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讓洪承疇戴罪立功,他爲何會慘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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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二年正月,思宗任命洪承疇爲薊遼總督,顯然具有戴罪立功性質,其目的在於激勵洪承疇這個帥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一、崇禎的謀劃
在思宗看來,洪承疇的任命,不僅僅爲了應付眼前清軍騷擾近畿地區的困境,更着眼於今後的大局,在他的天平上,攘外是重於安內的,這從清軍撤退後他不同意把洪承疇所轄秦軍精銳返回陝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形勢的發展似乎又不容不如此。清軍的幾次南下都是從長城沿線突破,還沒有從錦州、寧遠(今興城)越山海關進入關內的先例。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因爲錦州至寧遠一線有明朝重兵把守,難以逾越。
皇太極當然想早日突破錦州、寧遠防線,深知此意的明朝降將時任清朝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聯名上疏,提議直搗燕京必須先攻下錦州、寧遠,如欲不發兵而先得寧錦,不如我兵屯駐廣寧逼臨寧錦門戶,使對方耕種自廢,難以圖存,勢必從錦州撤守,退回寧遠,進而從寧遠撤守,退回山海關。皇太極採納了這一建議,派兵到義州衛(廣寧後電衛,今義縣),且耕且戰,設營挖壕,把錦州城團團圍住。
事態的發展引起了明朝高層的密切關注,崇禎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思宗在平臺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對策。思宗首先向大臣們道出了近來內心的憂慮:北騎在義州已經半月,對此有何籌劃?並把他親筆題寫的“滅寇雪恥”條幅傳示羣臣,以表明他的堅定信念。
大臣們深知皇上御筆“滅寇雪恥”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貿然奏對,獨有新任禮部右侍郎蔣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我皇上‘滅寇雪恥’四字,就是中興大有爲根本。臣每見皇上傳諭戶兵各部,及申飭各邊督撫等官,睿慮精詳,無不周密,只是各邊未有力行。就如練兵一事,中飭再三,其實兵何曾練?只是將花名文冊點操一番,花刀花槍,全無實着。
臣每讀《會典》,見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槍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兵之法。凡衛所總小旗補役,以拼搶勝負爲升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嫺習,方準頂襲,此是練將之法。當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難道二三百年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難道本無一餉,到皇上纔要加餉?”思宗聽了蔣德璟引經據典侃侃面談,不由得人神地站了起來,打斷他的話題點評道:“聞所未聞。”
蔣德環得到皇上的誇獎,進一步發揮他的練兵主張:“軍即是兵,總計內外衛所三百餘萬軍兵盡足用,且養軍之屯田鹽糧甚多,二三百年來並不曾加派,餉盡足用。如今只將祖制振舉,件件實做,自可滅敵。”
蔣德璟顯然主張恢復明初的衛所屯田制度,其實是沒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談,兵農合一寓兵於農的衛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賴以存在的土壤,企圖“振舉”祖制無異於畫餅充飢。思宗卻以爲蔣德璟所論聞所未聞,或許可以彌補時局,迫不及待地說:“再奏,從容奏來!”蔣德璟於是大談可以仿效俞大猷的《劍經》、繼光的《練兵書》,加緊練兵。
聽了一大篇關於練兵的高見後,思宗把話題轉移到今日議論的主題上,問道:“今敵在義州,作何籌劃?”蔣德璟回答:“義州距錦州九十里,錦州距寧遠六十里,寧遠入山海關至京師近千里,北騎在瀋陽相距甚遠,決不從關內來。只恐佔住義州,徑至大寧(即可黃河套,在今內蒙、遼寧邊境)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薊(鎮)犯宣(大),卻是可慮。”
蔣德璟的分析不無道理,但他否定清軍攻取義州意在拿下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進而威逼寧遠的戰略意圖,實在過於武斷。思宗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領,糾正道:“裏數亦不許算,只說目前要着。”蔣德璟似乎提不出什麼“目前要着”,又重提練兵,大體是兵要精、餉要足、將要強之類。這次御前會議反映了廷臣對於清軍在義州的軍事行動束手無策,蔣德璟的泛泛而談雖也觸及時弊,但難以操作,不能解決遼東的實際問題。
二、洪承疇的受命出征
爲了“滅寇雪恥”,爲了解錦州之圍,思宗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命洪承疇出山海關。不久,洪承疇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寧遠總兵吳三桂、廣寧前屯衛總兵王廷臣抵達寧遠,視察松山等要塞後,以兵力太少不足以禦敵,請朝廷再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山海關總兵馬科,雲集寧遠前線,總兵力達到十三萬,在錦州、松山、塔山、杏山一線擺開決戰的架勢。
清朝方面也不示弱,咄咄逼人。正如崇禎十四年三月十六日遼東巡撫丘民仰向朝廷報告,從二月以來,清軍不斷向義州運送軍隊、糧食、武器,其中有紅夷大炮三十門,小炮多得難以細數。明朝降將石廷柱、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在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等統率下,一齊向錦州外圍撲來。
形勢日趨緊張,錦州、松山請求救援的報告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奴衆(指清軍)此番傾巢困錦,內打柵木,外挑濠塹,水泄不通,人影斷絕。鬆城與錦相隔十八里,奴賊離錦五六裏下營,即近在鬆城左右。今錦城濠柵已成.奴衆精騎盡繞鬆城,勢雖困錦,實乃伺鬆。”事實表明,錦州、松山守將對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清軍圍困錦州的意圖是吸引明軍主力的增援,在松山一帶形成圍點打援之勢。
久經沙場的洪承疇對這種戰術意圖當然瞭如指掌,故而對戰略決戰持謹慎態度,傾向於打一場持久戰,不爭一時一地的得失。他在向思宗報告軍事部署時,一方面表示解錦州之圍的決心:“大敵在前,兵兇戰危,解圍救錦時刻難緩,死者方埋,傷者未起,半月之內即再督戰,用紓錦州之急”;另一方面陳述他的應對方略“且戰且守”,具體說來便是:“久持鬆、杏以轉運,且錦守頗堅,未易撼動。若敵再越今秋,不但敵窮,即朝鮮亦窮矣。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
洪承疇的“可守而後可戰”的戰略方針是實事求是的,也是當時唯一可取的方案,況且堅守錦州城的總兵祖大壽被困五個月之久,仍然信心十足,特地派士兵出城向洪承疇傳話,城內糧食足可支持半年,建議洪承疇用車營步步進逼,不要輕易交戰。
三、洪承疇的無可奈何
崇禎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對這種相持局面很擔憂的思宗在中極殿召見兵部尚書陳新甲,問他有什麼解困良策?這個舉人出身曾經擔任過寧遠前線兵備僉事的陳新甲雖然對遼東事務較爲熟悉,但一時也拿不出兩全之計,請求退而與同僚商議。
商議的結果,陳新甲向皇帝呈上一份“十可憂十可議”的報告,對形勢持悲觀態度,建議派遣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前往寧遠當面與洪承疇商議決策。
世上的人和事複雜多變,大凡對形勢悲觀者極易走極端,滋生急躁冒進情緒陳新甲便是一例。
他等不及張若麒與洪承疇商議的結果,急匆匆地向皇帝提出速戰速決的方案,鼓吹主動出擊:一路出兵塔山(塔山堡,寧遠中左所),趨大勝堡,攻敵營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杏山驛)抄錦昌攻敵營之北;一路出兵松山(松山堡,廣寧中屯所)渡小淩河攻敵營之東;一路出兵松山正面,攻敵營之南。
思宗沒有輕易作出決定,把這一作戰方案交洪承疇行營議論。洪承疇否定了這個方案,向皇上請求且戰且守,主張在松山、杏山作持久計,他認爲拖的時間越長越不利於清軍及協助它作戰的朝鮮。因此他的結論是:“今本兵(兵部尚書)議戰,安敢遷延?但恐轉輸爲艱,鞭長奠及,國體攸關,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爲得。”思宗認爲他分析得有理,表示同意。
但是陳新甲固執己見,他的喉舌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與之一唱一和。張若麒此人躁率喜事,略有小勝便盲目樂觀,以爲錦州之圍可以立解,向皇上送去一份祕密奏疏,鼓吹上述意見,並請求在洪承疇行營贊理軍務,極力促使速戰速決成爲事實。
思宗經不起陳新甲、張若麒的再三鼓動,從支持洪承疇打持久戰,一變而爲要求洪承疇速戰速決,下達密敕,嚴令洪承疇“刻期進兵”。陳新甲又寫信給洪承疇進行刺激,對清軍方面散佈再次越過長城邊關的謠言信以爲真,警告洪承疇:你出關用兵一年有餘,耗費餉銀數十萬兩,既不能解錦州之圍,若再使內地受困,到那時,你不進山海關則長城沿邊空虛;如往遼西則寶山空返,何以副皇上聖明,而謝朝中文武諸臣之望?當此主憂臣辱之際,諒必清夜有所不安!
爲了促成洪承疇改變立場,陳新甲又推薦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到洪承疇行營與張若麒相配合,以贊畫軍務的方式貫徹兵部主張。馬紹愉到了寧遠,與張若麒拍檔,再三張揚“我兵可戰”。洪承疇頓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上有皇上的密敕、兵部的警告,下有贊畫軍務的張若麒、馬紹愉的督促,不得已放棄持久戰計劃,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疇誓師援錦州。
四、洪承疇大敗
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疇下令進兵,他把糧草囤積於杏山、塔山之間,自己率領六萬人馬進抵松山。
入夜,見清軍屯於乳峯山之東,洪承疇傳令半夜登上乳峯山之西角控制制高點。乳峯山距錦州只有五六裏,俯視有如几席,炮石之聲隱約可聞。洪承疇命東西二路軍向前分割清軍,使之腹背受敵,然後建立車營,環以木城。清軍主帥多爾袞把軍情報告皇太極,皇太極決定親自指揮此次戰略決戰,帶了三千騎兵日夜兼程趕往松山。
清朝方面如此記載皇太極的這次軍事行動:“崇德六年(即崇禎十四年)八月丁巳(十四日),上(皇太極)以明洪承疇來援錦州,親率軍隊往徵之壬戌(十九日)至松山,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立營……上見松山城北乳峯崗敵兵立營乳峯山、松山之間,又步兵掘壕立七營,其馬兵駐於松山東西北三面,約敵騎兵四萬,步兵九萬,共號十三萬……·明國諸將見上親率大兵環松山而營,大懼,一時文武各官欲戰則力已不支,欲守則糧已匱竭,遂合謀議遁”,這段話大抵是真實的。
皇太極派軍隊圍困錦州的本意就在於圍點打援,見洪承疇已經上鉤,且主力屯駐於松山,便把松山與杏山、塔山之間的通道全部切斷,使松山陷於孤立無援糧草斷絕的境地,以達到不戰而屈入之兵的目的。這一招果然厲害,立即引起明朝八路總兵的恐慌。
洪承疇這個威震中原的大帥竟然如此“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犯了一個極普通的戰術錯誤,解圍不成反被對方分割包圍,以致鑄成戰略決戰的敗局。爲了扭轉被動局而,他鼓勵諸將說:敵兵新舊交替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戰,各位應激勵本部士兵力戰,我身執戰鼓督戰,解圍在此一舉。總兵們議論紛紛,欲回寧遠就餉。
連一向催促洪承疇出兵最起勁的張若麒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薄暮時分寫信給洪承疇贊成撤退,說什麼:松山之糧不足三日,敵軍不但甩困錦州,又復圍困松山,各帥既有回寧遠支糧再戰之議,似屬可允。此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昔日力主冒進,今日搖身一變贊成逃跑,這種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使軍心更加渙散。洪承疇在行營召開會議,苦苦勸說各總兵:往時諸君都矢志報效,今日正是機會,雖糧盡被困,應明告吏卒,守也死,不戰也死,只有戰或可幸於萬一。
我決意孤注一擲,明日望諸君努力。當他送諸將步出軍門不久,膽怯的總兵王樸率先逃跑,引起連鎖反應,各總兵爭先恐後逃跑,騎兵步兵互相踐踏,武器丟得遍地都是,清軍半路伏擊,明軍損失慘重。
數萬軍隊如此不戰而逃,潰於一旦,只剩下洪承疇與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巡撫丘民仰率一萬軍隊困守松山。思宗獲悉後,下令要洪承疇“極力死守”,一面調集劉應國水師八千,揚帆松山、杏山海口,或乘夜偷渡松山,以壯聲援;一面責成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收拾殘兵,聯絡杏山、塔山,以圖再進。
這種“以壯聲援”、“以圖再進”的聖旨等於一紙空文,諸將畏首畏尾作壁上觀,誰都不願冒險增援松山,氣得思宗下旨痛斥:“圍城望救甚切,已有慮旨剿援,乃至今未發一兵,未通一信”,各撫鎮道“不得觀望規卸。”但依然毫無作用。松山內無糧草,外無援兵,岌岌可危,叱吒風雲的洪承疇此時已英雄氣短窮途末路,遵旨“極力死守”松山已毫無實際意義,不過束手待斃而已。
崇禎十五年三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叛降清軍,俘獲洪承疇做見面禮。松山陷落,錦州守將祖大壽陷於絕境,無可奈何獻城投降。清軍挾連勝的餘勇,相繼攻陷塔山、杏山,使明朝喪失了寧遠以北大片疆域。
五、洪承疇爲何大敗?
松山、錦州兵敗的消息傳到京師,朝野爲之震驚,因爲它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此次會戰,雙方兵力大體相當,勝負的天平並不懸殊。
導致明朝失敗的原因在於戰略戰術的錯誤:
第一,爲了儘快解錦州之圍,企圖速戰速決,對清軍圍點打援的戰術掉以輕心;第二,把數萬增援軍隊聚集於松山,沒有與塔山、杏山、寧遠建立有機的攻防體系,以及後勤保障通道;第三,一見松山被困,爲及時採取應變措施,倉促撤退,不戰而潰。
首先指出這一問題的是山西道御史鄭昆,他在崇禎十四年十月向思宗進言:“自建虜據義州,前撫臣方一藻進復義(州)之策,當事暗於機。未幾而建虜果圍錦州矣。其圍錦也,深溝以困之,蓋誘我之兵萃於此,別有啓疆之謀。欲解錦圍,須俟其相持稍懈,漸出奇計以驅之,豈有統全軍而注之孤危之地,首尾全無顧應,墮其術中如今日者。”
鄭昆說這番話時,松山突圍慘遭失敗,但松山、錦州尚未陷落,他的分析句句在理,如指出清軍圍困錦州目的在於引誘明軍主力,欲解錦州之圍必須出奇制勝,不能急功近利;又如數萬軍隊集中於松山孤危之地,首尾不能照應,正中敵方計謀,必敗無疑;再如錦州之今日,就是寧遠之明日,關外之形勢不容樂觀。
清人圍關外錦州,總督洪承疇出關援錦,與清人戰於松山,八鎮援兵同日崩潰。其致敗原因,則咎在明廷之催戰,非關洪氏之債事。洪氏出關禦敵,志願本自不凡,洪氏制敵之辦法,主張持重,與早年熊廷弼、袁崇煥兩人同一見解,“以守爲戰”。洪氏以爲必如此,中國始能取勝。
然而其時輕舉妄動之明季,因昧於事機,不能尊重洪氏之意見,唯欲以僥倖取勝。當崇禎十四年三月內,錦州告急,洪氏奉命援錦,閱時不過數月,明廷便以師老財匱爲富,下救戰,同時洪氏又因受制於毫不知兵之監軍張若麒,於是軍中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總督,因之洪氏不能自主,致有松山之敗,李氏的見解是有理有據、平實客觀的,洪承疇的失敗主要由於朝廷戰略方針與指揮的失誤。
因此,人們對洪承疇是寄予同情的,松山陷落的消息傳來,一度誤以爲洪承疇被清軍殺死,已經在戰場“盡節”了。從錦州逃亡的人告訴吳三桂:清軍把洪承疇押往錦州城北無極王營盤內處死,並煞有介事地說“洪督師臨砍時,只求速死”。兵部把吳三桂的塘報送進宮裏,思宗在四月十二日專門爲此寫了一道諭旨:“錦城不守,奴氛屠慘情形真堪憤痛。其鬆城撫鎮義殉可憫,洪承疇節烈彌篤,即着該督撫再一確察,速與優旌,以慰幽忠。”
而洪承疇家人從亂軍中逃回北京時,進一步證實了這種說法,他們向朝廷報告洪承疇“殉難”始末十分活靈活現:“去歲八月戰潰,家主坐困鬆城,乏食,殺馬飼兵,忍飢苦守。及道將夏承德開門獻賊,家主被執,罵賊不屈,惟西向叩頭,稱天王聖明,臣力已竭.死之。從來就義之正未有如家主也。”思宗震悼痛哭,下令設祭壇於朝天宮前,準備親自前往祭奠,以示激勵。
幾天後,思宗下旨已故總督薊遼尚書洪承疇贈少保,蔭中書舍人。祭故總督洪承疇九壇,故巡撫丘民仰、故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各六壇,予祭議諡,合祠京師。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壇,朕親致祭,充分反映了思宗對洪承疇的懷念之情。他臨軒垂泣,動情地說:“我不曾救得承疇。”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洪承疇並沒有“盡節”,也並不“節烈彌篤”,他被俘後經不住皇太極再三勸降,終於變節。但是這一消息遲遲不被證實,以致釀成人未死已被當作烈士看待的笑話。據李光濤的考證,直至崇禎十六年四月,遼東巡撫黎玉田在向朝廷報告時,一方面根據從遼東逃亡人士提供的消息,說“洪督師被奴酋拘繫於別室”;另一方面又說“口供互異未足爲信,而督師存亡本院亦未敢懸擬”。李光濤認爲,可見明帝待洪氏不薄,也可見當時明朝君臣上下之於洪氏,又皆羣然以忠烈期之。其或終明之世,洪氏存亡未爲定論,故妻子得安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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