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變給明朝帶來了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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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極率後金軍隊繞過山海關,借道蒙古,從喜峯口突入塞內,攻入龍井關、大安口,這是後金第一次攻入關內。雖然皇太極將京師圍攻了一個多月,就在袁崇煥等人的阻擊下,撤圍退兵,但己巳之變給明朝帶來了極爲惡劣的影響。
1644年,清軍入關,佔據北京後,清朝權貴內部就是否要遷都北京,還是仍舊退回關外產生過爭執。多爾袞認爲“京師乃天下之根本”,執意遷都,但阿濟格等人表示反對,認爲滿漢無法齊心,不如任取財富,滿載而歸。多爾袞擡出了皇太極生前說過的話“若得北京,當即徒都,以圖進取。”否定了阿濟格,立即送出奏摺給盛京的順治。順治於當年九月甲辰日下午進入紫禁城,標誌着清朝經營天下的正式開始。
在此之前,無論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即汗位之初,並不敢考慮入主中原。努爾哈赤在1622年遷都遼陽之後,就認爲“大業已成”,建立八王共治制度,以讓子孫“大福永享”。皇太極則說得更明確:以山海關爲界,以西歸明朝,遼河以東歸後金,各自立國。《聖武紀》:昔我師既克廣寧,時諸貝勒將帥鹹請入山海關,我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漢地,易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欲劃山海關以西漢人制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漢各自爲國,故軍未入關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
這點,在他們子孫康熙的實錄中也有記載:“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什麼原因讓皇太極之後發生了轉變,並影響了多爾袞等人呢?轉變開始於1629年的己巳之役。明崇禎二年歲末,對大明帝國來說,新君即位二年,正銳意中興,關內農民軍還未燎原,關外後金已兩年沒有發動戰事,似乎還算平靜。大變突然爆發,後金大汗皇太極率領十餘萬大軍,不走尋常路,繞過山海關,借道蒙古,兵分三路從龍井關、大安口和洪山口突入長城。史稱“己巳之變”。
這是後金第一次入塞,之前他們鬧得再兇,也只是侷限於遼東,這次敢於大舉入侵大明,原因何在?表面原因似乎很簡單——沒吃的了。這一年,關外發生嚴重饑荒,女真和蒙古都吃不上飯,《清史稿·太宗本紀》:“是歲,大飢,鬥米值銀八兩,銀賤物貴,盜賊繁興。”然而深層原因,卻遠不止如此。從後金角度看,己巳之役是他們從政治到軍事轉變的開始,影響深遠。
在努爾哈赤時期,建州雖然通過戰爭手段統一了女真各部,又把勢力擴展到遼東,但後金的本質還是部族統治,他們重視資源和財富,土地並不是最看重的。崇尚武力的滿洲勇士認爲,只要能打,哪裏都是領土,隨時能拿下。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後金社會從漁獵逐漸過渡到農耕,滿洲貴族們的理念轉變,卻沒有這麼容易。簡而言之,之前後金出兵,以劫掠爲目的,也就是一個“搶”字——“漢人聞我動兵,亦曰: ‘來搶我矣! ”。
搶可以搶一時,卻很難搶一世,最好的參考就是鄰居蒙古。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後,蒙古各部落退回了遊牧狀態,也就失去了再爭天下的資本。退回遊牧狀態,蒙古各部落也恢復了之前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對明朝作戰的目的,也就逐漸恢復到了最初的掠奪。從明初到明朝中晚期,蒙古與明朝始終在邊境不斷交戰,這些戰事裏,卻多半是以小規模的蒙古部落搶掠爲主。
就算舉世震驚的土木堡之變和俺答汗兵臨北京的庚戌之變,其最終目的也還是搶掠,也先俘虜了明英宗,也只是作爲交換更多資源的人質。蒙古各部落就算偶有強人出現,也並沒有重新進入中原爭霸的野心。更多的反而是彼此之間的互相爭鬥。帶來的結果,是部落的不斷衰落,只能成爲邊患而不是心腹大患,再也沒法對明朝統治構成實質性威脅。
這時強盛的後金,之前也類似蒙古,女真各部彼此競爭,互相仇殺也是常事,如果沒有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他們也就是類似蒙古一樣的邊患,在明朝羈縻政策下,被不斷扶持又被不斷打壓。作爲大汗的皇太極,必須考慮後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是繼續一條道搶到黑,還是改變思維模式,以求長遠統治。努爾哈赤很強,皇太極也很強,但能否超過他父親,還有待證實。就算皇太極也和努爾哈赤一樣強,那麼後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是否也能和他們的祖輩一樣?
指望代代出強人顯然是不現實的,更聰明的是在理念上動腦筋,也就是對制度進行改革,使之更適合後金的發展,才能保證已征服部落不生異心,更好地團結在八旗框架裏,保證可持續發展。己巳之役,皇太極率領後金軍長途轉戰四個多月,收穫了大量人口財富,緩解了後金的饑荒。但相比經濟上,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收穫要重要得多,它決定了後金之後的發展路線。
皇太極是個高明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政治框架上,他首先要作出改變。遠征明朝腹地是後金歷史上從來未有之事,諸多滿洲貴族心中沒底,皇太極要安撫他們,打消他們的疑慮,保證自己的威信。十月二十日,軍隊已經出發半個多月,代善和莽古爾泰兩大貝勒向皇太極發難,要求班師。《清實錄》:大軍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於途次私議,晚詣御幄,止諸貝勒大臣於外,不令入,密議班師。
皇太極的對策是利用其他貝勒請戰的呼聲,壓制住了兩大貝勒的班師要求——不與兩大貝勒直接發生衝突,這是很聰明的一招。嶽託、濟爾哈朗衆貝勒勸上決計進取。於是令八固山額真詣兩大貝勒所定議。兩大貝勒雲: ‘我等所謀如此,今聞爾等言亦是,仰聽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議定,上遂統大軍前進。”
皇太極初期,還是四大和碩貝勒一起執政時期,他們與皇太極並坐左右,分享權力,對皇太極的集權需求形成制約。在他即汗位之初,八旗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在四大貝勒執政制度下,其他貝勒心有不甘,時而和他意見相左。皇太極亟需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來平息反對派的質疑。
安撫了兩大貝勒,也就是對後金戰爭理念的一次升級。在之前,後金雖然在對明作戰中一再取勝,但那都是在自己熟悉的遼東作戰,如今要深入明境,就算是勇猛善戰的八旗將領也並沒有必勝把握,所以以代善和莽古爾泰爲代表,保守派提出不同意見。事實上,皇太極即位以來,已經在寧錦連吃敗仗,對後金士氣打擊頗大,連他自己也認爲“雖師老財遺,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
皇太極力排衆議主導的這次入塞,可稱得上大獲全勝,既給了明朝以軍事打擊,又收穫豐盛。己巳之役的勝利,讓皇太極樹立了威信,之前反對的代善和莽古爾泰被壓服。二月十七日,皇太極收兵回師,永平、遵化、灤州、遷安四城仍然在後金手中,他從瀋陽調阿敏前去防守。兩個月後,在明軍反攻下,阿敏丟棄關內四城逃回關外,皇太極對他嚴厲斥責:我以爾等爲人,用爾爲全軍統率,謂戰必勝,謀必成,實信賴爾等。爾等不死於彼處而歸,厚顏至此,可恥也!
沒多久,皇太極就以此爲理由,囚禁阿敏,直到他死於獄中。除掉了阿敏,就只剩了兩大貝勒。不久,莽古爾泰也被藉故處罰,奪爵罰俸,抑鬱成疾,很快病死,剩下的代善只敢俯首帖耳,皇太極大權獨攬,四貝勒執政成爲歷史。如果沒有己巳之役,皇太極想順利收回權力,恐怕還要多花不少功夫,它對後金的政治體制影響深遠。
八旗軍的野戰實力無需懷疑,如果是野戰,很少有明軍能抵擋他們,趙率教、滿桂、孫祖壽這樣的明軍勇將也都在交鋒中陣亡。不過在一路進軍中,也暴露出老問題——攻城不力。一路上,後金軍也佔領了不少城池,不過大部分是靠的內應接應或是招降,比如在薊州、三河等地,都是如此。
《滿文老檔》: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又獲明兵之一人遂令持書往諭愛塔,桑阿爾寨來降。將行,諭之曰:“將書與彼,事若成,則授以職。”十四日,大軍至三河縣,獲一漢人,令持書招降。如果要強攻,後金軍的攻城能力就顯得比較孱弱。以昌黎城爲例,後金從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日,四次攻城,城內知縣左應選堅決不降,誓死抵抗,結果後金軍用盡辦法,始終無法破城。
這實際上是努爾哈赤時代到皇太極初期的遺留問題,清軍缺少攻城經驗和重型火器,面對堅城往往採取靠內應、勸降、引誘明軍出戰等辦法,努爾哈赤攻下開原、鐵嶺、廣寧,都是用的這些辦法,但在袁崇煥堅守的寧遠,老辦法失效後,絕對優勢的後金軍還是無法攻克寧遠。皇太極自己,也在寧遠和錦州沿用努爾哈赤的辦法,繼續強攻,結果是連吃兩次虧,損兵折將。
進入中原,後金軍攻城能力的短板暴露地更加明顯,昌黎這個縣城都無法攻破,北京這樣的巨城更加無法想象。一路走來,皇太極對這個問題看得更加明白,他開始在戰術上謀求解決之道。己巳之變中後金軍的攻城乏力,讓皇太極在之後的戰役裏開發了新的戰術——圍點打援。
兩年後,皇太極發動大淩河之戰。他一改之前強攻的辦法,連挖四道壕溝,嚴密圍困。明軍無法突圍,援兵又被早有準備的八旗軍連續殲滅——這就是“圍點打援”。“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至,我則迎擊,於計爲便。”四個月後,城中糧盡,人互食,祖大壽終於不得已出降。圍點打援的戰法,從此在後金軍中成爲一種模式。
在鬆錦之戰裏,清軍也是採用圍點打援的戰術,包圍錦州,隨時準備迎擊增援的明軍。入關後,清軍圍點打援的戰術也一再被運用。1649年,金聲桓反清歸明,清朝派譚泰領兵征討,譚泰將金聲桓圍困在南昌,在城外挖掘一道寬達7米,深也達7米的壕溝,金聲桓無法突圍,長期圍困數月後,城內守軍糧盡,終於被攻破。此後,李成棟反清,被清軍突襲圍在信豐城,清軍挖掘壕溝,佈置工事,李成棟半夜突圍,落水而死,一度好轉的南明永曆朝局面也再次黯淡。
之前後金軍缺乏攻城力量,也讓皇太極對重型火器的需求相當迫切,到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天聰七年投降而來,帶來了皇太極急需的紅衣大炮後,皇太極相當重視,將三人封王重用,發展起了清軍的重炮部隊——烏真超哈。
有了火器和戰術的支持,入關後的清軍面對堅城再也不是束手無策。武器上,清軍從冷兵器爲主的軍隊過渡到冷熱兵器混用,戰術上,既能攻堅,也能打援,支撐起一次次戰役的勝利。在戰略上,深入中原使皇太極和八旗貴族掌握到了明朝邊鎮防務的虛實,對於關內的情況,有了身臨其境的瞭解。之後清軍又多次入塞,對關內情況一次比一次熟悉,對之後的統一戰爭大有裨益。
己巳之役讓皇太極對內樹立了威信,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集權之下,皇太極有能力轉變努爾哈赤時期傳下來的“大業已成”的政策。軍事上,皇太極對明清雙方實力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並着手加以解決。以上轉變的開始,正是來自己巳之役。所以,多爾袞以皇太極遺命“若得北京,當即徒都,以圖進取”,平息是否遷都的爭論。遷都北京,正是清朝得以立國的根本。
己巳之役的戰爭影響
第一,廟社震驚,根本動搖。皇太極率軍進攻北京,標誌着崇禎帝中興之夢的破滅。明朝京畿地區的防禦體系遭到重創或破壞,失去總兵趙率教、滿桂、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朱國彥六員,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薊遼督師袁崇煥、遵化巡撫王元雅、總理薊遼保軍務劉策等或死或下獄。明朝受到巨大震動,元氣大傷。
第二,閹黨餘孽,掌控閣部。後金軍撤退之後,明廷沒有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而是藉機傾軋,進行黨爭。崇禎帝沒有從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而是以殺袁崇煥出氣、泄憤。閹黨餘孽藉機翻逆案,打擊東林黨。東林黨內閣大學士韓爌、錢龍錫、成基命、李標等去職,而代之以周延儒、溫體仁等佞臣入主內閣。六部九卿也相應變更。這標誌着崇禎新政的結束。
第三,京師城防,守備虛懈。在此戰之前,北京人過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戰爭突然降臨,沒有任何實際準備。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稱,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險些喪於皇太極之手。這次戰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極爲重大的意義:從宏觀上來說,它標誌着雙方戰略形勢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明朝的堡壘推進、經濟封鎖和外交聯盟政策都在此役後逐漸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戰略主動。
第四,財富被掠,生民塗炭。京畿、京東地區遭到後金軍的大肆擄掠。佔領永平的後金貝勒阿敏撤退時,進行屠城。總之,後金軍隊殃及的地區,生民塗炭,百業凋零。這些都加劇了明朝的社會矛盾,加速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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