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海頓風格 約瑟夫·海頓簡介

約瑟夫·海頓，本命叫做弗朗茨·約瑟夫·海頓，外文名Franz Joseph Haydn，古典主義時期作曲家，維也納古典樂派奠基人，生卒時間1732年3月31日—1809年5月31日。

弗朗茨·約瑟夫·海頓似乎總給人一種“普通人”的感覺。他生於J.S.巴赫所處的封建時代(1732年)，去世於第一艘汽船(steamship)在克萊德河上(Clyde)航行的那一年(1809年)。橫跨兩個時代的他既爲人熟知，卻也似乎帶着點兒距離感。海頓的人生並不具有太多傳奇色彩，他既不像莫扎特那樣悽慘悲情，也不像貝多芬那樣悲壯偉大。海頓爲了那些他所尊敬的僱主們而努力工作，他是一名音樂工匠，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無論如何，他的這兩重身份對西方音樂史來說都至關重要。

被冠以“交響樂之父”美譽的海頓其實並不是交響曲這一體裁的發明者。但毫無疑問，他是早期掌握並使用這一體裁創作的作曲家之一，他連續高產的創作對交響樂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海頓是名副其實的絃樂四重奏的確立者。在過去的兩百年裏，絃樂四重奏是最能展現音樂豐富內涵及明暗對比的演奏形式之一。不過，雖然海頓獲得了以上這些成就，但他從未被定義成一個音樂哲人或是一個富有熱情和遠見的音樂家。好脾氣的“海頓爸爸”(Papa，其同事們給他起的綽號)有幸長壽，並且享有很好的國際聲譽，可能正是好運氣與其自身的勤奮努力成就了他的職業生涯。

　　約瑟夫·海頓

故事要從頭說起。偶然的一次機會，維也納聖·史蒂芬斯(St. Stephens)唱詩班的指揮聆聽了海頓在當地教堂的演唱，隨即便決定讓他加入聖·史蒂芬斯唱詩班。這一唱詩班就是今天維也納童聲合唱團(Vienna Boys Choir)的前身(舒伯特在七十年後也加入其中)。在那裏，海頓接受了一流的音樂教育。不過，要說成爲作曲家的話，海頓主要還是自學成才的——富克(Fuch)的標準對位法教科書《名手之道》(Gradus ad Parnassum)是他的自學教材。

不幸的是，海頓甜美的歌喉很早就開始變得沙啞，合唱團也難以忍受他孩子氣式的惡作劇，最終把他逐出了合唱團，那年海頓才十七歲。他搬去和友人同住，並很快以自由音樂人的身份開始工作。他擔任音樂教師、街頭藝人、宮廷舞會樂手等等，還爲尼克拉·波爾波拉(Niccola Porpora，意大利聲樂教育家、作曲家)擔任鋼琴伴奏，海頓曾親口說，他從波爾波拉那裏受益良多。在這一時期，海頓也開始創作，他寫了人生中第一部歌劇《新來的壞魔鬼》(Der krumme Teufel)，但不幸的是，這部歌劇因被認爲使用了不敬的語言而沒有成功上演。

漸漸地，海頓在貴族圈擁有了一定知名度，於1756年獲得了人生第一份固定工作。從那時起，海頓便開始生活在鄉間莊園中。一開始，是在範伯格男爵(Baron Furnberg)的莊園裏，海頓的第一首絃樂四重奏便是獻給伯爵本人的。之後，在範伯格男爵的推薦下，海頓爲莫辛伯爵(Count Morzin)服務至1761年。幸運如他，就在莫辛伯爵不得不因財務危機辭退樂手時，其富有的鄰居尼古拉斯·艾斯特哈齊王子(Prince Nikolaus Esterhazy)僱傭海頓成爲了其樂隊的副樂長。從此，海頓便在埃森施塔特(Eisenstadt)效力於艾斯特哈齊家族，之後隨家族搬到了位於匈牙利的艾斯特哈澤城堡(Esterhaza)，這座城堡足以與凡爾賽宮相媲美。

有了固定收入作爲保障，海頓結婚了。他與妻子瑪利亞·安娜(Maria Anna)的婚姻爲人知曉，但兩人其實並不登對。他的妻子從未對音樂產生任何興趣，雖然一直陪伴在海頓左右，但因海頓的工作極其繁忙，她常常獨守空房。其實，海頓原先愛上的是安娜的妹妹，但令人傷心的是，妹妹最後成爲了一名尼姑。

海頓在盧卡韋茨(Lukavec)服務於莫辛伯爵的時候，寫下了生平第一批交響曲，共計約十七部。我們現在一說到交響曲，便會聯想到典型的四樂章形式。海頓在其一生中嘗試過很多不同的交響樂形式。起初，他常常使用脫胎於意大利歌劇序曲的“快-慢-快”的結構，但在創作嚴肅場合下演奏的交響曲時，他更多地使用了脫胎於早期巴洛克教堂奏鳴曲“慢-快-慢-快”的形式。

　　創作中的海頓

1761年，當海頓回到埃森施塔特時，已經成爲了一名富有經驗的作曲家，並擁有了一系列令人陶醉的、有趣的作品。相比之前，海頓在埃森施塔特時期可以使用更龐大的樂隊。他首先創作了三首交響曲，並給它們起了名字，分別是《第六交響曲(早晨)》《第七交響曲(中午)》及《第八交響曲(夜晚)》。研究海頓的學者羅賓斯·蘭頓(Robbins Landon)曾讚揚這些作品是“大協奏曲、嬉遊曲、協奏曲、套曲及交響曲的驚人結合”，足見這些作品在形式上是極其完整且成功的。在之後的四年中，海頓創作了另外二十部交響曲，這些作品大多加入了一個小步舞曲樂章，並且都有一種驚奇的效果，這也是爲了迎合當時那些富有學識且要求極高的觀衆的需要。

海頓的其他體裁的作品在這一時期也達到了新高度。早在1762年，他就在埃森施塔特創作了幾部歌劇，其中的部分音樂也被用在他的交響曲中。他還爲一些戲劇進行配樂，一些交響曲將這些戲劇音樂作品的精髓融入其中，我們可以從作品名稱中知曉，比如《第六十交響曲(神思恍惚的人)》(Il Distratto)及《第六十三交響曲(羅克塞萊娜)》(La Roxelane)。

獨立創作，遠離都市，不受外界潮流的影響，逼迫自己“忠於原始風格”，海頓從某種程度上成功地將“新浪漫主義運動”思潮(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西歐掀起的文學藝術運動——譯者注)運用到了德奧音樂中，爲文學領域中“狂飆突進”風格埋下了伏筆。突然地，海頓沉浸於使用主觀意識進行創作並大量使用小調，比如作品《C小調第四十四交響曲(悼念)》《升F小調第四十五交響曲(告別)》。在《F小調第四十九交響曲(受難)》中，這種意識尤爲突出，這與他之前迎合觀衆需要而創作的意識相去甚遠。

在《升F小調第四十五交響曲(告別)》中，“海頓爸爸”藉着樂曲表達了樂隊成員的心聲。當時，主人尼古拉斯公爵在艾斯特哈澤城堡消暑，時間比往年更長，因城堡地處偏遠，樂隊成員長期無法與家人團聚，對家人的思念之情與日俱增。海頓構思了一部交響曲，在樂曲的最後，樂手們在演奏完自己的聲部後逐個收拾樂器，吹熄譜架上的蠟燭退場，最後只留下海頓本人和一個演奏員。海頓想借此表達團員們的沮喪心情。公爵馬上領會了其中的寓意，第二天就宣佈樂團放假回家。也許這看上去有些怪誕，但海頓卻藉此巧妙的機會豐富了自己的作品形式。

　　海頓肖像畫，作於1791年

在海頓的職業生涯中，還有幾件類似的重要事件對其創作產生過影響。1766年，海頓升爲宮廷樂長，掌管包括教堂音樂演奏在內的所有事宜。當時，尼古拉斯公爵熱衷於演奏一種叫作巴利東(Baryton)的絃樂器(十八世紀用弓拉的絃樂器，類似低音提琴或古大提琴——譯者注)，海頓爲此樂器創作了兩百餘首作品。同時，在這一時期，他還創作了第一部大彌撒曲以及一系列宗教音樂。

1776年，尼古拉斯公爵不再對巴利東琴有興趣，而是在艾斯特哈澤城堡裏建了一座歌劇院。於是，歌劇與戲劇的創作便佔用了海頓大量的時間。他的音樂受到國內外觀衆的熱烈歡迎。1779年，在簽署了一份新合約後，海頓獲得了向出版商出售自己作品的權利。爲了出版，他創作了很多作品，如具有革命性的絃樂四重奏(Op.33)系列以及六首“巴黎”交響曲”，包括《第八十二交響曲(熊)》《第八十三交響曲(母雞)》以及《第八十五交響曲(皇后)》。1786年，海頓收到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加的斯(Cadiz)的邀請，委約他創作《十架七言》(Seven Last Words on the Cross)。而就在同一年，海頓還憑藉着驚人的毅力和努力，指揮了十七部歌劇的一百二十五場演出，其中有八部歌劇是全新的作品。

1790年，尼古拉斯公爵逝世，他的繼承者暫停了音樂方面的建設，解散了樂隊。海頓終於有機會可以來往各地，接受各方對他的邀請了。1790年至1792年，海頓先後兩次前往英國，在此期間他聽聞了莫扎特逝世的消息。之後在1794年至1795年間，他再一次前往英國。在這兩段旅行期間，海頓曾帶着年輕的貝多芬去埃森施塔特，並給他上課。

幹了一輩子繁重的宮廷樂長工作，倫敦對於海頓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釋放。倫敦之行不僅讓海頓獲得了不錯的收入，更驅使着海頓以新的方式進行創作。比如，英國鋼琴(English pianos)使海頓在創作最後幾首奏鳴曲時採用了更大型的結構。最重要的是，海頓聆聽了亨德爾的音樂。他最後的幾首交響曲皆爲倫敦而作，其中包括了一些爲人熟知、巧奪天工之作，如《第九十四交響曲(驚愕)》《第一百零一交響曲(時鐘)》《第一百零三交響曲(鼓聲)》。

　　海頓在埃森斯塔特的陵園

1795年，艾斯特哈齊家族重建了樂隊，海頓簽署了一份兼職合約。此時，海頓已是一個有錢人，並在埃森施塔特擁有足夠多的閒暇時光，他終於可以無拘無束地創作了。他花了一年時間創作了清唱劇《創世記》，又花了一年時間創作了清唱劇《四季》。在這個過程中，海頓的腦海裏始終貫穿着亨德爾音樂的精髓，他想讓這兩部作品永遠流傳下去。與此同時，爲慶賀每年的艾斯特哈齊公主的命名日，海頓都會創作一部大彌撒曲，而這些作品也成爲了海頓生平的最後七部大彌撒曲。

也許，一個寫了一百餘首交響曲的作曲家，在完成《第一百零四交響曲(倫敦)》後再無新作這件事不足爲奇。但是，最令人稱奇的是，在創作生涯的最後幾年時間裏，海頓再次創作了多部絃樂四重奏，並將創作中心轉向合唱作品。他的作品數量是極其驚人的：1757年至1795年間，他每年平均創作三部交響曲。綜合來看，海頓一生創作了四十五首協奏曲、十四部大彌撒曲、十六部歌劇及戲劇作品、四十五首鋼琴三重奏、六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六十八首絃樂四重奏以及超過兩百首巴利東琴曲、歌曲和配樂作品。

所有這一切在1803年畫上了句號。海頓晚年身體虛弱，被疾病所擾，在生命最後的七年裏沒有進行創作，只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絃樂四重奏。他最後出現在公衆視野裏是在1808年清唱劇《創世記》的紀念演出上，但由於

身體問題只能中途離場。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海頓和所有維也納人一樣，因拿破崙的炮轟而痛苦不已，最後黯然離世。

海頓終其一生都保持着對奧地利皇帝的忠誠之心。在生命的最後，他仍會花很多時間爲奧地利皇帝即興創作讚美詩。不知這是否是他反抗法國人入侵的方式呢?這也應該是他竭盡所能可以做的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