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戰無不勝的府兵，爲何後期會衰亡？

自中唐之後，隨着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也日漸崩潰，這一制度曾經讓唐朝初期戰無不勝，之所以會崩潰其實一共有四個原因：

一是武官受制於文官的因素增加。朝廷和武官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對武官的信任程度有所減弱，進而出現所謂“監軍之制”。監軍之名，最早出現於春秋末年齊景公使司馬攘直將兵捍燕景之師。司馬攘直出征前對齊景公說：“臣素卑賤，君摧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耐可”。

這是領兵將領爲提高自己的威望要求國君爲自己派監軍的。其後則出現了國君主動派皇子、近臣以監視武臣的監軍。但在春秋至魏晉，監軍設置不常，其間又有軍師及軍司之設，亦具有監軍的職能。然而在隋末唐初唐開元年間又出現了以御史監軍之制。史載：“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時有其職，都是在非常之時設置。開元二十年(732 )以後，並以中官爲之，謂之監軍使”。

以御史監軍，本是監察制度發展的結果，也是軍事制度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但在唐朝，尤其在武則天執政時，爲了防止武臣的反對，特別重視對於軍旅的監察。史載：“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仁願監其軍”。萬歲通天二年(697)監察御史孫壓景監軍清邊軍。由於御史官微，監軍的作用不是很大，所以在開元二十年以後便改由宦官監軍。安史之亂以後，朝廷爲了有效地控制軍隊，將宦官監軍制度推廣，在節度使的駐地普遍設立爲監軍使院。

二是勳賞不夠，士卒應該享受的待遇不能落實。唐朝建立後，朝廷以做官、授勳和多佔田地來吸引地主和農民當兵。唐初因軍功授官的人數不多，勳官還可以按規定授田。後來隨着勳官人數增加，大批士卒出身且無權無勢的勳官得不到勳田，勳官空有其名。而且必須“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身應役使，有類童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青吏之下，蓋以其狠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由此可見，軍人的政治地位己呈下降趨勢，對於地主階級，己經沒有了做官的吸引力，對於農民來說，當兵授勳之後，仍然不能爲家庭免除雜謠役。武則天之後，更是“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軍人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有人說“唐代府兵之廢壞，實由其遇之太薄”，府兵窮困，待遇差，致使府兵制難以實行。唐初，府兵三衛的衛士均爲品官子弟，僅限於二品至五品的子孫，“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而不進者”。然而到後來府兵崩壞之時，三衛也無人問津。

三是府兵的社會地位下降。史載“時承平既久，諸衛將軍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無能者及降虜處之。而衛左之官，以爲番上府兵有權，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沒關，又多不旋錘而據要津，將軍畏其父兄之勢力，悠其所爲。自置府以其番上宿衛，禮之，謂之‘侍官’，言侍衛天子也。至是，衛佐悉以借煙戚之家爲憧僕執役，京師人相低警者，即呼爲‘侍官’。時關東富實，人尤上氣，乃恥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貧贏受僱而來，是由府兵始弱矣”。府兵的社會地位下降，被驅使到權勢之家執憧僕之役，失去了軍人嚴肅身份，造成社會輕視府兵的形態，致使人們，尤其是富人規避兵役，僱人代番，府兵練點標準不能維持，府兵補充發生困難。

四是府兵及其家庭的經濟條件發生變化。玄宗時期，府兵制賴以生存的基礎一均田制受到嚴重破壞。士卒本應享有的經濟待遇幾乎喪失殆盡，農民大量逃亡，富戶規避兵役，府兵制度便逐漸廢弛。“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府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士人都以做府兵爲恥。唐中期以後，均田制日益破壞，賦役愈益苛重，戶口逃亡和隱漏也日益嚴重。朝廷雖然極力蒐括戶口，但終究堵不住這一缺口。武后證聖年間，己是“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謠役”。統治者爲防逃戶，將逃戶“應賦租庸課稅，令近親鄰保代輸者”。結果使農民逃亡更多。安史之亂期間，逃亡戶更多，整個黃河流域幾乎一片蕭條。隨着均田制的破壞，農民服役繁重，貞觀年間以後，年農民逃役愈來愈烈，有的甚至自毀手足，以此抗役。中宗時，上番衛士因缺口糧，致使府兵大量逃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