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后死後諸呂之亂爲何迅速爆發 大臣們爲何等人死後纔敢動手

很多人都不瞭解呂后和諸呂之亂，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公元前180年，西漢朝廷的呂后剛剛去世，就爆發了“諸呂之亂”，在這場宮廷鬥爭中，曾經威風八面的呂氏遭到了滅頂之災：“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這不禁讓人產生一個疑惑：那些功臣、藩王爲啥等到呂后死後纔對諸呂動手?只是因爲害怕呂后嗎?

實力對比是次要的，行動的合法性考慮才最關鍵。也就是說：呂后活着時，功臣們對諸呂動手是師出無名的;但在她死後，則理直氣壯。

也許是因爲武則天、慈禧的反面案例，咱們對古時後宮女性“垂簾聽政”的做法極爲反感，甚至有“牝雞司晨”之類的貶損。但在實際上，在古代帝王年紀尚幼時，他的母親(即太后)臨朝稱制、代爲處理朝政其實是很合理的，在歷朝歷代都屢見不鮮，即所謂的“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符合封建政治邏輯。

而呂后則更加名正言順。

首先，“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呂后是劉邦的結髮妻子、身份名正言順，而且勞苦功高、個人能力極強，韓信、彭越這些劉邦想殺卻又不好意思撕破臉的功臣，都是由呂后操刀除掉。

呂氏家族其他成員同樣不容忽視，呂后的哥哥呂澤、呂釋之，妹夫樊噲都因戰功封侯，是功臣集團中的實權派;

其實這就是在與戚夫人的爭儲之戰中，呂后能得到功臣集團全體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二，劉邦的認可。劉邦在病重去世前，曾與呂后交流接下來幾任丞相的人選，這就意味着，他已賦予了呂后在漢初政治中的地位;

其三，現實的需要。西漢初年挑戰重重，對外有強悍的匈奴威脅，對內經濟凋敝、人口銳減、國弱民貧，功臣勳舊羣體的利益需要調和，這些都要求在位的統治者具備足夠的能力、資歷與威望。而漢惠帝年僅十六歲，且性格溫和柔弱，顯然難以獨自肩負起這份責任。

而呂后則能夠很好地滿足這份需求，她的資歷、見地、權勢、威望和手段，與那些男性功臣相比絲毫不落下風;而且劉邦在世出征時，她已經時常鎮守長安，處理政治事務駕輕就熟。因此，在劉邦駕崩後，呂后對草創的西漢朝廷而言無疑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因此，在劉邦死後，勞苦功高的呂后以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合情合理、正當合法，這也是朝野上下接受她實際執掌朝政的原因。

那麼，爲什麼在其後呂氏聯繫掌權十多年，甚至違背劉邦留下的“白馬之盟”、肆意分封諸呂爲王、打壓迫害劉氏宗室的情況下，一直沒人挺身而出、甚至接受現狀呢?

首先，呂后雖然對情敵戚夫人手段狠辣，對劉氏宗親也毫不客氣，但對功臣集團的利益則毫無侵害，比如她完全按照劉邦的遺命，安排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主政，並沒有刻意培養自己的官僚派系;

其次，呂后雖然違規提拔諸呂爲王，但她跟後世的武則天不同，所作所爲的本質只是爲了維護家族利益，沒有絲毫要改朝換代的想法。

其三，呂后雖是“女主”，但她在位期間頗有合格政治家的風範：

她沿用了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的思路，不擾民、不殃民，注重發展民生;支持漢惠帝廢除挾書律等秦朝時期的苛政，在政治、經濟上全面“順流與之(民)更始”，推行仁政、刑罰罕用，經常大赦天下，吻合了常年戰亂後中原社會的現實需要。

《史記》稱，在呂后當政期間，“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天下晏然，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西漢王朝的民生、經濟等逐漸走上正軌，爲其後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

因此，在這十幾年中，即使呂后的一些做法有過界之嫌，但那些功臣、宿將、諸侯王，頂多在私下表達下怨氣;在明面上，無論從法理、道義、實力對比層面來看，他們都不得不接受呂后的威壓。

但隨着呂后的去世，諸呂就徹底失去了繼續大權獨攬的理論基礎;若想維持現狀，他們只能保證自己具備足夠的實力、強悍的意志。可惜的是，諸呂的“官二代”們並沒有這份能耐。

也許是太過於急切地想保證呂氏家族的利益，聰明一世的呂后忘記了“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的道理。她知道功臣集團對自己的行爲不滿，於是在去世前，刻意讓自己的侄子分管禁軍，保證“槍桿子”在家族手中。

在去世前，她甚至再三吩咐呂產、呂祿：“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即她已經預測到了功臣們會有所動作，因此叮囑侄兒們一定要牢牢掌握軍隊，千萬不要擅自離開宮城，甚至不要給自己送喪(後世的曹爽明白這道理就好了)。

可惜呂產、呂祿並沒有父輩那樣的能力與膽色，最終被莫須有的罪名連根拔起。

史書稱，“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但任何史料中都不能提供他們“作亂”的證據。從道理上來說，他們掌握了朝廷的武裝精銳，位居王侯，還掌握了幼主，維持現狀對他們而言是最有利的，爲什麼會主動挑起政治動盪?

而且，隨後呂祿在酈寄簡單幾句說辭下，就主動交出了將軍印緩、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太尉周勃，其後隻身離開，這哪裏像有野心的陰謀家?

而掌握南軍的呂產即使聽說情況有變，卻也沒有采取任何舉動，而是在未央宮門外來往徘徊，隨後看到有士兵前來就連忙逃跑，最終被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廁所裏殺害，全程沒有體現出一絲的反抗、“作亂”跡象。

而這場政變爆發，距離呂后去世僅僅十幾天，充分說明這一事件早有預謀。因此，所謂的“諸呂之亂”只是成王敗寇的蓋棺定論，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諸呂的最大罪過，就是違背了當初劉邦跟功臣們之間達成的潛規則：“‘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呂后在世時，還能爲這一違規操作提供道義上的庇護;而在呂后死後，這一法理基礎已經消失。

爲了消除這一政治不平衡狀態，以陳平、周勃爲代表的功臣集團，聯合齊王劉襄等宗室藩王，集體對呂產、呂祿領銜的諸呂發難，其後對權力進行重新分配。

說白了，“諸呂之亂”確實是一場宮廷政變，不過發起方並不是呂氏，而是功臣集團。但他們手上掌握了劉邦的“白馬之盟”這一道義制高點，其後又迎立漢文帝、捧起了一代明主，所謂成王敗寇，由此讓他們的這一政變成了正義的代名詞。

但說白了，所謂的“諸呂之亂”，只是陳平、周勃這些老江湖捏軟柿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