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發生後,宋神宗陷入左右爲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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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臺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年),時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爲證。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爲“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烏臺詩案”是一場非常標準的“文字獄”,受到牽連者衆多,它從一開始就被炒作成爲一場敏感的政治事件,也讓當時的皇帝宋神宗左右爲難。宋神宗左右爲難的根源在於:新黨要置蘇軾於死地,且拿出了各種證據,但是另一方面,許多朝中大臣都站出來爲蘇軾求情,那麼究竟是“於情”還是“於理”,這是讓宋神宗頗感爲難的一點。
這不是簡單的宋神宗想不想殺蘇軾的問題,而是兩個政黨以及皇帝之間的博弈。宋神宗想殺蘇軾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偏偏有一羣人在他耳邊請求他不要殺,又有另一羣人在他耳邊請求殺掉蘇軾,究竟殺還是不殺,這是一個問題,因爲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掀起一場政治地震。
烏臺詩案背景
宋神宗啓用王安石變法,但是卻讓朝廷分成了兩個黨派。一個是支持變法的元豐新黨,一個是保守的元祐舊黨,王安石的變法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守舊官員的反對,蘇軾並不全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對變法內容中的青苗法、食鹽專賣法表示反對。
在當時的形勢下,朝廷中絕大多數官員都不支持王安石,爲了使自己的變法順利進行,王安石被迫啓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這些個人品格多有問題的官員,同時對保守派官員多有打擊,蘇軾就在其列,當時新舊兩黨之間的對立情緒十分嚴重。
而“烏臺詩案”正是這種對立情緒的爆發。
勸殺派
“烏臺詩案”最初是蘇軾在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時,寫了一篇奏摺《湖州謝上表》給宋神宗,表示對神宗的感謝。但是直到七月,御史臺纔開始彈劾蘇軾,這其中究竟經歷了什麼變故,恐怕是有心人在其中操作的結果。
御史臺的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從這篇奏摺裏挑選了一句話彈劾蘇軾,即蘇軾在《湖州謝上表》裏寫的:“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官員們抓住“新進”、“生事”兩個字眼彈劾蘇軾妄議朝政,攻擊朝廷,其中的“新進”被解釋爲新啓用的變法人士,“生事”則是說他們改變祖宗之法,滋生事端,其實就是在隱晦但又明確的表示自己和變法派的立場問題。
神宗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對這件事嚴查,蘇軾當即從湖州被押解回到都城拘押在御史臺。
很快御史官員們就從蘇軾的詩歌中找到更多譏諷朝政的證據:在《山村五絕》裏蘇軾寫“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被蘇軾承認是抨擊青苗法,其依據是青苗法是一種宋代國家貸款政策,在每年的春夏之際由各地官府貸款或貸糧給農民。
由於在最開始執行的過程中,發生過官府把糧倉裏的糧食一股腦全貸出去,結果到了災荒之年無糧賑災。因此規定必須要留一半在糧倉中,而蘇軾此詩句中的“一年強辦在城中”就和青苗法扯上了關係。
此外,在《山村五絕》組詩其三中,蘇軾又寫“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後來蘇軾承認這是在抨擊食鹽專賣法,這是因爲當時鹽法普遍存在“價貴質低”的現象,因此很多百姓都不願購買這種食鹽。
凡此種種,蘇軾最終都選擇了承認,御史臺在收集了大量有關於蘇軾抨擊、非議朝政的證據後,就開始向宋神宗上奏請求處死蘇軾。但當時大理寺給出的審判結果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這對李定等新黨人士來說當然是極爲不滿的。
蘇軾在當時已經頗有名氣,李定他們正要藉此機會對舊党進行打擊,所以當大理寺的審判結果出來後,李定等人繼續上奏說“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意思就是蘇軾做的這些事情影響非常不好,不殺不足以平息事端。
但根據大理寺的審判結果,蘇軾原本只需要被流放兩年即可,但當時宋神宗發佈了徒刑釋之的赦令,所以蘇軾本來是可以避免被處罰的。李定他們繞過大理寺的審判,堅決要求處死蘇軾。
勸免派
面對御史們咄咄逼人的氣勢,當時的很多的大臣都參與到營救蘇軾的行動中來,這讓本就猶豫不定的宋神宗變得更加爲難。
宰相吳充向宋神宗上奏說:“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如章惇、王安石都出面爲蘇軾求情,這些大臣爲什麼如此積極地營救蘇軾,除了說當時蘇軾的名聲,文采不錯外,還和宋代對士大夫的重視有關。
重文輕武的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風氣
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治國,宋太祖趙匡胤還留下過遺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祖宗的誓言以及宋代的政治風氣也是影響宋神宗做決定的一個因素,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除了皇帝不能輕易殺大臣以外,大臣也不會讓皇帝輕易殺人。談到這個風氣,就不得不談談發生在宋神宗身上的一件事。
據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就記載了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名小小的漕官,卻遭到反對的事情:“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可見在宋代那種士大夫被賦予極高的政治地位的背景之下,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個小小的漕官都會引來大臣們的反對和議論,何況要殺死蘇軾這種重量級的文壇人物呢。而且就內心來說,宋神宗也不想殺死蘇軾。
王安石隱居金陵時,宰相王珪附和着舊黨建議處死蘇軾,並以蘇軾所做的一首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爲藉口說蘇軾有不臣之意,宋神宗予以反駁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新黨人士章惇也在一旁解釋說:“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
可見當時的宋神宗就內心來說是不願處死蘇軾的,再加上隱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勸說宋神宗:“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這件事說的就是宋仁宗當年對蘇軾兩兄弟的評價,最終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宋神宗最終纔沒有殺蘇軾,僅僅以貶官黃州爲處理結果,最終制止了這一政治事件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沒有演變爲後來像“車蓋亭詩案”那樣波及政壇的政治事件。
即便如此,也有三十多位官員受到牽連,其中最嚴重的如駙馬王詵被削除一切官爵,蘇軾的朋友王鞏也被髮配嶺南,蘇軾的弟弟蘇轍也被降職處理,其它官員以司馬光爲首的都做出了相應處罰紅銅二十斤的處理。
而這個處理結果對於李定等人來說肯定是大失所望,而這件事對於蘇軾的影響也是轉折性的,從此以後頗有一絲看破紅塵的意思,因此在黃州時自號東坡居士,對世俗開始表現出淡泊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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