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爲什麼臨終前要把所有存款上交黨費？妻子爲什麼要阻攔？

1952年，陳永貴接替主動讓賢的原支部書記賈進才，出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在環境非常惡劣的的大寨村，他帶領農民艱苦創業，從山下用扁擔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災八難”年，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一段乾旱，春播時的澇災，大寨被蹂躪得泥濘不堪，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但大寨人憑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靠着打滿補丁的雙肩和長滿老繭的鐵手發展生產，重建家園。

這個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了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當年年底，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社員們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新房。

大寨人戰勝天災的事蹟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學大寨的高潮。陳永貴在省農業勞模大會上介紹了大寨的經驗。

他的講話在全省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講話後，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後非常動情地說：“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複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

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之後，陳永貴從虎頭山走進中南海，成爲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卻堅持在地裏勞動，不拿國家工資……

在1975年1月13日開幕的四屆人大會議上，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同時產生了12位副總理，文化水平很低的陳永貴名列其中，排名第七。

當時，中央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住在釣魚臺3號樓。

1975年5月初，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批准他經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昔陽抓點，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

在這封信裏，陳永貴還向毛澤東申請搬出釣魚臺。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開會。他走進會議室，在沙發上坐下，開口就問：“永貴同志在哪裏啦?”陳永貴忙站起來回答。接着，毛澤東讓陳永貴坐到了自己身旁。

此時，毛澤東把陳永貴寫給他的那封關於搬出釣魚臺和三個三分之一工作計劃的信還給陳永貴。陳永貴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邊有毛澤東的親筆批示：“同意。釣魚臺無魚可釣。”

毛澤東對陳永貴說：“你那個三三制很好呀!”“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嘛!”接着，毛澤東又說：“永貴提出搬出釣魚臺，我同意。釣魚臺無魚可釣嘛。”

1975年8月中旬，陳永貴從釣魚臺搬到了交道口一條衚衕的小院裏。

陳永貴在京貴爲國務院副總理，但家人沒跟上享福，嚴於律己的他叫妻子帶着孩子在大寨掙工分，連城市戶口也不給她們轉。山西地方上的領導曾經揹着陳永貴給他的家屬轉過戶口，還想把她們送進京，手續全辦了。陳永貴獲悉後拍桌子吼道：“誰辦的!我不同意!誰

敢!”結果，此事自然就黃了。

陳永貴當上副總理後，其妻宋玉林一直在村裏辦的託兒所給人看孩子。到大寨來參觀的國家領導人和外國客人提出要見她，她不好意思，覺得自己衣服也不乾淨，穿得也不好，就到處東躲西藏。可是陳永貴不在乎，非要找她出來不可，並對她說：“你有什麼不好意思見

人的?勞動最光榮。”還開玩笑道：“有人造謠，說我娶了個20多歲的大姑娘，你也讓大家看看嘛。”

作爲副總理，按級別中央是要給配專門廚師的，可陳永貴寧肯自己做飯，也不要這個廚師，爲什麼?就爲每個月多出來的50塊廚師補助。

令人無法相信的是，陳永貴這位副總理自己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在那個年代，身爲副總理的陳永貴竟然有時自家的口糧不夠吃，就多吃些雜麪。

宋玉林心疼丈夫，經常單獨給他做碗白麪麪條吃。可是後來她發現，給陳永貴盛一大碗他說吃不了，改盛一小碗他還說吃不了———他是要分出一些來給她和孩子們吃。

陳永貴身邊的工作人員覺得他窮，想給他增加點收入，就申請報客飯補助。陳永貴搬出釣魚臺以後客人多了，昔陽的幹部、各地的勞模、國務院的同事常來，按說這筆客飯補助也是個不小的數了。國務院正好也有這方面的規定，一申請就批了下來。但陳永貴卻拒絕報銷

，說，“我的客人讓國家報?退掉!”

到了植樹季節，身爲副總理的陳永貴經常參與植樹。一次，他從警衛班的戰士手中抓過鐵鎬麻利的挖樹坑，身手比年輕人還麻利呢。

他視察雲南、貴州，返回時發現隨行人員帶的有云煙和茅臺，發了一通火讓人家務必把錢寄過去。到拉薩視察，他不去布達拉宮參觀。他說：“莊稼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農田建設場面，纔是最美的!”

改革開放以後，陳永貴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

1986年年初，陳永貴肺癌晚期，到了交代後事的時候。

這時候他有一筆存款，到底有多少呢——半輩子摳下來的工資，以及農村老家舊宅基地補償做價款，總計8300餘元。

陳永貴彌留之際，立下遺囑：把這8300元全交了黨費。

但妻子宋玉林不幹，爲這事還跟他吵架了。

是宋玉林捨不得8300元錢嗎? 當然不是。

原因是很令人心酸的。宋玉林說：“還有幾個月老四就要參加高考，你不給他留點錢，他拿什麼上學。”

妻子宋玉林說的“老四”，就是他們的小兒子陳明亮。

家裏只有這8300元錢，妻子宋玉林說的也是實情，陳永貴還能說什麼，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改了遺囑。

臨終時，陳永貴掉着眼淚對即將參加高考的小兒子陳明亮說：“我原來打算再活四年，現在看來四個月也不允許了，陳家沒出過大學生，我想看着明亮大學畢業。”

他又說：人是註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爲一個農民，成爲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