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賦稅制度是什麼樣的？懲罰措施怎麼樣？

賦稅是封建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讓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

《史記·夏本紀》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早在夏朝時，中國賦稅制度的雛形已經誕生，這時候的稅務稱爲“貢”，就是各地諸侯、大臣向天子進貢財物。

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西周已經出現了明確文字記載的“稅法”，表明稅收徵繳和管理體系相當完備。

馬克思曾說：“如果有10%的利潤讓人瘋狂，有50%讓人不顧一切，有100%的利潤可以鋌而走險，有300%的利潤，可以踐踏人間一切法律。”

雖然3000年前的中國已經有相當完備的稅收法則，但還是有人願意鋌而走險，選擇偷稅避稅。

偷漏稅被稱爲“匿稅”，對匿稅行爲的懲處叫“罰課”或“罰賦”。今年上半年曝光的鄭爽價“陰陽合同”，在古時叫“大小書契”。

具體偷漏稅手段，古人主要在“瞞報人口”、“少報數量(產值、交易額)”，“僞造契約”、“逃避專賣”、“行賄稅官”方面下功夫。

到了春秋戰國時，偷漏稅現象已成爲社會問題。大家都清楚，稅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國家財政的根本。匿稅行爲不僅影響國家財稅收入，對其他納稅人也嚴重不公。

所以，歷代對偷漏稅行爲都是嚴懲不貸，除足額追繳稅款外，還得交罰款，吃官司。

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記載：“部佐匿諸民田，諸民弗知，當論不當?不佐爲匿田，何爲?已租諸民，弗言，爲匿田;未租，不論爲匿田。”

除此之外，《秦律》還規定：“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二石。”

從上述文獻記載來看，春秋戰國時期普遍存在逃稅現象，負責徵收租、芻、的官員雖然已經向農民收取，但農戶卻私下苛扣“貢品”數量。

《法律答問》記載：“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弗徭、使，弗令出戶賦之謂殹也。”

戰國時期，因局勢不太平，人口流通性大，古人採取隱藏人口來免除戶賦、。或者子女長大仍住在一起，故意不分家。

《史記·商君列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意思是，如果家裏有兩名成年男子仍不分家，或者有偷稅逃稅現象，被發現，一律按匿戶罪處理，或者加倍徵收賦稅。

不僅秦國嚴厲打擊偷稅避稅，趙國也是同樣如此。

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李兌失勢，趙奢回到了趙國，擔任負責徵收土地稅的小官。

有一天，趙奢帶領數人去邯鄲徵稅。開始的時候，商家都很配合，繳納了足額稅款。

可是邯鄲城內臥虎藏龍，趙王弟弟平原君開了9家大型店鋪，分別由其9個管家負責。

這9個管家倚仗權勢，偷稅逃稅，抗拒繳納國家稅款，還把前去收稅的稅務官打傷。

趙奢聽說此事，依據當時的法律，果斷地處死了這9個管家。平原君聞訊，揚言要殺死趙奢。經過趙奢一番細緻地解釋，平原君弄清事情原委，便不再追究此事。

《資治通鑑》卷五：“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這則小故事明確地告訴後人，在戰國時期，即使達官貴族偷稅逃稅，也同樣會遭到嚴厲的處罰。

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對於偷稅漏稅者的處罰，還有相關稅收政策。

《漢書·武帝紀》：“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漢武帝首次開徵“財產稅”，稅款算作“緡錢”(緡，古代穿銅錢用的繩子)。要求納稅者如實呈報錢財，經官府驗收後，按6%的稅率徵稅，同時開設“車船稅”。

若是有人或相關機構偷稅逃稅，官方除了會沒收其全部財產，還要讓負責人戍邊一年。按照漢武帝對外發動戰爭的次數，戍邊一年就等於宣判死刑。

當然，漢武帝之所以會處心積慮制定如此詳細的稅收政策，其目的還是想壯大國庫，維護邊疆安危。

到後來，西漢朝廷遂出臺《告緡令》，若是有人清楚自己身邊有商戶或者個人偷稅漏稅，便可以向官府舉報，一經查實，舉報者能獲得50%的舉報獎勵。

但是，這樣的後果也適得其反。一來，導致大批的鋪戶破產倒閉;二來，嚴重的苛捐雜稅使得民不聊生。既然正常做生意很難賺到錢，那還不如逃稅漏稅，因此匿稅現象反倒變得更嚴重。

隋唐時期的稅收制度是“租調力役制”。比如，男子18(一說21歲)歲成丁，至60歲前均爲納稅人口，國家授予其一定數量的土地，每年需要按時按量向國家繳納糧食。

未婚單丁及奴婢按半數繳納，男丁每年還要服役1個月。

唐代朝廷將百姓的房產按照佔地面積、修築年代、以及房屋質量的好壞來徵收“間架稅”，相當於如今的房產稅。

如果納稅人少報一間房產，除加倍罰款之外，還要被“杖六十”。一頓板子下來，大小夥子只剩下一口氣，體弱者可能當場斃命!

有意思的是，受到南北朝影響，隋唐兩朝的沙門子弟享有減免稅收的利好政策，這也讓一些別有用心之人趨之若鶩。

《唐會要》記載，唐玄宗天寶六年(747年)詔令：“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唐律疏議》記載：“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已除貫者徒一年。”

《唐六典》記載：“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籍簿，亦三年一造。”

也就是說，只有官方頒發的度牒，才能成爲正式的僧尼、道士。無度牒入僧門、道觀者一律不予承認，不僅不享受稅收方面的特權，還要受處罰。

官方的度牒並不容易得到，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且數量比較少。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資治通鑑》記載，唐中宗時，有個名叫錢三萬的富戶花錢買度牒，主要目的還是偷稅逃稅。

明朝度牒

到了宋代，官方開始徵收契稅、專營稅。契稅是指凡田宅交易，都需要根據契約上的交易額按一定比例交稅。宋仁宗時每貫徵收四十文，稅率約爲4%。

專營稅是古代對於官府專賣的特殊商品，例如鹽稅、茶稅、酒稅，專營稅比例非常高，甚至能達到貨物出售價格的20%。

根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代凡販賣私鹽偷逃稅的，販一兩以上“決杖十五”;販賣私茶一斤即杖100，販至20斤以上處死後示衆;販私酒“五斗處死”。

元明清三個朝代繼續沿用古人留下的稅收政策與相應處罰規定，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完善。

《元史·刑法志三·食貨》規定：舉報販私鹽者，“於沒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如果被舉報者被處死，“家產付告人充賞”。

元代打擊偷稅漏稅力度也大，私自販賣鹽、茶、酒等重要物品，或者在這些物品裏面有偷稅逃稅行爲的，要杖七十，判罰兩年徒刑，財產一半充公。就連鄰居不告發偷稅，也要杖打100。

到了明朝，除了管理嚴格外，還有舉報獎勵制度。

《大明律·戶律五·課程》，舉報客商匿稅，“於入官物內，以十分爲率，三分付告人充賞。”

明洪武末年，駙馬歐陽倫(歐陽倫是安慶公主丈夫，安慶公主是馬皇后所生)，奉使至川、陝，眼見川茶私運出境銷售，便利令智昏，遣私人販茶出境。

某次，歐陽倫販私茶至蘭縣渡河，河橋司巡檢依法前往稽查，反被打罵，該巡檢竟然“告御狀”，嚮明太祖朱元璋告發歐陽倫的不法行爲。

朱元璋聽聞此事，勃然大怒，不顧女兒求情，將歐陽倫賜死，相關人員誅殺，沒收入。清朝時期也有類似案例，明清兩代基本上做到了“王子逃稅與庶民同罪”。

有法必行，無信不立。古代苛捐雜稅的確存在，可執行力度也同樣非常兇狠，官府還積極動員和鼓勵其他納稅者參與監督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