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其實是個富足的朝代？豐衣足食還玩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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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的富，自然來自強大的生產力。

自從明朝建國後，雖然皇帝經常不管事，大臣熱衷互相掐，間或還有太監秀下限，時常的都不靠譜。但唯獨靠譜的，便是更新換代的生產技術。從種地打糧到紡線織布，各行各業挨個數，全是琳琅滿目的高科技。

尤其千姿百態的，便是傳統農業：鑿井澆地和水車灌溉在中國南北方全面鋪開，輪作等耕種技術更進步神速，還有多種新型綠色環保肥料與土地增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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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具水平更全面升級，生鐵淋口技術造出的新器械，更加結實耐用，更出現好些新花樣：強力的人力犁“木牛”，大功率的稻穀脫粒設備“稻牀”，手搖小水車“拔車”。這些新型農具，早已達到了工業革命之前，傳統機械動力的最高水平。

讓當時西方傳教士們開眼的，是好些突破性農業科技：陸續出現在太湖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基塘”，做到了桑魚結合多種養殖，更借養魚消滅了恐怖的瘧疾。更強大的是稻種革命，北宋時期由占城傳入的高產量早熟稻，在中國南方大地開花結果。這種最高可達一年三熟的寶貝稻種，成了中國南方農業的普遍現象，這是一場意義堪比二十世紀綠色革命的農業變革。

這樣強大的生產力，在同時期西方傳教士筆下，更留下了豐富的記錄。利瑪竇自己的書信集裏，由衷的稱讚中國農業的產量遠超過西班牙。金尼閣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裏說的更直白：歐洲能種的中國都能找到，產量更比歐洲富裕的多，米麥魚肉的價格都十分便宜。

而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裏描繪的更細緻：不但有強壯勤勞的中國農民，更有各種大開眼界的農業器具。以至於不管多麼貧瘠的土地，中國農民“都能使它有所收成。”

明末清初理學家張履祥記載，江南地區平均畝產量高達三石，最高產量換算成現代單位，有稻穀一千二百斤。嘉靖年間名臣霍韜的記錄，珠江流域畝產最高水平更突破了十石。同樣強大的，還有專業的農業人才：明末《沈氏農書》裏記載，嘉興地區的農業僱工，單人每年的勞動生產率，最高有稻米五十六石，換算成現代計量，值大米八千五百多斤。

上面這些數據有多恐怖?不但清朝康乾盛世的頂峯時期未曾突破，即使是現代民國專家極力吹捧爲“蔣介石黃金十年”的中華民國十年建設期，同樣難望其項背。現代農業學家推算明代的畝產量，即使在占城早熟稻大規模推廣前，中國南北平均畝產量就已接近三百五十斤。而按照南京國民政府農林部的統計，清末至抗戰爆發前的最高平均畝產水平，也不過二百九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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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繁榮農業直接支撐起來的，更有連鎖反應般強大的手工業。素來強大的紡織行業，生產技術更高速進步，全新設備層出不窮，新式的紗綢機和改機，功率遠超前代，以胡琢《濮鎮紀聞》裏的說法是“擅絕海內”。明代紡織品細密程度超過宋代數十倍，品種更空前增加。

新興棉紡行業更強大，強大的五穗紡車，造價低廉使用輕便，爲家庭生產必備，以宋應星的形容，一個農婦操作該設備生產，效果可頂三個壯漢。更震撼的是江南地區的水轉大防車，堪稱當時全球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一天產量破百斤極輕鬆。

而晚明引進的西方軍火科技，更是明代整體生產水準的縮影：歐洲傳入的火槍火炮，經明朝軍工體系改造後，殺傷力驟然升級。典型如紅夷火炮，經明朝引進後改由獨特的鋼管冷卻技術鑄造。火炮殺傷力與使用壽命都大幅提升。西方掌握這類技術，還要等美國南北戰爭時。這就好比武俠小說裏，一種強大成熟的內功，完全可以提升武藝的殺傷力。明朝的生產“內功”，就這樣冠絕全球。

強大生產的催動下，大明的商業貿易也極繁榮，比起明初的完全政府壟斷來，晚明最逆天的場景，就是民營行業的如火如荼。比如瓷器業，單當時著名的景德鎮，官辦作坊不過幾十，民營作坊卻有上千。

商業活動也更熱鬧，特別是隨着嘉靖四年，白銀確立爲法定貨幣，商品經濟更隨之井噴：新興商業城鎮大面積出現，如北京南京等傳統大都會，繁華程度更是空前。外貿也越發熱烈，東南沿海外商雲集，照歐洲經濟學家說法，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都涌入了中國。

這樣的熱鬧，一度也造就了明代倉儲豐厚的景象。而有錢有糧的時候，明朝政府給老百姓花錢也常大方：遍佈各地的專用賑濟倉庫“濟農倉”，三百年裏活命無數。最早的全民公費醫療“惠民藥局”更恩澤蒼生。每逢饑荒年，明朝政府還會撥出專用錢糧，幫助災民贖回被賣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