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義德的生平如何？有着什麼樣的故事？

杜義德將軍是從大別山區走出來的老革命前輩，他爲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立下了赫赫功勳，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文武雙全，劉伯承元帥曾稱讚“杜義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雙全。”這位軍政兼優、文武雙全的開國將軍，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許許多多氣壯山河和耐人尋味的故事。

1955年，杜義德被授予中將軍銜。

與許多革命者一樣，杜義德參加革命前也是貧苦工農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由於家境貧寒，杜義德只讀了8個月的私塾，才八九歲的年紀就給地主放牛，15歲那年因到武漢當學徒工，受盡了老闆的欺凌，他想不通爲什麼世界會有那麼多不公平，不合理。在這個黑暗的舊世界裏，人民的苦難似乎沒有盡頭。作爲一個有着滿腔熱血的年輕人，當時的他多麼渴望光明能早日到來，解救被壓迫的窮苦百姓。

杜偉說，父親的革命信仰的建立，起始於在湖北木蘭山做工的那段歲月。那時，父親白天干活兒，晚上就到李先念同志那裏聽他講《共產黨宣言》，這讓父親眼前一亮：自己一直夢寐以求改變窮人受奴役受壓迫悲慘命運的真理，在這裏找到了。從那以後，父親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爲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爲了人民的解放，他選擇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父親和家鄉的100多個赤衛軍一起參加了紅軍，被編入紅11軍31師4大隊。

紅軍長征初期，杜義德先在紅四方面軍第89師和91師任政治委員，後來到方面軍總部任徐向前總指揮的作戰參謀。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黨中央決定兩大紅軍主力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開闢川陝甘革命根據地。杜義德任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縱隊司令員、四局局長。他帶部隊三過草地，歷盡磨難。在戰鬥中與紅軍總司令朱德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杜義德既會打仗又會做政治工作是出了名的。參加紅軍後，杜義德經歷了無數次的戰火考驗。不僅使他積累起更多的作戰經驗，也使他的革命信仰更加堅定。杜偉說，父親軍政素養的不斷提高，也得益於毛主席的幾次教誨。

1936年，杜義德(左起)、傅鍾、莫文驊、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在延安。

能夠當面聆聽毛主席的指示，這讓杜義德十分興奮，毛主席講的字字句句，他都始終記在心裏。杜義德堅信，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中國人民的希望，就是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行動指針。在以後的日子裏，杜義德十分注重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研究，在帶兵打仗和部隊建設中活學活用。

王近山爲“美人”拿槍對準杜義德採訪中，杜偉還提起他父親與猛將王近山的一段故事。1935年，時任紅四軍第十師二十八團團長的王近山，繳獲一批阿拉伯純種馬，四肢細長，蹄上有小毛，動作靈敏輕快。王近山稱之爲“美人”。然而，就是這樣的“美人”，讓王近山拔出手槍頂住了杜義德的腦門。

當時，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王近山和他的部隊及他的“美人”，直插江邊，準備過橋。負責渡江過橋秩序的杜義德，看到竹扎的浮橋在江水的衝擊下，早就搖搖晃晃了，過人都已十分勉強，哪能經得起馬兒的折騰?杜義德厲聲喝道：“人從橋上過，馬從水裏蹚!”原本，戰馬蹚水本屬經常。可是，王近山嬌貴自己的“美人”：“他孃的，不行，得從橋上過!”

“當!當!”杜義德擡手兩槍。最前面的兩位“美人”，當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壯烈犧牲”。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鮮紅血水，頓時心疼地破口大罵：“你個二桿子，敢打我的馬，老子斃了你!”

杜義德也不是吃素的，還口道：“你幾匹馬算個啥?你瞎眼了，沒有看見天上敵機飛，地上敵人追啊!戰士過不了江，你腦袋開花吧，敢斃我?二桿子!”“看老子敢不敢!”說着，王近山拔出手槍，頂到了杜義德的腦門兒上。

這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騎着高頭大馬疾馳而來。一問原委，徐向前劈頭蓋腦對着王近山一頓臭罵，直罵得王近山臉紅脖子粗，乖乖地認了錯，纔打馬過江而去。過江後，杜義德笑着問：“原來你就是‘王瘋子’，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較勁了!呃，你說，你真敢槍斃我?”

王近山也笑了：“你真當我是‘瘋子’?我瘋那是對敵人，還能把槍裏的子彈對着自己人打呀?不是剛纔被你氣瘋了嗎?”倆人相視而笑。

沒有想到，這對不打不相識的“二桿子”，以後竟成了搭檔，而且搭檔的時間還挺長。

做學生、當副校長抗戰前夕，毛主席找杜義德談話：“杜義德，你才二十幾歲，來日方長，要好好學習。是不是去住一段學校?”參加革命以後，杜義德幾乎是一個勁地打仗，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身上九處負傷，但他還是喜歡打仗。尤其是這次西路軍的慘敗，他心裏總是堵得慌。於是就說：“主席，我還是想帶兵打仗。”

毛主席說：“仗是有你打的。學習不是撤職，是爲了更好地打仗。現在正在醞釀國共聯合抗日，今後的對手是日本鬼子，會有你用武之地的。”杜義德一聽，只好說：“主席，聽你的，讓打仗就打仗，讓學習就學習。”毛澤東說：“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吧。”幾天後，由毛澤東介紹，杜義德進入抗大學習。

1948年，中原野戰軍第二、六縱部分領導：陳再道、孔慶德、王近山、杜義德、範朝利、鍾漢華。

當時，紅軍抗大剛從保安遷到延安，改名爲“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是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十分重視抗大的建設，親自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他還多次到抗大作報告和講課。

有一次，毛澤東在講課中指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個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即改造自己的主觀能力。”課後，杜義德問毛澤東：“主席，我們來抗大學習就是來改造自己的，對嗎?毛澤東笑着說：“你這樣看是可以的。你有許多經驗，經過學習、整理，上升到理論，你就更聰明瞭!這不是改造嗎?當然，是越改造越聰明，越改造越能幹了。”

杜義德說：“看來，學習、改造也沒有頭。”毛澤東說：“說得對!我們就是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杜義德如飢似渴地學習文化，學習政治、學習軍事，進步很快。畢業後留在抗大，先任五大隊一隊隊長，後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隊長。

1938年10月，抗大一分校由延安遷到太行山區。不久，杜義德到八路軍129師，任隨營學校副校長。1939年9月，日寇侵華氣焰日益囂張。本想在戰場上與日軍大幹一場的他，卻被劉伯承、鄧小平另委重任。杜義德回憶說：“有一天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找我去談話，談話開門見山。劉伯承說：隨營學校現缺個副校長，組織上決定要你去。”

對於杜義德來說，上前線打仗他駕輕就熟，而辦學校卻是頭一回。學員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給學員們掃盲，教授語文和算術。語文從認字開始，逐步達到閱讀報紙、寫日記;算術要求學會加減乘除法。對成績好的學員獎給香皂、紙、毛巾等用品。由於部隊新兵多，軍事課甚至要從練立正、稍息開始。

平時以連隊爲單位教學，遇到敵情分散教學，而更多的時間則是利用行軍中的休息、宿營後和集合出發前的空隙進行講課或組織討論。

在軍事學習上，學員來自前線，把他們各自戰鬥中的生動實例，拿到學校來，加以總結提高;學員們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學校將校長劉伯承寫的《抗日遊擊隊四個基本任務》《抗日自衛隊三個基本任務》《論游擊戰爭與運動戰》等軍事著作當作教材，結合實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