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能得到君王的禮待，爲何得不到重用？

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孔子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孔子和孟子，作爲思想家，他們創立和發展的儒家學說，在本質上是一種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學說，而並非政治學說，也並非是可以實施的治國理政的方略。也就是說，孔子和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們的政治思想，在戰國那個時代，僅僅是空想，是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孔子幻想的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的美好生活，我們可以看作是烏托邦，是原始的共產主義。當然，他所設計的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在今天已經實現，這也說明孔子的遠見卓識。但在那個時候，並不適合春秋時期動亂的國際秩序。

孟子追求的是仁政，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以人爲本，他所幻想的仁政和王道理想，是典型的以民爲本和以道德治國的理念。當然，孟子不僅精通哲學和辯論，對稅收等經濟學還是比較精通的，他設計的道路，其實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孔子指出，善政要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是庶，也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第二部是小康社會建設，也就是富，第三部就是加強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加強文化教育，提升老百姓的道德水平。不可否認，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在遠期規劃上來看，是比較有遠見和可行的，問題是，這需要時間來實現。

更爲重要的問題是，戰國時代，時間是各諸侯國的最大敵人。沒有一個國家能有安穩的和平的時間。大國忙着發動戰爭爭霸做老大擴張國土，小國忙着拍大國馬屁抱大國大腿左右逢源以求自保。當時戰爭的數量和規模都比春秋時期大大提升。據說整個春秋戰國時期，有500多個小國滅亡，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齊等七雄。就是這七雄還整天互相打來打去，哪有時間坐下來去搞什麼經濟，搞什麼文化和價值觀建設。所以孔子的思想不被採用，而孟子的主張更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實施。

也就是說，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而戰國時代，最有效的是富國強兵變法的四處征伐的霸道。

戰國是一個心懷鬼胎的時代，大國整天想着如何爭霸，小國想着怎麼在大國的夾縫中生存，所以，在諸侯國國君們的眼裏，孟子的思想“迂遠而闊於事情”。目光敏銳的史學家司馬遷就說，“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司馬遷認爲，孟子拿一個方形木頭往圓孔裏面塞，結果可想而知。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王道就像是吃中藥，據說是副作用少，適合身體的調理，而霸道就是速效救心丸，緊急時刻來一粒，能救命。

“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實質上是儒家與法家的治國方略之爭。孟子是“王道”的忠實信徒和堅定倡導者，一生以反對“霸道”推行“王道”爲己任。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只要對百姓仁心慈愛，把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對諸侯國不要以力壓人而以德服人，諸侯國就會心悅誠服，慢慢地魏國就強大了，梁惠王就真的“仁者無敵”，成爲天下的王者了。孟子的“王道”思想聽起來很美好，但就像用中藥調理一個心臟病發作的病人，藥是好藥，但估計沒等到藥熬好，病人已經死了。所以，孟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三十年，也沒有一個國君肯實行他的“仁政”思想。道理很淺顯，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改革變法富國強兵對外征戰殺伐的“霸道”，纔是現實的選擇。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王道”理想的“詩與遠方”固然有文藝情懷，但能活下去才最重要。因此，孟子一生鬱郁不得志，他的“王道”思想也一直被認爲是“迂闊而遠於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