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知道嘉慶上位之後 和珅爲何沒有巴結嘉慶

對和珅那麼聰明，爲何不提前巴結嘉慶以避免嘉慶上臺處死他?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和珅不是沒有巴結過嘉慶。《清史稿.和珅傳》載：“(嘉慶)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佈，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以擁戴自居”，就是說在乾隆六十年，乾隆還沒宣佈要冊封嘉慶爲皇太子時，和珅就搶先給嘉慶送了一根玉如意，以示自己擁立之功。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和珅絕對是有巴結過嘉慶的。

但是，當時嘉慶的巴結有用嗎?答案是沒用，這點從嘉慶掌權後，將和珅送他玉如意一事定爲他所犯的第一大罪，就可窺知一二。

那嘉慶爲何不接受和珅的示好?而是乾隆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就要殺了他呢?

首先，個人認爲，嘉慶之所以要那麼急迫的將和珅誅殺，不是因爲個人恩怨，而是爲了清朝的江山永固。嘉慶對和珅的不滿，實際上並不不是對和珅個人的不滿(和珅雖貪，但對乾隆和嘉慶這對父子，他真的沒啥對不起的地方，那是忠心耿耿)，而是對以和珅爲首的乾隆後期那腐敗糜爛不堪的朝政的不滿。

在嘉慶看來，和珅是乾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盛的一個標誌。因此，和珅不除，清朝將永無寧日，其腐敗將繼續侵蝕着清朝這具已是步入頹廢的龐大身軀，如果再不阻止這種侵蝕，清朝將不會再有將來。

確實，乾隆初期，清朝歷經康熙、雍正兩朝，再加上乾隆的治理下，清朝雖然步入了極盛時期，但正所謂“盛極而衰”，自乾隆中期開始，因乾隆逐漸沉迷在這種所謂的成就當中，他不再是曾經那勤於政事、英明神武的皇帝，變成了一個只知貪圖享受，荒廢政事的昏君。

比如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歲的乾隆第四次東巡山東，這次乾隆巡視的目的不是爲了體察民情，而是爲了方便“受賄”。在巡視前，乾隆就暗地裏讓和珅通知各省督撫，他會在山東接受羣臣所孝敬的貢品。於是隨着乾隆的一聲令下，不但就近的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紛紛前來，就連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地方大員也都紛至沓來。此後，在山東的每個驛站都相繼出現這樣的一個奇景，因乾隆來不及派人接受這些貢品，所以每個驛站都堆砌着大量的貢品，而後是內務府的太監用一輛一輛馬車將這些貢品悉數運回紫禁城。

因乾隆的有意帶動下，乾隆晚期的清朝是盛行上貢之風。乾隆出巡，經過地方，地方官員要上“迎鑾貢”;乾隆去熱河避暑，各地督撫要上“木蘭貢”;大臣進京覲見乾隆，他們要上“陛見貢”;乾隆提拔加恩，大臣要上“謝恩貢”。此外，有些時候乾隆缺錢花了，但卻找不到藉口，無賴的乾隆索性就直接下詔各地督撫要“傳辦貢”。

因此，就是在乾隆帶頭接受貢品，甚至是推動上貢之風的作法下，清朝上下官場也開始興起了接受上貢的風氣，史載當時的清朝是“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即地方官上任，所屬官吏要上貢，督撫過境，所屬地方也要上貢。

如此，在上層統治者都這般肆無顧忌的受賄、索賄的風氣下，乾隆中後期，清朝的政治腐敗是如同細菌般在中國各個角落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乾隆用十餘年的時間，就將雍正花了20餘年才辛辛苦苦打造出的紀律嚴明官場變成貪污腐敗無孔不入的局面。而後，清朝也爲自己這樣腐敗無孔不入的官場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嘉慶元年，清朝爆發了席捲四川、陝西、河南、湖北等四省的白蓮教大起義，一時間大清朝是岌岌可危，隨時都有崩潰的態勢。

總得說，此時的清朝外表上還是那個繁榮昌盛的王朝，但實際上卻已是一個千瘡百孔，四處漏風的破敗王朝。

因此，對於嘉慶這位大清朝的新君來說，掌權後的他最需要做的就是想辦法解決清朝這日益嚴峻的腐敗問題，及如火如荼的白蓮教起義，如果解決不了這兩個問題，清朝離衰落，甚至是滅亡也就不遠了。

而對於嘉慶來說，要想解決這二個問題，他首要做的就是誅殺和珅。嘉慶曾說過“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盡是爲了自肥，大半也是爲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爲私貪，無非結交和珅”，“是以層層剝削，皆爲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可以說嘉慶看得很清楚，他清晰地認識到如果要想平定白蓮教起義，及遏制住遍佈清朝上下的貪腐問題，那他就必須先從誅殺和珅開始。

作爲當時天下貪官的首領，和珅若不除，則嘉慶整治官場腐敗的政策將無法推行於全國。而只有除掉和珅，天下臣民纔會明白嘉慶整治腐敗的決心，也纔會接受，及信服嘉慶所推出的治腐政策。

如此以誅和珅爲開端，嘉慶所推行的以整治腐敗爲主要目的的新政開始連綿不絕地從紫禁城傳到大清的各個角落中。

在嘉慶親政後的第二個月，嘉慶就發佈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而後在發佈這道上諭不足7天的時間，嘉慶就又再次發佈諭旨，廢除一切上貢，自此上至京城官員，下至地方官員，他們都不得再以任何藉口向他進貢。也就是在這道諭旨發佈不久，嘉慶就接到大臣的彙報，說去年葉爾羌進貢的一塊特大塊玉石，因道路難行，恐怕很難如期運抵入京，希望嘉慶批准延期。而此時，嘉慶並未批准延期，而是下詔：“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嘉慶絕對是一個政治能力極高的一位皇帝，他清楚地認識到，要想遏制腐敗，首要事情是誅殺和珅，再要做的就是嚴以律己，只有自己帶頭節儉，他纔有資格讓別人節儉，也才讓別人去信服他所頒佈的反腐政策。

在帶頭節儉後，嘉慶開始起復了一大批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王傑、朱珪、劉墉、董誥等德行很好，清正廉明的官員開始紛紛被重用，被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再之後，嘉慶在完全掌控朝中大權後，開始用重刑來整頓官場上的腐敗問題。

嘉慶四年(1799年)十一月，襄陽道胡齊侖因私扣銀二萬九千餘兩，並用於賄賂，嘉慶帝將其處死籍沒，同時接受胡齊侖賄賂的明亮、永保、慶成、鄂輝等地方大員皆處以籍沒其家;嘉慶五年(1800年)，漕運總督富綱因接受糧道、衛弁的數萬兩銀錢的賄賂，被嘉慶下令處死;嘉慶十一年(1806年)九月，直隸司書王麗南侵吞帑銀31萬兩，嘉慶大怒，王麗南被處死，同時獲銀萬兩以上官員處斬首刑，萬兩以下的官員遣戍黑龍江。

當然，嘉慶對貪官狠，但對能臣幹吏卻是厚待有加，比如嘉慶四年(1799年)九月，河南偃師縣民人楊道純上奏嘉慶，向他提出“除積弊、蘇民困以固國本;倉庫漕糧，實國之本而弊最大，請降旨嚴行飭禁”等建議，嘉慶看後十分讚賞，遂下詔將楊道純“以從九品未入流，交與直隸總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諮補”。

總得說，嘉慶整治腐敗的手段是極其嚴酷的，當時上至一品大員，下至微末小吏，只要是貪污，嘉慶多會執行殺無赦的殘酷刑罰，也就是在嘉慶這般殘酷的政治手段下，清朝的腐敗問題雖沒有被徹底解決，但卻得到了極大的遏制。同時因嘉慶開始不拘一格的重用那些有才幹的能臣幹吏，而這也給日益腐朽的清朝官場注入了一股純淨而又強有力的血液，如此在這些能臣幹吏的支持下，暮暮沉沉的清開始出現一絲勃勃生機，曾經對清朝有着巨大威脅的白蓮教起義，也在他們的協助下，得以平定。

當然，因清朝的問題早已是積重難返，乾隆年間所遺留下的問題早已深入到清朝的骨髓之中，所以嘉慶的治腐措施只是延緩了清朝的衰退，但卻未能阻止清朝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