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作爲蜀漢的軍師 諸葛亮是怎麼治理蜀漢的

對諸葛亮和蜀漢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諸葛亮這個軍師，是如何治理蜀漢的?

東漢中期以後，政治衰敗加劇，國家建構的核心支柱———政治整合逐漸坍塌。至東漢末年時，原本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在接二連三的起義、叛亂和內戰中徹底崩解。

在各大政治軍事勢力相互競爭的過程中，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家逐漸脫穎而出，最終形成魏統中原、漢據巴蜀、吳領江東的三足鼎立之勢。

以重建一統國家爲目標的魏、蜀、吳三國在展開軍事競爭的同時，也開啓了在國家建構領域中的不同實踐。

與魏、吳相比，諸葛亮治蜀一改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流弊，一方面形成了“宮府一體”的有效政治整合，實現了桓靈以來士人政治的追求。

另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國家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從而增強了國家力量，一時間塑造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治理的理想類型。

一、執政的困境: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1.諸葛亮治蜀背景

東漢中期以後，皇帝相繼早亡，嗣後即位的君主又多幼衝，由此導致大權旁落。

在中央，最高權柄在外戚、宦官之間來回易手，政治鬥爭變得空前白熱化;而在地方，惡政導致干戈四起、烽火連天。

由此，原本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經歷了桓靈二帝的昏聵統治，終於在黃巾起義和董卓亂政的打擊下演變爲全面內戰，進而土崩瓦解。

隨後，在各大勢力之間展開的軍事競爭中，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強從逐鹿的羣雄中脫穎而出。

建安二十五年，吳大都督呂蒙偷襲荊州，俘殺蜀將關羽。次年先主劉備以爲關羽報仇爲名，不顧蜀漢政權新立、根基不穩之虞，興兵伐吳，不料在夷陵猇亭之戰中大敗，國力遭受重創。

章武二年，劉備退至永安，次年病篤，臨終之前將國務大事託付給丞相諸葛亮，令其輔佐太子劉禪，又令劉禪以父事之。

當時後主年少，不能親政，而此時的蜀漢又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特別是當先主兵敗夷陵的消息傳回時，蜀中人心震動。

嘉太守黃元聞知舉兵反叛，而牂牁太守朱褒、大姓雍闓、越雋夷王高定等勢力也相繼叛亂，甫立不久的蜀漢政權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因此，在內有叛亂、外有強敵的危險情況下，如何改革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積弊、維護政治整合、完成先主劉備未竟的國家建構事業就成爲擺在諸葛亮面前的頭等大事。

從永安受託執政算起，到北伐病卒五丈原，諸葛亮單獨執掌蜀漢國家大權共計十二載。

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其竭力鞏固內政外交，不僅使蜀漢獲得了難得的安定環境，而且大大增強了蜀漢的國家力量，使得蜀漢一度憑藉一州之力同北方強敵曹魏抗衡，創造了三國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2.諸葛亮治蜀措施

蜀漢自立國以來，儘管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正統，以“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爲志業，然而重建大一統國家並非能坐享其成。

因此，在激烈的軍事競爭中，爲了實現這一目標，諸葛亮面臨着重重困境。但他不僅完成了國家建構的任務，而且增強了國家力量。

在橫向政治整合層面，諸葛亮以丞相府統領全國政事，建立了“宮中府中俱爲一體”的制度，通過選賢舉能來推動“宮府一體”制度的有效運轉。

他改革了東漢中期以來政出多門、政治腐化的積弊，維護了中央精英間的團結和政權的穩定，實現了東漢中期以降士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而在國家-社會關係層面，諸葛亮充分發揮了國家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從而完成了國家對社會的整合。

他一方面抑制豪強，懷柔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厚植民生，重視教化，從而提升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汲取，增強了國家力量。

二、推動政治整合，確立 “宮府一體”

諸葛亮爲何要推動“宮府一體”的制度建設?這就要從西漢中期以降形成的政治現象說起。

自漢安帝以來，君主相繼早亡，繼位新君又多年幼，大權常在外戚和宦官之間易手，因此朝廷內外黨派林立，政多出門。這種腐敗現象在桓靈二帝期間愈演愈烈。

宦官當政期間，對內朝或者宮中事務多加干涉，甚至是用人選舉等方面，一時間國內烏煙瘴氣。

當時一些朝中正直官員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外戚聯手，希望統治者加以遏制。但情況並沒有得到好轉，反而更加嚴重，東漢的國家權威也由此走向崩解。

雖然作爲蜀漢政權的創立者，但劉備在政治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上並沒有取得多少突破性的進展。因此在巴蜀之地建立乃至鞏固一個有效的政治權威仍然是尚待解決的難題。

劉備率軍出征時，蜀中政務全由諸葛亮處置。劉備殂後，“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

諸葛亮強化政治整合，重新建立了“宮府一體”的制度。但如何推動“宮府一體”制度的有效運轉，完成政治整合，實現士人的政治追求?

諸葛亮以丞相府總理全國政務，在人才選拔上格外重視從儒家推崇的士人政治的追求予以考察。

在這一原則指導下，諸葛亮舉賢不避親仇，所選拔重用之人皆爲“貞良死節之臣”，這就與東漢中後期宦官專權，腐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選舉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西土人士無不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

許多忠良之士雖在劉備創業之時已被挑選任職，但得到重用均是在諸葛亮執政時期。正是如此，諸葛亮領兵在外，朝廷內外相安無事，“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

如果說選拔士人推動“宮府一體”制度有效運轉的本意當爲實現政治整合，那麼諸葛亮對政治整合的維護還可從對彭羕、李嚴的打擊中窺見一斑。

彭羕恃和李嚴都想要另立權力中心，這爲諸葛亮所不能容忍，因而受到了嚴厲打擊。但諸葛亮採取的這些措施並非出自個人對權力的野心與覬覦，而是打擊政治分裂、維護政治整合的舉措。

諸葛亮創制的“宮府一體”制度完成了劉備未竟的國家建構事業，在一時間內維繫了蜀漢內部的政治穩定，在此基礎上選用貞良之士，使得君臣和睦，優劣得所。

然而到後主親政時，其開始任用東宮舊臣，破壞了維繫蜀漢立國的“宮府一體”制度。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蜀漢的覆亡離不開後主親政後對“諸葛之成規”(“宮府一體”制度)的破壞。

三、國家整合社會，以民爲本，教化爲先

諸葛亮建立“宮府一體”是爲了改革東漢中期以降不同精英羣體之間互相惡鬥的亂象，實現橫向層面的政治整合，其目的最終落腳於維護政治穩定，但是這並不能直接推動國家力量的提升。

諸葛亮執政時將國家權力下滲到社會正是推動縱向政治整合的具體表現。

巴蜀地區雖然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譽，但本爲“蠻夷”之地，在三代之時與中原政權的聯繫與後來不可同日而語。

直到秦滅六國，廣泛推行郡縣之治，國家權力的觸角逐漸向全國伸展開來，巴蜀之地進一步被納入中央王朝一統的行政管理之下。

然而到了東漢末年，政治權威的崩解導致天下大亂，豪強四起，由是地方脫嵌於中央，社會脫嵌於國家。巴蜀地區同樣不能置身事外，也陷入軍閥豪強專政的狀態。

一方面，巴蜀地區因其“民殷國富”，豪強之間瀰漫着奢靡腐敗之風。另一方面，則是當地人民爲了生存不得不依存豪強，在其盤剝下苦不堪言。

因此，對於作爲外來政權的蜀漢而言，如果要在當地立足，就必須對脫嵌的勢力重新進行整合，只有重新將國家權力嵌入社會當中，才能在碎片化的權力結構中重新建立權威。

在漢末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如果要重建政治秩序，必須行法治以立威，再行德治教化人心。

因此諸葛亮輔佐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後，與法正、劉巴、李嚴和伊籍五人共造《蜀科》，以法治蜀，並且在打擊豪強專政的同時以上率下，以身作則。

以“內聖”實現“外王”，將國家的專制性權力重新嵌入社會當中。

然而與法家以威刑震懾民衆不同，諸葛亮頗重視教化的作用，其強調“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來贏得人心。

這種以教化爲主、以刑罰爲輔的德政不僅深入漢地人心，也遠邁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由是“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

在伸展國家的基礎性權力的同時，諸葛亮積極貫徹以民爲本的政治思想，他推行屯田制，興修水利，並且改革漢和帝所立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政策，重新將鹽鐵業從豪強手中收歸國有，使得“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

同時又以蜀錦作爲軍事競爭的經濟資源，因此即便在“民貧國虛”時，也能成爲“決敵之資”，提高了蜀漢的經濟韌性。

正是在諸葛亮厚植民本的做法下，巴蜀地區才得以修生養息，經濟發展，進而有了和曹魏進行長期相持的資本。即便到了蜀漢末年，其國力仍然可圈可點。

四、總結

諸葛亮治蜀，是在蜀漢開國不久、國力因夷陵兵敗遭受重創、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以執政身份完成國家建構、推動國家發展以期實現士人政治理想的實踐。

他改革自東漢中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積弊，一方面創建“宮府一體”制度，選用“貞良死節之臣”，促進了中央層面的政治整合。

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國家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在以法治國、以上率下的同時以民爲本、重視教化、安定民心、懷柔邊境，進而成功地將社會整合到國家當中。

由此，蜀漢在諸葛亮治下成功地完成了國家建構，造就了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局面，成爲古代王朝國家治理的典範。

但後來在短暫的三國歸晉、天下重新一統後，曇花一現的西晉帝國又迅速在內戰和蠻族入侵中坍塌。

在中原陸沉、南遷的晉室又處於一片風雨飄搖時，國家建構的失敗又讓士人們對諸葛亮治下的蜀漢有了重新認識。而諸葛亮治蜀展現出來的正是東漢中期以來士人所追求的國家一統、政治清明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