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賣國”案真相揭祕 究竟誰纔是真正的“賣國賊”

1960年前後的幾年裏，人類學家田汝康一直對一個問題如鯁在喉，那就是史學界突然對一個歷史人物——杜文秀的評價來了個大逆轉：他原本被視爲反抗清朝腐朽統治的農民起義英雄，現在，他卻成了爲一己私利不惜勾結英國出賣雲南的反動派。

十九世紀中期，以太平天國運動爲代表，衆多農民起義遍佈中國，於1855年爆發的雲南農民起義就是其中重要之一。起義軍在首領杜文秀的領導下，攻佔大理府，建立起大理政權。1873年，在清軍的圍剿之下，杜文秀起義失敗。

在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杜文秀都被視爲“革命英雄”。但不久，情況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史學界幾乎一致的指責杜文秀爲“賣國賊”，連中國史學界的泰山北斗范文瀾、郭沫若都持此種觀點。

然而，一貫嚴謹的田汝康並沒有隨波逐流。田汝康本是人類學家。1945年他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人類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去馬來西亞進行社會調查，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田汝康回國，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

田汝康在歷史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在國內對杜文秀的一片痛罵聲中，他卻持懷疑態度。他早年留學英國時，曾在倫敦印度事務部的圖書館翻閱過相關的歷史檔案。他可以肯定，杜文秀絕不是“賣國賊”。“出使”英國賣國的，是他一個名爲劉道衡的部下。

《上杜公書》

劉道衡，雲南文山人，在與杜文秀髮生關係之前，史學界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他生平的真實記載。將劉推到歷史前臺的是一篇於後世發現的文獻《上杜公書》。國內最早發現《上杜公書》是史學家白壽彝。《上杜公書》本是劉道衡爲自己的文章所編的一本詩文集中的一篇，白壽彝將此文列入了他所編的《回民起義》一書中。1952年，范文瀾任總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將《回民起義》收入其中。

按照文獻的說法，這是劉道衡上給大元帥杜文秀的呈文，“杜公”即杜文秀。呈文的時間大概是在1870年前後。當時中國發生了規模龐大的西北農民起義，不過受到了左宗棠的嚴厲鎮壓。同時，清朝也正加緊鎮壓杜文秀政權。

在《上杜公書》中，劉道衡爲杜文秀設計了一個大膽的計策，核心就是欺騙英法兩國，使其出兵北京滅掉清朝。劉道衡想借助英法的力量來減輕清軍對大理政權的壓力，但又怕英法看不上這個偏據一隅的小政權，於是先僞稱正在西北五省起事的起義領袖們派密使上書杜文秀，請求其遣使從雲南通過海路出使英法兩國，請英法在北京舉事，只要英法在北京一舉事，西北的起義首領們便立即出兵中原，杜文秀也可以馬上從雲南出兵。幾方力量一起滅掉清朝，然後奉英法做宗主。

批評杜文秀爲賣國賊的學者們把《上杜公書》當成鐵證，認爲杜文秀同意了劉道衡這個呈文，於是派他出訪英國。但田汝康通過查詢英國檔案，發現這樣的推理是荒謬的。

根據英國駐緬甸殖民政府行政日誌，劉道衡最先跟英國人接觸並不是受命於杜文秀，而是受杜一個名爲柳映蒼的部下的指派。杜文秀的大本營在大理，柳映蒼駐守騰越，也就是現在的騰衝，兩地相隔不遠但交通不便，事實上，杜文秀對柳的控制並不嚴。

歷史上，騰越與緬甸之間有着通商的傳統，雙方常年在曼德勒以北的一個地方開展互市貿易。騰越的上層人士每年從貿易中獲利頗豐，柳映蒼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前後，清軍對雲南起義的鎮壓力度越來越大，並且切斷了騰越到緬甸的商路，使得騰越的收入與物資供應吃緊。所以，柳映蒼迫切需要開通一條新商路，無奈之下他派出一個使團去緬甸商討通商事宜。使團爲首的是柳映蒼的岳父馬似龍，劉道衡是隨行人員之一。

　劉道衡變身

根據英緬政府行政日誌的記載，馬似龍和劉道衡的使團於1871年9月到達緬甸八莫。在這裏他們會見了英國駐八莫政治代表斯比爾曼。此時英國已經在緬甸設立了殖民政府，這個代辦處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成了操縱大理政權的機構。

馬似龍向斯比爾曼提出了開通新商路的要求，並暗示英國可使用武力打通此商路，但斯比爾曼表示英方不想介入起義者與清政府的紛爭。

馬似龍使團在八莫碰了釘子，於是提出會見英緬政府駐曼德勒的政治代表司徒羅弗，也就是斯比爾曼的上司。然而，令馬似龍失望的是，司徒羅弗給出了同斯比爾曼一樣的答覆。馬似龍只好返回八莫，並於次年1月返回騰越。

按理說，使團是離開了緬甸。但劉道衡卻消失了，他去哪兒了呢?不到一個月之後，司徒羅弗的行政日誌中出現了一個自稱來自大理的使團。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劉道衡。他此時的頭銜升級成了“首席大臣”。劉道衡聲稱，他是杜文秀的“義子”，此行是奉杜文秀之命準備出使英國，並攜帶了杜文秀準備上呈英國的《上英皇表》。

《上英皇表》寫道：“中華總統兵馬大元帥，臣杜文秀，謹表呈大英國皇上陛下，俯請聖安，伏乞鑑納事……臣等深慕大德，遠獻愚忠;如蒙俯納，遣發飛龍之師，願效前驅，成逐鹿之志……”

根據田汝康的分析，這《上英皇表》是劉道衡自己搞出來的。這是因爲，其一，表中文字的筆跡與劉道衡寫給英國官員的另外兩封信的筆跡相似，田汝康請筆跡專家鑑定的結果是，它們同出一人之手，而這兩封信是劉以後在倫敦寫的;其二，《上英皇表》落款的日期是馬似龍使團從曼德勒返回八莫之前，這時劉道衡不可能回到雲南;其三，《上英皇表》的印章與大理政權通常所用的印章不同。

由於《上英皇表》是倫敦印度事務部的檔案，史料價值極高。可以斷定，劉道衡不可能是杜文秀所派，他消失的這段日子最有可能是留在曼德勒，而且不知通過什麼途徑搞到了若干隨行人員、馬匹和不少物資。聯繫到《上杜公書》，我們可以猜測這個大膽的劉道衡此時要自作主張“出使”英國了。

他拜會了司徒羅弗，但司徒羅弗很快識破了他“大理使團首席大臣”的假身份。按說劉道衡的鬧劇該到此結束了，然而另外一件事的發生卻讓這個歷史玩笑繼續開了下去。

據倫敦印度事務部《印度機要文書》等檔案記載，當時的緬甸國王曼桐正在籌劃派使團赴倫敦進行正式訪問。當時緬甸在名義上仍然是一個獨立國，使團繞開了英緬殖民政府直接與倫敦聯繫，這引起了英緬政府的極大不滿。不甘被曼桐輕視的英緬政府想到了“大理使團首席大臣”劉道衡。

在英緬政府看來，如果能使“大理使團”在倫敦受到高規格的接待，就可以將緬甸使團比下去，他們就可以出一口被輕視的惡氣。在英緬政府的策劃下，劉道衡與他的使團成員都搞了一個阿拉伯稱呼，劉改名爲“哈桑親王”，副使叫“優素福親王”，翻譯叫“伊布拉木汗”……而杜文秀也被他們封爲“蘇丹蘇里曼”。“大理使團”一行立即被送往仰光。

隨後，英緬政府通知印度的英國殖民政府，“大理朝廷持有蘇丹蘇里曼的友好賀詞”將赴英國，文書特別指出，杜文秀目前是中國西部地區的統治君主，“哈桑親王是蘇丹蘇里曼的兒子”。英緬最高專員祕書惠勒甚至建議英印政府給劉等提供赴英路費。惠勒在給倫敦政府的印度事務部的文書中囑咐說，“要好好招待，不要粗糙地傷害蘇丹的友誼。”

由於曼桐此前曾離間英印政府與倫敦的關係，同樣對曼桐不滿的英印政府不但爲劉道衡一行提供了路費，還派遣了兩個文官陪同護送。爲了與緬甸使團搶時間以最先趕到倫敦，英印政府更是不待倫敦印度事務部的批准，就將劉道衡一行從加爾各答打發上船出發。

但到了倫敦，劉道衡一行卻沒像英緬政府希望的那樣受到款待。

“出使”英國

這一時期，英國已經確定了支持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從一開始，倫敦政府就不歡迎劉道衡一行。人雖然來了，但印度事務部大臣阿吉爾公爵始終不出面，一切都由政務次官凱·約翰來敷衍，劉道衡壓根就沒機會見到更高級別的官員。同時，倫敦政府對此事處理得極爲低調。

據印度事務部檔案《致印度文書》記載，劉道衡一行到達倫敦後被安排到了一個很普通的旅館裏，生活費用由印度事務部支付。阿吉爾與凱·約翰曾就具體金額曾反覆討論，劉道衡一行的生活標準也就越來越低。

1872年6月11日，劉道衡正式向倫敦政府遞交了《上英皇表》，並會見了凱·約翰。當劉道衡終於向英國人說出了他那個藏於心中多年的、聯合英國推翻清朝的構想時，凱·約翰被震驚了。事後，凱·約翰立即向阿吉爾公爵報告說：劉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基於對英國政策和習慣的愚昧無知”，“簡直是荒謬，因而必須予以堅決的回絕或是爽性置之不理”。

凱·約翰建議阿吉爾立即將劉道衡一行打發走，阿吉爾回覆，“立即，或是讓他們準備一下快點走。”

但劉道衡直到9月份才離開倫敦。歸途中，他們經過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時，劉道衡曾企圖會見土耳其蘇丹，但沒成功。

與劉一行相反，緬甸使團受到了倫敦政府的隆重接待。英緬政府和英印政府通過劉道衡打擊緬甸使團的期望落空了。從劉道衡離開前一天起，倫敦《泰晤士報》連續發表了兩篇關於這個問題的通訊，同時還有一封讀者來信和一篇社論，批評倫敦政府忽視打開雲南通商道路的重要性，還批評倫敦政府接待緬甸使節與雲南使節差別太大，因爲按“熟悉那個地區的人士”的看法，雲南起義者遠較緬王來得重要。

劉道衡一行回到仰光後，依然受到了英緬政府的隆重接待。在回到仰光之前，大理被清軍攻陷，杜文秀起義失敗，劉道衡無須回去“覆命”了，便從此留在了仰光。

至於劉道衡最後在緬甸的歸宿，根據英緬政府《曼德勒行政日誌》等檔案的記載，事情大概是這樣的：

1857年，印度大起義失敗後，英印政府將莫臥兒王朝末代帝王巴哈杜沙及其家屬被幽禁在仰光。1866年，巴哈杜沙去世。1871年，巴哈杜沙12歲的孫女洛努克按照習俗應該婚配，但由於各種原因一直拖到了1877年都沒找到對象。這也讓看管負責巴哈杜沙家屬的英緬政府頗爲頭疼。此時正好有人找到了“哈桑親王”劉道衡，劉滿口答應。

然而，劉道衡在允婚之後卻不舉行婚禮。他對英緬政府說，他沒錢養活洛努克，必須給他一筆固定的生活費，他才舉行婚禮。英緬政府非常憤怒，但也沒有辦法，最後答應給予劉道衡每月200盧比、洛努克每月250盧比的固定贍養費，併爲之興建了一座住宅。

就這樣，劉道衡將金錢與異國公主一起攬進了懷裏，從杜文秀的“義子”變成了莫臥兒帝國末代帝王的孫女婿，而他的膽大妄爲卻在數十年後讓老上司杜文秀背上了“賣國”的黑鍋。

　　都是政治惹的禍

杜文秀冤案並不是簡單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據馬來西亞一本文獻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中科院現代研究所一位年輕的研究員根據一些三手材料寫出一篇文章，指責杜文秀意圖出賣雲南給英國，“遣使訪英”就是證據。一位領導看到此文後，約見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名人物范文瀾等人，在談話中，還將杜文秀案與新疆的阿古柏聯繫在了一起。

范文瀾在1955年之前就出版過幾個版本的《中國近代史》，其中並沒有涉及杜文秀賣國的事。然而，到了1955年出版《中國近代史》時，他卻寫進了這樣一段話：

“1871年，杜文秀使義子艾山往倫敦出賣雲南。英國政府利用泛伊斯蘭主義這個反動旗號，指使艾山到土耳其講具體的出賣條件……杜文秀是中國人，竟敢出賣祖國的雲南和雲南的各族居民，從他勾結英國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義軍的代表而是祖國和起義軍的叛賣者。”

此後不久，郭沫若承襲了范文瀾的說法，並加以發揮，他在《中國歷史》(初稿)中寫道：英國“給杜文秀大批軍火，幫助建立兵工廠。在緬甸八莫專門設立了政治商務代表處，操縱大理政權。杜文秀在英國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稱撒裏曼蘇丹，改年號，造宮室，建立了一個所謂‘獨立國’……1871年更派他的兒子訪問英國、土耳其，準備進一步出賣祖國。”

那時，替杜文秀翻案，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紮實可信的證據。此前，少數幾個學者如吳乾就等人就因爲證據不夠紮實，而被扣上了“替叛徒辯護”的帽子。於是，心有所疑的田汝康沒有急於撰文，而是首先輾轉通過各種途徑向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索要相關檔案。由於當時中英尚未建交，直到1962年，相關檔案的影印件才寄到田汝康的手上。

在1963年第4期的《歷史研究》上，田汝康發表了題爲《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他引用了包括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國官員《治緬回憶錄》、《倫敦每日電訊報》等大量外文資料，證明所謂的杜文秀派人出使英國，其實是劉道衡的個人行爲。但鑑於當時的政治氣氛，田汝康又在文末加了一個小尾巴——“但究竟杜文秀應負什麼責任以及其原因何在，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文革結束之後，田汝康又收集了其他資料，將1963年的論文進行了重寫，先後寫出《杜文秀使英問題辨誤》、《杜文秀對外關係以及劉道衡“使英”問題的研究》兩篇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田汝康不再含糊其辭，而是明確表示，劉道衡“使英”與杜文秀完全沒有關係，所謂杜文秀賣國其實是一場歷史冤案。

可以說，田汝康的文章扭轉了國內史學界對杜文秀的主流看法，包括羅爾綱等人紛紛撰文支持田汝康的觀點。

難得的是，當范文瀾看到田汝康的文章後，主動給田汝康寫信向其借閱影印檔案。不過，田汝康將檔案寄給范文瀾之後不久，文革就開始了。范文瀾擔心影印檔案在他那裏會出意外，就又寄還給了田汝康。1969年，范文瀾逝世，我們再也無從得知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