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爲何喜歡復仇故事？

中國講報恩多於復仇，司馬遷《刺客列傳》的主旨是報恩而不是復仇，譬如荊軻刺秦王，乃是士爲知己者死，並不是出於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國總覺着自古有恩於日本，日本卻不以爲然，這兩個民族恐怕就難以想到一塊兒去。

日本人喜好復仇故事。復仇，一聽就誘人，更是武士小說的傳統主題，遠勝過愛情。

井上廈是一位小說家、劇作家、日本筆會會長，卒於2010年。他曾說過:復仇，這種故事類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日本人尤爲偏愛。他自己就寫過復仇的戲劇，長篇小說《吉里吉里人》也是寫復仇幻想。更早些的菊池寬(小說家、出版人)迎合大衆的喜聞樂見，擅長寫復仇小說，如《復仇禁令》《恩仇彼方》《復仇三態》。當代小說也常以復仇爲題材，例如垣根涼介的長篇小說《野魂》。

復仇，日語通常叫“仇討”或“敵討”，這是要殺人的，一命抵一命。不殺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充其量是報復罷。

日本歷史上覆仇事蹟多，報恩故事少。民間傳說有龜報恩、鶴報恩，然而人總是不守信，總是要窺見，結果就不歡而散。人不能像其他動物那樣獨自活，便蒙受太多的恩惠，父母養育之恩，師恩友恩，以及莫須有的比山高比海深的恩。

中國講報恩多於復仇，司馬遷《刺客列傳》的主旨是報恩而不是復仇，譬如荊軻刺秦王，乃是士爲知己者死，並不是出於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國總覺着自古有恩於日本，日本卻不以爲然，這兩個民族恐怕就難以想到一塊兒去。

大唐年間，張審素受賄事發，楊萬頃處理，審素受死，家屬徙邊。開元二十二年(734)，審素之子張琇遇赦回京，尚未成年，和弟弟張瑝一起刺殺楊萬頃。皇帝李隆基嘉其孝心，不予法辦，但司法部門不同意，堅持執法。張琇被處死，有人誄之曰:“冒法復仇，信難逃於刑典;忘身徇孝，誠有契於禮經。”

就是這一年，一個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學生死在長安，皇上哀之。前一年(733)，日本第十次遣使來唐，留唐十八年的玄昉和吉備真備隨船回國，說不定張氏兄弟復仇的故事也傳到日本。復仇冒法與徇孝忘身是復仇的千古矛盾。復仇帶有一個情字，很容易打動人心，況且人們也藉以發泄對惡勢力及當權者的怨恨，這正是武士小說有讀者市場的根由。

復仇或許是人類具有了血族意識以後所形成的本能，而作爲倫理思想，日本的復仇思想也可溯源於中國，即《禮記》有云：父仇不共戴天。江戶時代更崇尚朱子學，何止於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強盜變武士道

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爲徵夷大將軍，在江戶(今東京)開設幕府，獨霸天下，自此至1867年第十五代將軍把大政奉還天皇家，長達二百六十年，史稱江戶時代。所謂“時代小說”，大都以這一時代爲舞臺，且譯作武士小說。

江戶時代人分四等，士農工商，士(武士)是領導階級，即便寫市井，也少不了武士登場。武士有一個特權，他們纔可以腰間插兩把刀，一大一小，就叫作“大小”，有特權也有義務，那就是用刀警備。天下太平，武士不再是諸侯爭天下歲月的戰士，平常日子裏行使武力，無非三樣：鬥毆、濫殺、復仇。打架鬥毆是勇敢的象徵，遇事不敢上前是懦夫。着火和打架就成了江戶兩朵花。

庶民(農工商)言行無禮，有所冒犯，武士可拔刀砍殺，以示領導階級的地位及名譽是不容侵犯的，並藉以保持身爲武士的膽氣。家康百條遺訓有這樣的訓誡：登記在案，可如願爲父母復仇，但不許冤冤相報，沒完沒了。只許子報父仇、弟報兄仇，不許反過來。因受辱而自殺，不可爲之雪恨。

復仇成風，幕府認可復仇，大概也意在把復仇限制在最小範圍內。幕府派在京都管理朝廷事務的官員板倉重宗曾指令：可以在京都內外爲父報仇，但宮廷禁地附近及神社、寺院之內不可。所謂家康遺訓出現於江戶時代初期，真假莫辨，而板倉重宗的這條指令是唯一現存的有關復仇制度化條文。

日本歷史上有兩個統治者成功地利用漢文改造了日本人的思想，即聖德太子和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並不愛學習，但他知道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執掌國柄後重用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儒學家，把注重大義名分的朱子學獨尊爲官學。

武士本來是殺人越貨的強盜，也鼓勵他們學習、修養，把自己改造成“士大夫階級”，漸漸產生了武士的倫理道德“武士道”。說話、着裝、髮型乃至酒的喝法都有一定之規，必須經常保持武士的矜持。諺語有云，武士餓着肚子叼牙籤，此之謂也。戰爭年代的問題是如何活下來，而和平時代，人生的問題不是生，而是死。因和平而難得一死，爲維護名譽提供了機會。

名譽，面子也，要面子的事隨時隨地都會有，武士以此找死，殺人或自殺。對名譽的維護甚至達到了變態的程度，如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裏舉例：某城裏人好意提醒一個武士，跳蚤在他背上跳，當即被劈爲兩半，理由簡單而奇怪：畜牲身上才爬滿跳蚤，把高貴的武士看作了畜牲，對這種侮辱豈能容忍。以名譽的名義，復仇由情誼上升爲道德。

新發田藩(今新潟縣東北)，1817年，久彌幸太郎七歲，父親在酒宴上跟瀧澤久右衛門口角，被殺。幸太郎十八歲，藩主賜他一把刀、二十兩黃金，踏上覆仇路。幸太郎不認識仇人，由叔父陪同，做苦工浪跡全國，最終在石卷(宮城縣)附近發現了瀧澤，出家爲僧，但手杖裏還藏着刀。

瀧澤被孝太郎砍倒，殘喘道：找一位有大名的學者把我們的事寫成詩。孝太郎登門請求漢學家大摫磐溪：您若不寫，瀧澤就不能瞑目。大摫寫了，但他的詩集中不見此詩，一說是孝太郎不滿意，給撕了。瀧澤年高八十二，幸太郎復了四十一年前的仇，菊池寬、長谷川伸都曾把此事寫成小說。石卷市海濱立有一根方柱，寫着“久米幸太郎復仇之地”，恐怕被2011年3月11日地震所引起的大海嘯沖走了罷。

　赤穗事件

江戶時代歷十五代將軍，其中第五代德川綱吉(1646-1709)最好儒，推行文治。召集藩主辦學習班，親自講儒學。在各藩立忠孝牌，弘揚忠孝。爲掃蕩戰國時代遺留的殺伐之氣，下令憐生，卻搞得過頭，打了對人狂吠的狗就被在左臂刺犬字，打死一隻叮臉的蚊子也會被流放，人命爲賤，結果被叫作狗將軍，遺臭至今。偏偏有四十七個人公然向他叫號，給幕府出了一道難題，這就是赤穗事件，日本歷史上最大的復仇事件。

元祿十四年，即我大清康熙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01年，幕府派淺野長矩負責接待天皇派來的敕使。淺野是赤穗藩主，擔任幕府的內匠頭(管轄府內工匠)。在江戶城(將軍的城池，今皇居)裏的走廊上，淺野從背後給了吉良義央一刀。

吉良職司幕府禮儀，淺野向他請教，但他嫌禮輕，不僅不指導，而且惡言惡語，令淺野懷恨。復仇故事從殺人開始，以殺人解決問題，把仇家樹立爲壞人，人神共憤，便有了基本價值觀，懲惡揚善。仇家吉良義央在舞臺上都被塑造爲壞人。也有人肯定吉良，如菊池寬的《吉良的立場》、森村誠一的《吉良忠臣藏》。

將軍所居，公事活動之際，即便怒從心頭起，也不可拔刀行兇，所以淺野的舉動很有點匪夷所思。或許表明了當時武士多麼看重名譽，以及動輒拔刀行兇的風氣之嚴重。綱吉得知此事後大怒，令淺野即日切腹，籍沒其家，家臣都成了浪士，即喪家犬。武士帶刀，鬥毆很可能發展爲武鬥，所以幕府有一個規定：吵嘴打架，不問青紅皁白，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綱吉罷黜貪官，改革弊政，整肅綱紀，而政治原理之一是賞罰分明，一碗水端平，但是令淺野自裁，吉良卻像個沒事人似的，這樣的處理就不免偏袒一方。

赤穗浪士的復仇理由書咬定當時發生了口角，淺野衝動拔刀，幕府不懲處吉良，是爲不公。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未明，大石良雄(通稱內藏助，“忠臣藏”的藏也可能指他)率四十六名浪士殺進吉良宅邸，殺了吉良，割下頭顱祭奠淺野，墓在東京泉嶽寺。然後這些人並不痛痛快快地切腹，卻是把狀子遞到府衙，要討一個說法。

忠是封建制的精神基礎，綱吉更格外倡導對主人忠、對父母孝，浪士們敢於爲主子復仇，是“萬山不重君恩重”的具體表現，若處以極刑，豈不就公然否定忠。可聚衆鬧事，夜闖民宅，實屬於破壞秩序的違法行爲，聽之任之，國將不國。承認赤穗事件的正當性就等於幕府犯了錯，需要給淺野平反。行事果斷的綱吉也舉棋不定，儒學家們展開一場大論戰。議題無非唐朝論爭過的：“冒法復仇，信難逃於刑典”，與“忘身徇孝，誠有契於禮經”。

大儒荻生徂徠主張：其事雖義，於法不容，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武士之禮處罰，讓他們切腹。一個多月後，將軍下令，四十六名武士切腹;其中一人不知去向，這也爲文藝創作提供了想象的餘地。其實，赤穗浪士並非單純爲主人報仇，也出於名譽意識，揚名並榮耀門第。果不其然，社會上一片叫好聲，把他們捧爲義士，而吉綱被定型爲昏君，臭名昭著。

赤穗事件過後不久就搬上舞臺，叫《假名手本忠臣藏》。“假名”是日本字母，“手本”是樣板，“藏”就是倉庫，所謂寶藏，這裏是忠臣之藏，所以曾有人譯作忠臣庫，一倉庫忠臣，足見其多。仿效競起，以致形成了一個忠臣藏類型，甚而成爲表現日本文化的一個關鍵詞。《假名手本忠臣藏》充滿了義理人情，爲庶民所好，似乎也導致《菊與刀》之類著述對日本觀察有誤，把舞臺當作世間，雖然世間大舞臺。現今忠臣藏故事也常見於書店，長演於電視，但出題考學生，半數答不上淺野內匠頭長矩怎麼念。

尋仇介紹信

江戶時代各地藩主定期到江戶參覲幕府將軍，駐在江戶，近乎人質，以此明確主從關係，集權於中央。藩主進京(江戶)，一路招搖，像巡遊一般，以致日本人迄今猶喜愛沿街觀望長跑之類的活動。這樣耗靡，割據一方的藩就沒本錢造反。藩主們帶來大批武士，使江戶滿街單身漢，興隆了吉原等處的煙花巷。留守在家鄉的婆娘或許一時把持不住，給丈夫戴上綠帽子，便惹來殺身之禍。

不僅殺淫婦，還必須殺姦夫，倘若逃走，那就要追殺。這大概是日本獨特而愚昧的通姦處理法。我們的武松打虎是英雄，殺姦夫淫婦爲哥哥復仇卻觸犯法網。日本人不追殺就丟了面子，被人笑話，對於武士來說，首先不是倫理問題，而是名譽問題。

近鬆門左衛門的淨琉璃《堀川波鼓》演的是彥九郎到江戶駐在，妻阿種好酒，因酒亂心，和鼓師苟合。彥九郎跟着藩主的浩蕩隊伍回鄉，有人向他暗諷其妻通姦懷孕。阿種的妹妹阿騰爲了救姐姐，讓彥九郎休妻，自己續絃。彥九郎的妹妹由良受牽連，被休回孃家，拿出嫂子通姦的證據，阿種自殺。彥九郎帶着兒子和由良、阿騰追到京都，誅殺了鼓師。

容許尋仇私了，恐怕也是與警力不足有關。江戶是人口百萬的大都市，分爲北町、南町，町奉行(京兆尹)掌控行政、司法、警察，手下各有捕快皁隸百餘人，顯然不敷用，只好由個人執法。而且各藩割據，藩裏出了兇手，捕役不能越界追到別的藩，而個人以復仇的大義能通行無阻，走遍全國。

武士是上班族，立志復仇，須事先向所在藩府請假：父或兄被誰殺死，若置之不理，就丟盡了武士的面子，所以，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幹掉仇家，云云。藩府把材料呈報幕府有司備案，然後停薪留職，藩府還可能給一筆費用，帶上介紹信外出尋仇。

一旦殺死了仇家，有案可查，在江戶也好，在哪個藩也好，不會被當作尋常殺人事件。但申請不是義務，若沒有登記在案，就需要事後審查，屬於復仇則無罪。復仇成功，回鄉復職，還可能得到表彰，增幾石祿米。父親被殺，嫡子若不復仇，則不能世襲其職，繼承家業。復仇之前，仇人一命嗚呼，這可不是惡人有惡報，天助我也，而是復仇之志未酬，回藩也不能復職，不得不另謀出路。

復仇是正當的，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功率很低。《日本書紀》成書於720年，由此算起，到明治政府下令禁止，千年復仇史，總計約一百四十餘件。這些記錄在案的事件是如願以償的，按成功率爲百分之一計算，實際上覆仇行爲不可謂少，大都發生在江戶年間。

武士社會的復仇還講究一定的規矩與形式，比小說更離奇，乃至本來古已有之的復仇及剖腹竟像是江戶時代所特有的兩大風習。復仇有如民俗，給人以日本是復仇民族的印象。一些美國人認爲，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就是報復1853年美國用炮艦敲開了日本鎖國的大門。1945年日本戰敗，佔領軍擔心被複仇，收繳日本刀，禁演復仇劇目，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等武士小說一度也被列爲禁書。

　感謝仇恨

與人結仇，一旦被殺了，也是丟面子，山鹿素行的《武教全書》便教人千方百計地逃匿，哪怕被視爲卑怯之徒也無所謂。仇家逃之夭夭，不能像當今在網絡上人肉搜索，尋仇非常難。曾有人統計，復仇所需時間平均約十年零三個月，真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最長的記錄是東北地方有一女，七歲時母親被同村的源八郎殺死，嫁爲人婦，知情後決心復仇。由認識仇人的表兄陪伴，四處尋找，意外地發現源八郎竟然就在附近的寺廟當主持，從背後把正在喝茶的源八郎刺殺，這時她已經六十歲。藩主予以嘉獎，賞銀十枚，問她：終遂本願，今之所感。答曰：唯感謝仇恨。

兩條腿跋涉，上窮碧落下黃泉，尋仇生活之艱辛，單憑感情恐怕是難以持久的。民俗學家折口信夫就說過：“只是爲所愛的人雪恨，不可能這麼堅持復仇。”錯在父親，也必須復仇，這是一個義務。復仇本來是個人的事情，但一旦得到藩府認可，並呈報江戶幕府，性質就變了，由私變公，此仇非報不可。

武士是侍，是家臣，名譽不光是武士個人的事，也事關他所屬的“家”——藩的名譽與秩序。復仇是美德，卻也是責任，復仇者的命運爲之一變。早日凱旋，風光無限，不然，這輩子爲復仇而生，顛沛流離。時間能消磨一切，當初的激情也日益淡薄，反倒被複仇的義務所折磨，承受孤獨與苦楚。沒有非凡的意志，難免不半途而廢。

1833年，酒井家的家臣山本三右衛門執勤時被盜賊龜藏殺害，女兒麗瑤決心復仇。叔父山本九郎右衛門願意協助，但勸阻麗瑤同行，約定由弟弟宇兵衛和他，還有家臣文吉，三人外出尋仇，發現了仇家再叫上她。經年累月，走了很多地方，最後卻聽說龜藏又回到江戶。九郎右衛門在神田橋外的護持院原抓住了龜藏。叫來麗瑤，九郎右衛門給龜藏鬆了綁，麗瑤大喝一聲“替父報仇”，連砍三刀。龜藏血染夏草。

酒井家派來轎子迎接，對女性的義舉大加讚譽。又鑑於宇兵衛中途脫退，沉溺於青樓，未參加復仇行動，決定由麗瑤繼承山本家。九郎右衛門也增加祿米百石。森鷗外把這個事件寫成了小說《護持院原復仇》，他讓小說裏那位弟弟在尋仇的艱難中發生疑問：這麼消磨自己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靠什麼來支撐自己歷盡磨難?神佛真的會幫助自己嗎?

復仇路上故事多。很愛寫復仇故事的武士小說家池波正太郎說:復仇者和仇家都不斷地瀕臨人生的懸崖邊，逃走，追趕，展開必死的生活情景，那種狀態也多種多樣。不僅是他們二人，還有他們的家屬，以及環繞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時甚至在政治方面產生大問題，這樣就不是單純地描寫復仇，而是當作種種環境中發生的人的戲劇所共有的主題。

武士小說裏常寫到“奉命討賊”，執行主子的命令，或者殺姦夫淫婦，就不可以復仇。兇手要溜之大吉，當場殺了他，算作代權力處罰，親屬不可以復仇。復了仇，對方不能再反過來複仇。江戶前期，山形有一個叫阿部彌市左衛門的，爲人輕浮，被鬆井三七給殺了。彌市左衛門的弟弟與右衛門替兄報仇，殺了三七。本應到此爲止，但三七的弟弟權三郎又殺了與右衛門。與右衛門的外甥重太郎又爲舅舅復仇，殺了權三郎。權三郎的堂弟源八再追殺重太郎，下文不得而知。山形的藩主被幕府訓斥：縱容這麼殺下去，山形的男人不都得死光嗎!

助太刀

見人復仇，即便請求，衙役也不許出手相助，只能維護現場，處理後事。復仇者和仇家都可以找幫手，叫作“助太刀”。特別是女人或孩子復仇，大都要請人幫忙，當然是和死者關係比較深的人，同仇敵愾。因爲是助拳，不到萬不得已的關頭不出手。

津本陽有一個短篇小說，寫的是史上有名的高田馬場決鬥：元祿七年(1694)，村上莊左衛門吊兒郎當，被六十多歲的菅野六郎左衛門訓斥，懷恨在心，逼菅野決鬥。作爲武士，菅野不能不應戰。第二天早上，去高田馬場決鬥之前，派僕人市助給堀部安兵衛送去一封信，託付後事。他們是同一武館的好友。

安兵衛當即向主人告假，趕去助拳。雖然刀法已小有名氣，真動刀卻是頭一遭，路上喝了幾杯水酒壯膽。到場時決鬥已經開始了。村上一側有弟弟三郎右衛門和槍術師傅中津川祐見協助。村上和中津川夾鬥菅野，三郎右衛門對付市助。菅野已多處受傷。安兵衛憤然上前，接連把對方三人砍倒。菅野被擡回去，不治身亡。後來安兵衛參加赤穗事件，四十七士當中唯有他事前實際砍過人，切腹而死時年僅三十四歲。

因喝酒下棋而鬧翻，爲偷情奪愛而結仇，事情一開始就是愚蠢的，整個復仇也不過是一場愚蠢的行動。支撐行動的是個人的面子和孝心，無從上升爲國仇民族恨，給私仇一個臺階下，所以無化解可言。有時會說到正義，那其實是要求公平，即殺人償命。赤穗事件歸根結底也是爲公平而訴諸行動。五味康佑獲得芥川獎的短篇小說《喪神》寫父親與幻雲齋比武被殺，哲郎太投到幻雲齋門下，練成了本事，下山時回手殺死了送行的幻雲齋，絲毫不像中國的武俠總要爲情或義動搖、痛苦，用冤家宜解不宜結來昇華思想性。

福尾某的兩個兒子和家臣找森脅新右衛門報仇。家臣先混進森脅家，當上了持槍侍從，深得信賴。某日，兩個兒子扮作刀商，被家臣領進門。但森脅虎背熊腰，兩個兒子難以上前下手，敗興而去。家臣便坦白：你是我原先主君的仇敵，那兩個刀商就是主君之子，多年來一直要復仇，昨日總算得到了機會，卻不敢動手。請殺了我罷。森脅說：你是個忠臣，我照樣用你，你可以伺機殺我。雖然有機會，家臣卻始終鼓不起復仇的情緒。過了三年，森脅說：從今往後要死了心，給我當忠臣。家臣說：可我還是想去照看舊主君的孩子們。請辭而去。下文如何，未見流傳，看來是不了了之，彷彿奴僕替主子化解了恩仇。

　　原野上的雜草

江戶幕府日薄西山之際，儒學家阪井虎山作詩感慨復仇之兩難：若使無茲事，臣節何由力;若常有此事，終將無王法。王法不可廢，臣節不可已，茫茫天地古今間，茲事獨許赤城士。

1873年2月，明治政府司法卿發佈“敵討禁止令”，嚴禁復仇。令曰:殺人是國家的大禁，處罰殺人者是政府的公權。自古有舊習，把爲父兄復仇當作子弟的義務。雖然出於至情而不得已，但畢竟以私憤破大禁，以私事犯公權，因而擅殺之罪不可免。

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72至76年撰寫《學問之勸》，斷然否定復仇行爲，就國法之貴諄諄開啓民智：破國法復仇的赤穗浪人“其形似美，但其實無益於世”，算不上義士。當時日本的政府是德川幕府，淺野和吉良以及淺野家的家臣都是日本國民，契約了遵從政府的法律，受其保護。家臣們認爲裁判不公，爲何不向政府提訴?即便是暴政，起初不受理，或者抓人殺人，但四十七個人拼命說理，什麼樣的壞政府也終將服理，處罰吉良，糾正裁判。這才稱得上真正的義士。

過去不知此理，身爲國民，卻不顧國法之重，濫殺吉良，這是弄錯了國民的本分，觸犯了政府的權力，私下裁決他人之罪。所幸當時德川政府懲處了這些暴徒，圓滿收場。若予以赦免，吉良家族必然又報仇，殺赤穗家臣。而家臣的家族又報仇，攻擊吉良家族。冤冤相報無已，直至雙方家族朋友死絕乃止。無政無法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私自裁決之害國者如是，不可不慎。

但積習難改。1880年7月頒佈刑法及治罪法，可復仇討敵仍然被當作美談。這一年11月一個叫川上行義的，二十七歲當兵，得知父親被殺，便擅自離營，割下了仇人的頭顱，仿赤穗故事，供在亡父墓前，翌日自首。報紙大加報道，很快被寫成小說，搬上舞臺。國法卻容不得他，川上被判終身監禁，十五年後遇赦出獄，參加自由民權運動，五十四歲時刺殺政友，以報宿怨，用的是武州名匠鍛造的短刀，長九寸五分。被判刑十五年，出獄後又活了六年，壽終正寢。

長谷川伸卒於1963年，是小說家、劇作家，還開辦作家學習班“新鷹會”，培養了村上元三、山手樹一郎、山岡莊八、平巖弓枝、池波正太郎等一流武士小說家。晚年所作《日本復仇異相》，描述了一些特殊的復仇事例。有人說，復仇好似正義原野上生長的雜草，越是在人心中蔓延越需要法律努力拔掉它的根。武士小說本來以抗拒日本現代化爲基調，更像是與法律作對，用所謂正義或人情扶植這雜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