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從《春秋》中體會出了什麼?仁義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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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漢哲學家,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爲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對後世的影響長達兩千多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儒家思想,以孔子、孟子爲代表,故稱“孔孟之道,以仁、義爲其中心內容,又稱仁義之道”。仁義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從人從二,說明有兩個人オ有仁這種關係。這種關係原來專指血緣關係,所以叫做“親親爲仁”。對自的親屬親近,就是高尚的道德。根據這種觀念,西周初年就將土地劃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塊,分給姬姓親屬去統治,建立了封疆裂土,衆建諸侯的一種“封建”制度。只有少數土地分給功臣和聖王后代
仁義之法
親屬中主要的有父母兄弟,對父母是孝,對兄是悌。所以,孝悌則是最根本的美德。《論語學而篇》載有若的話:“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也與。”正是反映了這種觀念。許慎《說文解字》:“仁,親也。”也是這個意思。《孟子告子下》也有“親親,仁也。”的說法。這是從西周以來的傳統說法,也是反映當時重視血緣關係的宗法制度。
重視親屬,稱之爲“仁”,“仁”因此成爲高尚道德的名稱。春秋時代,時局有了很大變化,各諸侯之間戰爭、結盟、吞併興衰存亡的事件不斷髮生。有些人把保存諸侯國、振興諸侯國,作爲奮鬥的最高的目標,於是,爲國、利國,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最高尚的道德。齊桓公兄弟殘殺,管仲背主事敵,雖然都違背了親親的原則,但能振興齊國,成爲春秋一霸,爲後人歌頌。
孔子對管仲的功業就很讚賞。他說:“桓公九合諸,不以兵車,管之力也!”又說:“管仲相桓公,諸候,一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幫助齊桓公振興齊國,匡正天下,人民到現在還享受他們功業的恩賜。如果沒有管仲,我們可能還過着夷狄那樣野蠻的生活,披頭散髮,衣襟還向左邊開。
鑑於當時戰亂時代,爲了不被奴役,就要以國家的名義來團結國民。有識之士提出,高尚美德(仁)有兩種:“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一種是傳統的道德,愛親,即親親;一種是新的道德,利國。國家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土地是死的,需要人民耕種、保衛。人民是三寶中最寶貴的一寶。爲國,就要保護人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能保護人民的人就可以爲國王,誰也擋不住。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仁者無敵”。
從西周親親爲仁,到孟子的保民爲仁,中間孔子起了轉折的作用。孔子一方面按傳統觀念講親親,一方面講“仁者愛人”。親親即愛親。從愛親到愛人,是愛的推廣過程。墨子所謂“兼愛”,孟子所謂“推恩”,都是這一思想的發揮和發展。《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大同思想則是這種愛人思想發展到了極高的境界。它與資產階級的“博愛”號、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理想,都有相通之處。
董仲舒繼承儒家仁的思想,仁是愛人,不是愛自己。所愛的人與自己有親近的血緣關係,推廣到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那裏去,再推到外國、四夷那裏去。他認爲:“推恩者,遠之而大”,“王者愛及四夷”。愛,推廣到越遠越偉大。王者要將愛推廣到天下的各個邊遠的地方去。“遠而愈賢”是董仲舒講“仁”的一個重要特點。
予董仲舒講“仁”,講“愛人”,並不是用同樣的愛心愛全天下的一切人。愛是有區別的。孔子的愛人有親疏遠近的區別,孟子也有明確的區別:“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在孟子的思想中,愛物、仁民、親親是三個等級。聖人雖然愛所有的人,但是最急需愛的是“親”和“賢”。急於愛賢,是孟子的新見,反映了戰國時代爭奪人的現實。
在“親”和“賢”的關係上,董仲舒提出:“德等也則先親親”。道德不同,“皆以德序”,都按道德的高低來排順序。道德相等的情況下,先照顧自己的親屬。同樣是親屬的情況下,以賢者爲先。所以,“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如果沒有突出賢者,“親等從近者始”,從血緣關係最近的人開始。
很顯然,董仲舒既繼承傳統的宗法思想又繼承了孟子的急親賢的思想。同樣是親屬,以近的、賢的爲先,同樣是賢者,以親者爲先。沒有親緣關係的,都按道德排順序。這種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代,至今仍被中國多數人所認可。例如招工,技術相同的情況下,招了有親屬關係的人,羣衆沒有意見。又如提拔幹部,能力和道德相等的人,先提有親屬關係的人。羣衆激烈反對的是:招了技術低的親屬,而技術高的人落選。德才兼備的人被排擠,而缺德少才的親屬受到提拔重用。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義,本來意義很複雜。在儒家的思想中,義是合理的行爲也是當時社會的一種規範。儒家講義,就是要求人們都按義的原則處事,待人接物。,孔子重仁,墨子貴義,孟子並提仁義,而實際上,仁義是一對矛盾。這一點很早就有人發現了。《禮記表記》中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這兩句話要深入思考才能體會出意思來。如果舉一些例子,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是強調尊卑長幼貴之類的等級差別關係的。
厚指重視,薄指輕視。重視仁而輕視義,關係親近、親呢,但失去尊嚴。重視義而輕視仁,尊嚴是有了,但別人黨得可敬而不可親。例如有的人在處理上下級間的關係上比較隨便,要求不嚴格,首長沒有尊嚴,氛圍也缺乏嚴肅性,如西漢李廣帶兵。同時代的程不識不是這樣,他要求嚴格,紀律嚴明,“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鬥,士吏治軍簿至明”。隊伍組織好,行動整齊,有人輪流值班,軍吏認真詳細記錄部隊重要情況及賞罰問題。
可以說,李廣是“親而不尊”的典型,程不識是“尊而不親”的楷模。士兵“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說明士兵喜歡“親而不尊”的首領將軍。李廣後因恥對刀筆吏而自殺,終生難封。而程不識升爲太中大夫。可見,朝廷重用在羣衆中屬“尊而不親”的將領。這個例子說明仁義是矛盾的,但又是互補的。李廣治軍簡易,時有不可行。程不識治軍繁瑣,嚴肅有餘,活潑不足,緊張太過,親密不夠。長此以往,部隊的戰鬥力會受到削弱,而士兵的創造性、積極性難以充分發揮。
董仲舒對仁義的對立作出新的解釋,他說:“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他認爲,仁是指愛別人,義是指糾正自己。他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這就是他的仁義法,是對儒家仁義思想的發展。後人對這種發展的意義認識不足,有的說他在訓詁上鬧了大笑話,有的以爲他歪曲儒家思想。實際上,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訓詁上,他都是有根據的,真正堅持了儒家的基本原則。後人的批評多屬研究偏頗而產生的誤解。
首先,董仲舒講仁在愛人不在愛我,完全符合儒家思想。他說:“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只愛自己,不愛別人,任何儒家都不會承認他是仁者。例如,春秋時代有一個晉靈公,他讓諸位大夫去拜見他,他在臺上卻用彈丸彈射他們,使他們東躲西藏地逃避,出現許多狼狽相,晉靈公因此很開心。這是以作弄別人來取樂的惡作劇,是不愛別人、只愛自己的獨夫,算不得仁者。
另一次,晉靈公要吃熊掌,叫一個膳宰(炊事員)給他煮熊掌。熊掌難熟,而晉靈公饞得很,等不及,就把未熟的熊掌拿出來吃。不好吃,不怨自己心急,卻把膳宰殺了。董仲舒說:“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不愛奚足謂仁?”不愛別人,連淑人都不夠格,還怎麼稱得上仁人。淑人指好心善良的人。
其次,董仲舒講義在正我,也完全有訓詁上的根據。墨子講:“義者,正也。”儒家也有這種說法,如說“仁以受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這就是說,訓義爲正,是有道理的。訓義爲我,也有道理。從字形上說,繁體“義”,下有“我”字。《說文解字》將義字列在“我”部。另外,義和我,古音都讀作“俄”,可以相通。“訓話之旨,本於聲音。”義訓爲我,實爲達詁,哪有什麼不妥呢?漢字三要素:形、音、義。兩字如果在形音兩方面都有相同者,那麼,“其義多可相訓”。
總之,從漢字訓詁上說,董仲舒訓義爲正、爲我、爲宜,都是有根據的,所以他說的“義者,謂宜在我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義之爲言,我也。”“以義正我”,“義者,我也。”“義之法,在正我。”都沒有在訓詁上鬧笑話。
儒家本義
清朝乾隆五十年,皇帝命令盧文弨爲科舉考試出題,盧文弨取董仲舒的話“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讓全國赴京參加考試的舉人去作八股文。如果“以義正我”在訓上鬧了大笑話,那麼,這一場考試就是考官和全體考生一起鬧了全國性的大笑話。
從思想上說,董仲舒“正我”也完全符合儒家本義。儒家強調修身正,則是一貫思想,也是一大特點。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比作射箭。他說:“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對己嚴格要求,對別人寬厚以待。孔子的“正身”、孟子的“正”,董仲舒的“正我”,思想完全一致。董仲舒還說:“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我做不到的事情,卻要求別人做到。我有的缺點、錯誤,而又批評別人這些缺點、錯誤。別人不能接受這類要求和批評,就由於這是違背道理的。
打鐵就要本身硬。自己不清廉,卻要求下屬廉潔,誰肯聽他的。自已貪污受賄,卻要下屬不要貪污受賄,下屬也不會聽話。自己說一套,做又是一套,怎能要求別人言行一致呢?這些都可以作爲“義在正我”的註解董仲舒對儒家的仁義作爲“愛人”和“正我”的註釋,符合儒家的思想。而曲解儒家的仁義,也確有人在他不是董仲舒而是另有其人。董仲舒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營蕩)爲齊司寇。大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日:“任仁義而已。”太公日:“任仁義奈何?營對日:“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日:“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日:“愛人者,有子不食其カ;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日:“寡人慾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營蕩任齊國的司寇。司寇是主管刑法和監獄的官。姜太受封齊國。他到了齊國,就問如何治國的要領。營蕩回答“任用仁義就是了。”任用仁義,是人們的共識,無可非議。但是,姜太公不放心,又進一步問道:“你是如何任用仁義的?”營蕩回答:“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尊敬老人。”姜太公又問:“你如何愛人?如何尊敬老人?”營蕩回答:“愛人,就是有了兒子不要他參加勞動,用豐厚的物品供養着他,他不必自食其力。尊敬老人,就是說如果妻子歲數大,丈夫要向她跪拜。”姜太公打破砂鍋問到底,終於發現營蕩嚴重歪曲了仁義思想。他說:“我要求用仁義來治理齊國,現在你卻用仁義攪亂齊國,我必須立即把你殺了,才能使齊國安定。”
姜太公封於齊國,他到齊國以後,確實殺過人。《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齊國東邊的海島上居住着狂譎、華士兄弟倆,他們立志不當官,不與諸侯來往,自己種地吃糧,挖井飲水,百事不求人,不想出名,不當官不受祿,靠自己勞動而生活。姜太公到了營丘,聽說有這麼兩個不肯受祿的人,就派人去把他們抓來殺了。理由是他們倆不肯當官,我沒法任用他們。他們自食其力,我沒法用賞罰來勸禁他們。如果齊國人都像他們那樣,那我還當什麼國君?都沒有人聽我的話。也像匹不能騎的馬,不聽使喚,留着又有什麼用呢?所以就必須除掉。
《淮南鴻烈人間篇》和《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始誅》都與此說法相近。《荀子》和《孔子家語》都說:“太公誅華士。”而《淮南鴻烈》說:“狂譎不受祿而誅。”董仲舒所說太公誅營蕩,不見於其他古籍。狂譎、華士是隱居者,而與任司寇的營蕩也不相同。關於仁義一詞,梁啓超說:“仁義對舉始自孟子。”實際上墨子已有“仁義”對舉的用法。但在西周初年,仁義的對舉和詮釋,是否都已如此明確,值得懷疑。
這個故事很可能是戰國時代道家、法家之類學者編出來批評曲解儒學原意的儒者信徒的。因此,太公誅營蕩,未必真有其事。如果戰國秦漢時代出現這麼個故事,也像政治謠言那樣,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思想動向。這個故事反映了當時新舊觀念之爭。
營蕩講仁者愛人,愛的只是自己的兒子,愛的辦法卻是溺愛,讓他自己不勞動,靠別人養活,當吸血鬼。他所謂義者尊老,尊的只是自己年老的妻子,尊的方式卻是跪拜而已。而且在男尊女卑的時代,夫爲妻綱,夫要是跪拜妻子,就亂了綱常,破壞了整個封建社會的秩序。所以太公說他:“以仁義亂齊。”在營蕩的心目中,仁義還是以親親爲原則。這是傳統的舊觀念。
結語
太公誅營蕩,就是衝破親親爲大的舊觀念。董仲舒講述了這個故事,卻是強調對仁義要有正確的理解。正確的理解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這就是董仲舒從《春秋》中體會出的仁義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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