些歷史問題就是“誅戮太重”。嘉定十日、揚州三屠,諸如此類,滿洲人都沒有及時給予合理解釋。趙烈文預見了大清最後十幾年種族主義必然崛起,大清欲學晉宋南渡皆無可能。滿漢雙軌既是清朝統治穩定的關鍵,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門,是一把雙刃劍。他預言,清王朝的覆滅超過不了五十年。趙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興”的曙光中說出這段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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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的中國在西方主導的規則下,被動地進入了世界,被動地接受着叢林法則的蹂躪。連續的教訓,也在推動着它進行某種變革。《北京條約》意味着又一個時代的開始。它被動地化解了中國與西方列強二十年來的衝突。知恥而後勇,在被英法聯軍打敗後,清王朝內部反而出現了誠心誠意向西方學習的現象。
清帝國在兩宮皇太后、恭親王奕訢的領導下,以及“中興大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國運動,僥倖地解決了困擾大清王朝十餘年的心腹之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改善,一場以學習西方爲標誌的洋務運動正在逐步展開,“同治中興”的歡呼聲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會發生趙烈文的悲觀預計,半個世紀之後的清王朝可能會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東方。
然而,清政府沒有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體西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到頭來發現學習西方的結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製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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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的政治體制,舊傳統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敗,讓清政府陷入無法自救的惡性循環中,腐敗、貪污、驚人的浪費,是晚清官場的常態,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機,經濟上的“同光中興”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入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更沒有踏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節拍。
沒有什麼比思想的束縛更能阻礙傳統的突破。舊的觀念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扼殺了人才,窒礙了創新。中國在收穫“同光中興”經濟成功時,沒有適時實現社會轉型,沒有培養出自己的社會中堅階級,這是最爲可惜的一件事。它爲後來的歷史突變,爲大清帝國的瓦解,埋下了一顆最具生命力的種子。
沒有冷靜的頭腦就不可能有冷靜的智慧。光緒二十年(1894 年),朝鮮問題凸顯,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應對東北亞危機?假如中日不幸開戰,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後來的中國人知道在戰略上要蔑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但 1894 年的中國人,被“同光中興”熱昏了頭腦,在戰略、戰術兩個層面均不將日本當回事。著名詩人易順鼎在甲午年(1894 年)七月上了一份《陳治倭要義疏》,其中一段這樣說:“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餉,則借債;言其船,則木質;言其兵,則市人;言其技,則淺學;言其國勢,則中幹;言其人心,則內亂;言其土地、人民、賦稅,則不過敵中國一二省。中國之財力,勝十日本而有餘,豈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順鼎是一位天才詩人,究竟是什麼遮蔽了他的雙眼?即便在甲午戰爭過去兩個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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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看到問題癥結的是孫中山。孫中山與易順鼎年齡相仿,但其見解卻大相徑庭。孫中山認爲,不應該被所謂“同光中興”所迷惑,真實的情形是:“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矇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表面的風光掩飾不住內在的空虛,捫心自問,有志之士,能不撫膺?問題究竟在哪裏?孫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裏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說到底,只有一句話,就是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從一開始就潛藏着巨大的問題,這一看法不正與二十年前趙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嗎?
誰也沒有想到,孫中山一個人的覺醒,點燃了焚燬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這顆火星是那麼頑強,那麼富有生命力。他一個人的覺醒,變成了一個民族的覺醒、一個國家的覺醒。這是時代的必然,這是歷史的邏輯,這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之後的自覺自醒。但是,大清帝國的終結,在孫中山醒來的時候,基本上已經註定。
歷史還是給清王朝留下了一線生機。甲午戰後,中國人有過一次非凡的覺醒,新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面對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應,已經超越器物層面,開始向制度層面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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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說,前此三十餘年洋務新政“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曏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啓超等人看來,中國只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盪舊俗,沖決網羅,重建新的制度與統治模式,纔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說:“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捨,以速其沖決網羅,留作券劑耶?”
遺憾的是,路走得太艱難了。王朝的執政者,總以爲時間還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業化時代在時間上根本輸不起。
維新失敗,民族主義崛起,亞洲覺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堅定,都超出人們的預料。當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興沖沖地在 1906 年宣佈政治改革啓動時,革命黨經過十年挫折,已經對清政府的改革毫無興趣。回望 1905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留給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時間已經不夠了,政治改革已經不能引起知識精英的興趣了,更不能變成中國人的共識。清王朝在最後的歲月試圖高歌猛進,但這個高歌,只是爲帝制中國唱響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國由此“猛進”至一個全新的共和時代,清王朝成爲歷史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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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平靜並不代表新的共和國的平靜。共和與復辟、獨裁與民主、戰亂與腐敗,仍舊像夢魘一般纏繞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國。歷經苦難、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辛亥革命這樣的歷史劇變後,並沒有停止對救國之路的探尋。
推翻帝制後的中國並沒有立即走上和平穩定、建設共和之國的陽關大道,相反卻步入了前清舊軍閥勢力割據鬥爭的局面,共和國需要進行艱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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