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看似把匈奴趕跑了，其實最後雙輸了

自漢高祖開始，漢帝國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延續了五十餘年的時間，期間雙方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出現，這與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戰略構想有關。

當軍事鬥爭不再成爲主要的政治方向時，或者說，依靠武裝鬥爭的手段不能再獲得經濟給養的時候，經濟建設就成了新時期的政治主題方向。後高祖時代，也就是自漢惠帝、呂后執政時期起，漢帝國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經逐漸向經濟發展這個方向偏移。在文帝執政時期，尤其以經濟發展工作爲重。

建國初始的漢帝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濟供給處於極其緊缺的狀態中。彼一時，緩和雙邊矛盾，無疑是一種降低經濟建設成本的方式。簡而言之一句話：以空間換時間。這源於農耕經濟在穩定性、抗風險性以及可發展性上，與遊牧經濟相比較，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就是農耕經濟的高彈性所致，這意味着以同樣的時間長度爲限制條件，農耕經濟的發展速度要遠高於遊牧經濟。然而農耕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壯大，會對自然環境造成難以逆轉的破壞。典型的如墾荒、伐樹、興修水利工程等，此爲一則閒話。

文、景兩代皇帝執政時期，“和親”事實上成了緩和雙邊矛盾的政治手段。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助於殘破的經濟及早步入康復的軌道，而支付適當的穩定環境成本，對於整個社會羣落來說，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對外輸出經濟給養換和平，對於漢帝國這個新政權來說，同樣很有必要。因爲這是一個穩固政權的重要戰略方案。一般來說，外部的壓力大多不至於引起政權的變革，而內部的紊亂，則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續存。尤其是當血緣關係不再能約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就會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因此，這個時候的第一要務是集中力量消除、解決內部的矛盾。甚至可以這樣說，在沒有剪除新割據勢力前，試圖對外採取任何強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爲這極有可能會使江山色變，政權易手。以血爲代價得來的政權，任何持有者都不會寬容地允許他人共享，更不要談轉而易手的問題了。

無數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長城往往從內部崩塌。因而說若想攘外，必先安內。

漢武帝打了一場雙輸的戰爭

晁錯算得上是個有遠見的人，但是作爲從政者，他顯然於政治上不夠成熟，所以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人口爆發性增長，是社會羣落內不堪承受經濟壓力重負的開始。而經濟實力膨脹的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則是危及專制統治的潛流。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成了漢武帝時期嚴刑峻法的源動力。然而僅有這些還不夠，嚴峻的形勢逼迫着武帝必須以更激烈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經濟上要國進民退，維護住統治。毫無疑問，戰爭是最好的辦法。只有將國家軍國化，使得整個國家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才能保證這個社會羣落中的一切資源都能隨意地供統治者加以調撥、使用。製造對外矛盾，並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專制統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滅激增的人口，降低社會羣落內經濟的壓力。戰爭，這毋庸置疑的絞肉機，就是人口正增長的天敵。令統治者更爲津津樂道的是，這種消滅人口的方式，大多不會令其受到詬病，反倒是好處多多。尤其是在戰爭勝利後，獲得的經濟資源如土地，則成就了他們開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載入史冊的光輝政績。

這冷眼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目標：戰爭。於是在漢武執政年間，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戰爭。

事實上，漢武時期的戰爭並未如後世人們想像的那樣，憑藉武力打造了一個盛世，也沒有令生存在遊牧經濟環境中的異族屈服，更沒有讓他們恐懼到不敢來犯的地步。只是在耗盡國力，人口折損過半之餘，兀自多了些空曠的土地。人口的銳減，使得經濟資源寬鬆起來，被破壞的經濟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構建。於是新的仁政又來了，所謂的“盛世”再現了。而那巡睃在中華大地上空的專制靈魂，卻一直茁壯地成長着，直至步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