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最早穿西服但嚴旨禁教使乾隆閉關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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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最早穿西服的應該是雍正帝。至今，故宮尚保留着他的《雍正半身西服像》，那是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修道士郎世寧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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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大使麥德樂經澳門抵達北京，朝覲雍正帝，行跪九叩禮，獻大量禮物，懇請保護在中國澳門和內地的葡萄牙人。雍正允准，同意葡人繼續居留澳門，並在麥德樂返澳時，給予了特別的優待。

7月7日，麥德樂在張安多等傳教士及禮部大臣的陪同下，最後一次朝覲雍正帝。雍正特地選在北京圓明園。一進宮，只聽見禮部大臣“撲通”一聲，嚇倒摔地。

“當時的雍正，西裝革履，頸系領結，頭戴假髮，脣上貼了八字鬍，臉上撲了粉，鼻樑上還架了一副近視鏡，十足的一個假洋鬼子。”此等打扮，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有過表現，只不過換做了在上書房勤政的場景。

但，雍正帝穿西裝、戴假髮，對於中國而言，可是一次破天荒。

1716年，葡萄牙若昂五世國王將包括此車在內的一個特製專車隊送給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以炫耀其擁有廣袤帝國的皇權威儀

麥德樂朝覲雍正，是帶着目的來的。他作爲葡萄牙使臣訪華，不僅是爲了葡人在澳門的利益，還有另外一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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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充當中國和歐洲交流的橋樑和紐帶，將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又通過傳遞書信和翻譯典籍等方式把中國燦爛文化介紹給歐洲，使西方出現了“中國熱”。至康熙前期，中央集權統治尚不完備，朝廷致力於勘定內亂，對意識形態領域尚未進行嚴密的控制。朝廷對於仍遵循利瑪竇方針進行傳教、幫助清朝修訂曆法、製造火槍的天主教傳教士，採取了接納和寬容的政策。康熙三十一年(1692) ，公開允許天主教在華傳教，南懷仁、湯若望、郎世寧等傳教士進入朝廷擔任官職或畫師。

然而，1704年，天主教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公然下令，禁止中國教徒舉行祭祖、祭孔等活動，禁止把“上帝”和“天”作爲“天主”的別稱，並派特使鐸羅1706年來華談判。這徹底激怒了前幾年已介入禮儀之爭的康熙帝。

康熙認爲此舉，干涉中國習俗，派人將鐸羅送往南京暫住，並下令驅逐反對中國禮儀的傳教士，同時派使節前往羅馬。鐸羅無視康熙的旨意，在南京宣佈教皇禁令。康熙聞訊後，下令把鐸羅押往澳門軟禁，“諭衆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之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禁令，違者以異端論處。康熙大怒，下令拘捕傳教士並禁止傳教。1719年，教皇又派使團來北京，康熙拒不接見，斥責：“爾西洋人不解中國文字，如何妄議中國道理之是非”，“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第二年，羅馬教皇被迫讓步，宣佈“八項准許”，同意中國信徒舉行非宗教性的中國禮儀。康熙下令只准許尊重中國禮儀的傳教士居留中國並禁止公開傳教。

雍正二年(1724)，清朝政府大規模驅逐西洋傳教士，澳葡政府擔心清廷會進而收回澳門，就上書請求葡萄牙國王若奧五世遺使來華。麥德樂來華朝覲，主動向雍正行跪拜之禮，也是想請雍正收回禁教的旨意。但是，雍正以其特有的大度寬仁，讓麥德樂四次朝覲，除了儘量保持葡萄牙的尊嚴及大使大榮耀外，隻字不提傳教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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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延續康熙做法，從維護自身統治穩固出發，剷除潛在的危險因素，強調“西洋人何裨益於我中國”，使天主教在華突然中斷。

這一層薄紙，慢慢變成一垛厚厚的高牆，是中國幾近與世隔絕。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國伯爵馬戛爾尼率領使團，帶着英王喬治三世的國書，來到中國希望通商。

當時，歐洲人傳說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說：中國老百姓“服從長上，尊敬老人……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更莫說中國皇帝是何等的仁慈。

第二年陰曆八月，馬戛爾尼高興地帶着豐厚的國禮，如蒸氣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等現代科技，以及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來到熱河避暑山莊向乾隆恭賀八十歲萬壽，呈上國書。英國人誠請：取消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的種種限制和禁令，允許英國對華派駐使節，打開中國門戶，開拓中國市場。

結果讓馬戛爾尼絕望了。乾隆在回給英王喬治三世的覆函中，寫了一句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乾隆以實物爲證，收了馬戛爾尼的幾個洋表後，回贈了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接着，副使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贈給斯當東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解下自己身上的一隻黃色荷包送給會說中國話的小斯當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