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紹興狀元名儒--陽和先生張元忭

張元忭(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浙江山陰人，明代嘉、萬之間知名理學家、教育家、學者。張元忭出身於官宦之家，其父張天覆，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副使、甘肅行太僕寺卿，博洽工文，著有《皇輿考》、《鳴玉堂稿》等書。《皇輿考》是研究明代地理的重要參考書。據史載，張元忭天生古貌魁偉，性好讀書，其母見其過於刻苦，告誡其不要用功過度。張元忭爲了不拂母意，只能偷偷看書，每當母親熟睡，他就張幕點燈夜讀，不令母知，其刻苦有如此者。稍長，就立下大志，以國家大事自任。常在父親張天覆座前侃侃評論朝廷政事得失、人才優劣，父親張天覆爲挫其鋒芒，往往不置可否。

張元忭的科舉之路並不順暢，他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十一歲時得中舉人，其後參加會試數次，均鎩羽而歸，直到隆慶五年(1571)才登進士第一，距其初中舉人，已有十三年之久。時年三十四，已不是少年科第了。明代的野史雜書記載了其中狀元前的神奇徵兆，如明陳士元《夢林玄解》卷三十四《夢徵》雲：

(張)元忭，字子藎，號陽和，浙江山陰縣人。隆慶五年辛未廷試第一，父天覆，行太僕寺卿。所居與羅萬化同巷，嘗夢攜其扁於家，會試時祖塋有聲，三日，往視得金芝六莖。是科劉 夢人以羅衣遺之，曰：“此第二服也，已有人先服矣。”果讓張居首，時年三十四。

又比如明顧祖訓編《明狀元圖考》卷一雲：

戊辰年，予聞紹興羅狀元報，因曰：“來科狀元必姓張，當再出紹興。”客異予言，謂不諳讖術，何以先知?予解曰：“昔成化二年狀元羅公倫，至五年張公 ，俱江西人，氣運盛於一時，是以知之。”客笑曰：“成化八年吳公寬，吳人，然則隆慶八年亦吳姓，定是吳人耶?此言未可信。”予又解曰：“獨不知何公孟春《餘冬錄》，見熊入京，知京數日有火，已而果然。同輩問何以知之?何曰：嘗讀《宋書》，紹興己酉熊入京，數日有火，熊字能火乃爾。同輩始服。其讀書一事，其猶響應，豈三年大魁，獨不兆各前科乎?”客亦唯唯而退，終未服。至辛未科聞報，始服予言。

這裏提到的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也是紹興人，隆慶二年(1568)戊辰科狀元，比張元忭早了一科。同鄉兩人蟬聯兩科狀元，無疑是紹興科舉史上的無上榮光(清代紹興又出現了這種科舉異事，會稽縣人茹 與史致光蟬聯乾隆甲辰、丁未科狀元)，在中國科舉史上也是一個異數，因此古人造作夢境、預言來渲染這種偶然事件，就不足爲奇了。

張元忭生性孝慕過人。在未中進士前，其父張天覆被人誣告。張天覆在雲南按察副使任上曾協助巡撫呂光洵平定武定土官鳳繼祖叛亂，得罪了雲南黔國公沐氏，沐氏指使朝官彈劾，張天覆於是被捕入獄。張元忭愛父心切，間關萬里，親送父親到雲南對質。旋即又親赴北京爲父申冤，當事者憐之，故張天覆得以免官歸越。如此往返一年，心力交瘁，不到三十歲就已白髮種種。這也許是張元忭壯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張元忭一生仕宦不顯。隆慶五年中狀元，依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丁父憂去職。服闕，又奉旨教習內書堂。旋奉命管理詔敕，直起居注館。後又丁母憂去職。服闕，起家超遷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貼黃，尋充經筵講官。張元忭出仕後，一直在努力爲父親平反，多次上疏爲父親申訴，甚至要求將朝廷給予自己的冠帶恩榮 贈給父親，但朝廷一直不許。爲此張元忭心情抑鬱，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吾親，何以爲後?”(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加之年輕時爲父受冤事奔波萬里，心力交瘁，因此一病而卒。張元忭一生官位不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出道較晚，享年不永。如果他能年登耳順，憑他狀元資歷、身居被目爲“儲相”之地的翰林院，或可得躋 仕。

張氏本質上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他對義理的興味似乎超過了對仕途升遷的興趣：

自以遭逢聖明，釋 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 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從中可見他對學問的愛好。翰林院豐富的典藏、同僚之間的談論切磋，使張元忭沉浸在學問的海洋裏，無暇旁及仕途的升遷。因此，談遷稱其“恬漠耽道，於進取泊如也”(《國榷》卷七十四)，洵非虛語。大學士朱賡如此評價這位狀元同鄉：“國朝科名以甲魁爲卿相，勳德並懋，垂鴻無窮者無論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沒世之後，猶蒙表章，則一峯羅公倫、梓溪舒公芬、念庵羅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聞焉。三君子所謂不愧科名者也，豈其卿，豈其相哉?子藎之造即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學同、氣節同、官不過五品又同，安知後世無表章子藎以繼三君子之躅者乎?”(同上)言語中雖有對張元忭未能致身高位的遺憾，但將其與當時社會公認的名位不高而影響廣泛的前輩狀元羅倫、舒芬、羅洪先相提並論，隱隱然爲能有這樣一位狀元同鄉而自豪。

張元忭生性耿介，不屑夤緣鑽營。他的座師是權傾天下的萬曆首輔張居正，張元忭作爲張居正的狀元門生，若能主動靠近、迎合張居正，致身高位、紆青拖紫不過是時間問題。但張氏對張居正若即若離，不卑不亢，有時甚至對張居正的所作所爲頗不認同：

(張元忭)持操端介，絕不喜 事人，然坦焉躪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是。蓋初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鷙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皁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即死弗爲矣。”(《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廣西道監察御史胡 因與張居正政見不合，上書彈劾，被逮入獄。張元忭出於公心，上疏爲其申辯，不惜開罪張居正：

張元忭以星變陳言，救其給事御史，投揭江陵所內。傳語曰：“如此門生，十五年即望代我，何見小?”又云：“疏上，我亦不爲若地。”張曰：“待爲地者，不疏矣。”徑出。江陵曰：“是且病狂矣。”寢不報。(明黃景《國史唯疑》卷八)張元忭這種耿直清高、不屑 顏事人，義之所在、不知避忌的性格是很難見容於當時的官場的，因此他以狀元出身而終其身官位不過五品也就不足爲奇了。

張元忭也是一位純粹的理學家。他年輕時就服膺王陽明心學，“嘗讀朱子格致章，覆卷思之，嬰疑。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乃灑然有悟，自是日究心於此學矣。”(《長沙府嶽麓志》卷三)他是浙中王畿一派的弟子，學術上立足於“萬事萬物皆起於心”的心本體思想，主張“以萬物一體爲宗，而以明德於天下爲願”。他把朱熹、張載探討的“太極之旨”也歸結爲心，可說是完整地繼承了王氏“心即理”的思想。但張元忭並沒有原封不動地照搬王學，也並不恪遵王畿之學，相反，他對王畿乃至王陽明的一些觀點、思想表示懷疑，甚至提出批評。王學好議論，到萬曆年間，王學末流更陷入了空談誤國的泥沼。張元忭對此十分痛恨，常思有以矯正之，“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學文成者多事口耳，特以力行矯之，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在他眼裏，良知、格物並不是一個玄虛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它的本質體現在躬行實踐之中。他認爲，陸王之學與朱子之學並不矛盾，“朱陸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者，匯成一書，曰《朱子摘編》。書出而紛紛異同之說渙然矣”(同上)。他強調儒者的道德修養，要求研經通史和經世致用，實際上是要以朱學來藥王學末流遊談無根之弊。因此，黃宗羲認爲張元忭“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明儒學案》卷十五)，所說是切中肯綮的。

張元忭的倫理主張在其講學嶽麓書院時表現得最爲明白。萬曆十年(1582)，皇長子生，張元忭奉命頒告楚中六藩，被兵備道李天植敦請，主講嶽麓、惜陰二書院。他把在萬曆六年(1578)自己奉命教習內書堂所作的《內館訓言》中所闡述的儒家倫理教育思想帶到了嶽麓書院，這可從他爲嶽麓書院所作的《大成殿》、《嶽麓自勉》、《朱張祠》、《惜陰篇》等詩中看出來。張元忭在常課之外，特擬《訓言八條》，曰：忠、廉、誠、慎、慈、儉、謙、和，並各系以詩。“又摘史傳中賢宦事蹟，名爲訓解，日取一條，令年長二人，宣讀二遍，請童豎環立而聽”(《長沙府嶽麓志》卷三)。張元忭“天性忠孝，介然不苟取與”，所以他對“忠”的解釋十分深刻，對“忠”、“廉”、“誠”之間的關係道前人所未道。他說：“且說如何爲忠，只有一心爲着朝廷，不爲一己私圖而已。”“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守己以廉，其成敗名喪節，未有不由貪者”“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爲主”，欲立“掀天揭地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還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同上)，這就是說，要做到忠，關鍵是要廉，不廉必有所圖，故不可能忠。忠是做人的目的，而廉是忠的保障。誠是做人的根本，無此根本，忠和廉都無從談起。顯然，張元忭想用“誠”的修養方法來挽救當時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其倫理主張已不是王學那樣的單純內向求心所可包納，這與湖湘學派的先察識後涵養的修養方法十分契合。因此，自張元忭受命主講嶽麓後，湖南講學之風再度興起，“士風翕然丕變，湖南正學，絕而復甦”(同上)，這可說是張元忭對湖南書院教育的重大貢獻。

張元忭還是一位優秀的史學家。他在翰林院任職期間利用翰林院豐富的文獻資料編寫了《館閣漫錄》十卷，該書至今完整保存，是研究明初至正德年間館閣制度的第一手資料。他在史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參與了鄉邦地誌的編撰。萬曆三年(1575)，他丁父憂家居，與徐渭合纂了《會稽縣誌》16卷。這是一部頗受好評的縣誌。該志以地、治、戶、禮四書爲綱，分統沿革、山川、風俗、官師等目。其中地書3卷，記載沿革、分野、形勝、山川、風俗、物產;治書1卷，記載設官、作邑;戶書4卷，記載戶口、徭賦、水利、災異;禮書8;卷，記載官師、宦跡、選舉、人物、祠祀、古蹟、寺觀。同時，還專撰有4篇總論和19篇分論。4篇總論分別是地書、治書、戶書、禮書總論;19篇分論分別爲沿革論、分野論、形勝論、山川論、風俗論、物產論、設官論、作邑論、戶口論、徭賦論、水利論、災異論、官師論、宦跡論、人物論、選舉論、祠祀論、古蹟論、寺觀論。這4篇總論和19篇分論對全書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志書設論在舊志中甚至在新志中都是罕見的，這可以說該志在體例上的創新之處，同時該書以地、治、戶、禮四書爲綱，也有突出重點以清眉目的作用。因此後人評價此志：“四書具，而爲邑之道略備矣，使祿於茲邑者因是而察地理之宜，興治之要，拊循其民而導之以利。”(轉引自李能成《試論萬曆會稽縣誌的學術性》，《中國地方誌》2008年第4期)萬曆十三年(1585)，丁母憂在家的張元忭又受他的同年、紹興知府蕭良 之邀，與知名學者孫 同纂《紹興府志》。這也是一部以體例精核、考證明晰、圖文並茂而著稱的方誌佳構，在蕪冗雜濫的明志中鶴立雞羣，史家稱“《紹興府志》、《會稽縣誌》義嚴袞鉞，足稱一方信史”(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四)，絕非虛譽。修志的關鍵在於體例，體例的好壞反映了編纂者史識的優劣，萬曆《會稽縣誌》、萬曆《紹興府志》之所以能稱譽於後世，其體例精核是重要原因。民國方誌學家李泰 在其所著《方誌學》中十分強調修志體例。他認爲，體例之於方誌，譬如棟樑之於房屋，棟樑倒置，房屋焉能穩固?足可見體例在修志中的至關重要作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此志雲：“是志分十八門，每門以圖列於書後，較他志易於循覽，體例頗善。末爲序志一卷，凡紹興地誌諸書，自《越絕書》、《吳越春秋》以下，一一考覈其源流得失，亦爲創格。”即着重指出了該志體例上的完善。萬曆《紹興府志》的優點，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評述，此不贅論。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萬曆《紹興府志》50卷並非張元忭一人獨纂，全書的體例是張元忭和孫 共同商定的。除《人物誌》15卷爲張氏所撰外，其餘均爲孫氏所撰。據孫氏所作萬曆《紹興府志·序志》所云：“初， 欲任其草創，而以潤色俟之子藎。既玩 不克濟，蕭公慮殺青無日，乃又屬人物於子藎，而俾 專地理焉。”則可知當初本擬由孫氏一人獨撰，張氏修改潤飾。蕭良 擔心殺青無日，故將《人物誌》託付張氏。又孫氏《郡志小傳》雲：“初，餘與子藎分輯郡志，子藎專人物，其三篇有錄無書，蕭公復屬餘續成之。”從中又可知張氏所撰《人物誌》15卷也不全，有三篇亦由孫氏補撰。

張元忭是明代紹興籍狀元中學術成就最高，對中國文化貢獻最多，影響最大的一位。明清以來，狀元頗多，但真正對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的不多。因爲狀元只是科舉制度上的一個最高功名，本身並不代表能力、學識的出類拔萃。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狀元只不過是當今所謂的高考狀元罷了，高考狀元若想成才，還得經過長時間、各方面的淬鍊，並不是每個高考狀元都能成才的，科舉史上的狀元其實也是如此，所以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狀元都默默無聞，無論在政治、軍事，還是文化、經濟方面，均無建樹和影響。而張元忭卻不同，雖然他官位不顯，但至少他在理學教育上、鄉邦地誌編撰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留下的史學著作如《館閣漫錄》 《皇明大政記》等也給我們研究明代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糧，因此張元忭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