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清洗舊臣的次序

一、明初諸侯的派系分野

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公、伯數量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爲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費聚、吳良、吳禎、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位次前後，關乎地位高低，而排位的標準是什麼呢?

一眼看去，這個排序既不按官職高低，也不按俸祿多少，而是按照加入紅軍的早晚順序，分組排定。這一原則，使出身濠州的舊將十四人位居前列。無論是位高名重的水軍首領廖永忠，還是對紅軍立足江南作出決定性貢獻的康茂才，以至軍中最驍勇善戰的大將傅友德，都只能排在大量平庸戰將的後面。濠州紅軍、巢湖水軍、渡江後降將三大派系，涇渭分明。

朱元璋在濠州紅軍中稍屬後起，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人中，既有先爲同列後爲下屬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歸屬朱元璋的順序論，唐勝宗、陸仲亨等年輕隨從最早，郭子興、王志、費聚等老牌紅軍直到甲午年(1354)才改屬朱元璋統領，鄭遇春、吳良、吳禎直到這一年才加入朱元璋所部紅軍。這個順序與封侯位次非常吻合，只有排名首位的湯和是例外。湯和本是資歷最老的紅軍高官，但很早就與朱元璋深相結納、甘爲下屬，又有封公之勳，只是因有過而僅得封侯，理應置於諸侯第一位。總之，濠州舊將內部的位次，是以歸屬朱元璋的“從龍”次序爲主，以在紅軍中的資歷爲輔。

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來自濠州的附郭縣鍾離縣，三人來自定遠縣。元代的濠州，下轄鍾離、定遠、懷遠三縣，濠州紅軍是先起於定遠、後據濠州的，所以諸將無論來自鍾離還是定遠，都可稱爲濠州人。後十四人，絕大多數也來自淮西地區，但皆非濠州人。籍貫是否一個關鍵因素?朱元璋是鍾離縣西鄉人，與費聚、王志、顧時尤屬近鄰同鄉，但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遠縣人華雲龍之後。六位公爵中，除徐達是鍾離縣人，李善長、常遇春、馮勝來自定遠縣、懷遠縣，李文忠、鄧愈更是來自泗州的盱眙縣、五河縣。可知與朱元璋同鄉，乃至籍貫鍾離縣、濠州乃至“濠泗”，只是一個自然現象，而非“評分標準”。

六位公爵中，徐達之外的其他五位，是在甲午年(1354)秋南下滁州到乙未年(1355)夏渡江前夕才歸屬朱元璋的，居然晚於上述十四人。乙未年(1355)夏紅軍渡江，一舉奠定立國基礎。後來，濠州舊部與在江北新加入紅軍者，皆稱“渡江舊人”，明初君臣常以“從朕渡江”“從上渡江”爲標榜。“渡江舊人”，是否也是一項關鍵指標?

紅軍能渡江，是因爲乙未年春巢湖水軍的介入。與常遇春、馮勝等小股勢力相比，巢湖水軍兵多將廣，諸將長期佔據高位，在建國曆程中多次發揮關鍵作用。可是，巢湖諸將沒有人躋身公爵，在後十四人中僅有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四席。誠然，巢湖水軍的主要頭領廖永安、俞通海、趙伯仲、張德勝等在洪武三年(1370)時已離世，剩餘代表人物是他們的兄弟子侄。

可是，這些倖存者的官位和戰功，遠遠高於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鄭遇春等人，所得封賞極不相稱。對此，朱元璋解釋道說：“御史大夫湯和……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向，以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爲侯。”

所謂“止封爲侯”，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資格。其實，湯和、郭子興兩位濠州舊將功績平平，只是資歷特深，而確實劣跡斑斑。趙庸、廖永忠兩位巢湖舊將，則全憑戰功，“私其奴婢”“徼封爵”等罪名，明顯是欲加之罪。封侯同時，有六人與諸侯同受重賞但不得封，前二人就是來自巢湖水軍的汪興祖和金朝興。顯然，同爲“江北舊人”中較晚加入紅軍者，巢湖水軍受到了刻意的壓制，與常遇春等江北新紅軍的待遇相去甚遠。

巢湖水軍只比常遇春等人晚一點點加入紅軍，但投奔對象不同。甲午年是朱元璋早期發跡的關鍵時刻，對此他回憶：“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後來又回憶：“率二十四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朱元璋從三千、二萬中分得相當部分，遂得獨力南下滁州，一個包括徐達等舊屬和李善長等新人的核心羣體就此成型。

不久，上級將領陸續來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削弱，但私屬班底沒有拆散，並且以紅軍某部首領的身份接納了鄧愈、常遇春等人。乙未年(1355)夏，濠州紅軍接受了龍鳳政權的任命，朱元璋在軍中位列第三，巢湖水軍就是在此之後來降的。巢湖水軍實力雄厚，投奔的是這支紅軍而非朱元璋，此時雙方不可能建立私人歸屬關係。等丙申年(1356)朱元璋奪得全軍領導權後，其他濠州舊將或巢湖水軍乃至新投降者，無論怎麼衷心擁戴，也來不及建立微時慧眼識英雄的私人關係了。所以，“渡江舊人”的關鍵不在“渡江”，而在“舊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時的“從龍”關係。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初創衛所時，各衛主官可考者二十一人，其中濠州舊將十五人，江北加入者有丁德興、吳復、金朝興三人，渡江後加入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三人。洪武三年(1370)封侯時，除孫興祖、蔡遷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十二人全部封侯，即諸侯前十四人中湯和、周德興之外的十二人。顯然，王志、鄭遇春這些中級將領封侯，憑靠的正是甲辰年(1364)任指揮這個資格。但是，其他六人中，除丁德興已死，連渡江後加入的三人都封侯了，江北新加入的吳復、金朝興卻未封侯。

二人本系元軍將領，值得關注。衛所選簿提及明朝建國前加入紅軍的方式，有“從軍”、“歸附”、“歸附從軍”等用語，“歸附從軍”仍屬“歸附”，很多軍人是在明朝建立後投軍的，算“從軍”，有些早在渡江前加入的，仍算“歸附”。其中關鍵，不在於參軍早晚，而在於加入紅軍以前的身份，到底是平民或反元自立者，還是屬於其他陣營的軍人。勳貴的出身也嚴格區分爲“從軍”和“歸附”。《明功臣襲封底簿》記錄了八位明初勳貴的出身，其中吳復爲地方義兵將領，康茂才爲元軍將領，俞通源爲其他紅軍系統的將領，常遇春則“原隸羣盜劉聚部下，聞太祖駐兵和州，領衆十人來歸”。

這四人都在此前加入了其他組織，接受了其他陣營的任命，無論是主動來投奔還是被俘投降，都只能算“歸附”。其中只有費聚、常遇春較爲特殊，前者是以老紅軍而非來降者的身份投靠朱元璋，關係親密;而後者隻身來投，易於與朱元璋建立私人從屬關係。

按此標準，江北新加入者可分兩類。根據史料判斷，李善長、李文忠、馮勝、鄧愈皆爲“從軍”。而丁德興的傳記中註明“城口歸附”。吳復投朱元璋後，“察其底裏，無他，俾領前驅”。《明太祖實錄》中巢湖水軍主將廖永安、俞通海的官方傳記註明爲“降”。諸將必皆屬“歸附”。吳復、丁德興與巢湖諸將同遭壓制，說明“從軍”和“歸附”出身，也是重要指標。

總而言之，加入紅軍陣營的早晚、“從軍”與“歸附”的差別，乃至籍貫是否濠州等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勳貴封賞。但歸根到底，與朱元璋確立主從關係的早晚，是決定勳貴排名的主要指標。“渡江舊人”中的“從軍”者，形成了與朱元璋關係最親密的第一圈層，不妨概稱爲“濠州從軍”者，其中包括以私人關係和超羣戰功躋身於此的常遇春。“渡江舊人”中的“歸附”者，一般籍非濠泗，與朱元璋的私人從屬關係不彰，洪武三年(1370)封賞時受到壓制，形成了第二圈層，可稱“江北歸附”者。渡江後投降的將領，能在明初勳貴中佔有一席之地，要麼依靠戰功，要麼依靠率領大隊人馬歸降，概屬“歸附”者且與朱元璋私人關係淡薄，構成了第三圈層，可稱“渡江後歸附”者。濠州從軍者構成了公爵的全體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二、洪武前期勳貴興衰的派系背景

諸臣與朱元璋的圈層關係，不僅影響到勳貴在國初得到封賞的情況，對於其後的胡藍黨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過程，也發生了直接的影響。

明朝建立後首次殺戮功臣，是洪武八年殺廖永忠。其原因先後有僭越、受楊憲牽連、殺韓林兒等多種說法。廖永忠在殺邵榮、殺韓林兒這兩次最重要的政變中，都扮演關鍵角色。他不是濠州紅軍舊將，與邵榮、韓林兒本無淵源關係，而作爲“歸附”者中的頭號人物，在關鍵時刻的姿態至關重要。“他的被殺”，隱隱展現出“歸附”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清洗的前景。

從洪武三年到十三年，涌現了一批新封、進封的勳貴。洪武三年底，此前因罪未封的名將薛顯封永城侯，仍因罪謫居海南。薛顯很可能是龍鳳政權下的趙君用、毛貴舊部，但時當辛丑年(1361)，無論原屬淮東紅軍還是元朝抑或張士誠部，前來投靠朱元璋只能是“歸附”了。他與汪興祖，本應在首批封侯之列。

洪武十年，甲辰 “從軍”中唯一尚未封侯的沐英，在並無新功的情況下封西平侯，而當年的“歸附”指揮吳復、金朝興仍無封爵。洪武十一年，湯和由中山侯進封信國公。其實，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湯和頓兵遭斥，傅友德、廖永忠則被朱元璋譽爲“傅一廖次”。在洪武五年漠北之役中，湯和兵敗喪將，而傅友德獨建殊勳。但濠州從軍者湯和的資格，壓倒了歸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戰功。

洪武十二年末胡惟庸案前夕，一批大都督府僉事封侯。其中曹興、周武、張溫皆系“渡江舊人”，藍玉、謝成、張龍、曹震爲濠州從軍者，仇成、吳復、金朝興、葉升是江北歸附者，王弼是渡江後歸附者。吳復、金朝興是甲辰年指揮使、指揮同知，其他江北歸附者在甲辰年(1364)多任主官以下的指揮僉事，濠州從軍者當時多任千戶。這批新封勳貴中，江北歸附者佔有較大比例，但資歷較淺的濠州從軍者與資歷較深的江北歸附者待遇相同，優待很明顯。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三大衙門的最高官員，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還鄉外，其餘均遭殺戮。其中，胡惟庸、毛驤、陳寧、塗節、汪廣洋、安然、丁玉等，皆爲渡江後加入紅軍者。他們或是投奔朱元璋較晚和“歸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從軍者。案發後，中書省與大都督府被取締，御史臺則由勳貴之首李善長出山控制。可見，胡惟庸案中，皇帝並未打擊“淮西集團”或任何勳貴，而是清洗了取代勳貴重職的新銳官員，可以視爲以濠州從軍者爲主導的勳貴集團對新進官員的勝利。

胡惟庸案後，渡江後歸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殺。而此前，濠州從軍者華雲龍、與朱元璋同村的周德興雖犯下與之類似的罪名，但均獲從輕處理;其他濠州從軍勳貴也有犯罪降調者，但無一遭到誅殺。渡江後歸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領大股部衆來降，少數如楊璟、傅友德是靠征戰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則兩者兼備。康茂才是作爲集慶路守將投降的，所部“連家屬數十萬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強悍，投降前多次重創紅軍;胡美所部則是陳友諒在江西全省的勢力，部下於壬寅年發動南昌叛亂，紅軍損失慘重，朱元璋仍憚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後歸附的三股最強勢力的首領全部離世，江北歸附者對舊部有影響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趙庸一人。

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三年，又增加了一批新封、進封的公侯。渡江後歸附者傅友德進封潁國公，濠州從軍者藍玉進封涼國公，皆由新建大功。封侯者中除張翼、朱壽是江北歸附者，納哈出是元朝降官外，皆爲濠州從軍者或其後代。在此期間，胡黨牽連甚衆，但勳貴中只有已死的渡江後歸附者梅思祖被追論，亦僅以其子謫爲遼東都指揮了事，其他勳貴安然無恙。

總之，從洪武三年封賞勳貴到洪武二十三年誅戮胡黨的二十年間，明初勳貴集團中的濠州從軍者持續擴大着優勢地位，未受任何觸動，而歸附者中帶來大股部衆且戰功卓著的幾位勳貴則遭消滅。

三、胡藍黨案的派系背景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發動兩次大戰，徹底擊敗了北元實力，勳貴集團的利用價值不復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黨案爆發，李善長、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被殺。而陸聚、黃彬、鄭遇春的結局，不見於《明太祖實錄》，三人若非與李善長等同遭殺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論，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

此時，洪武三年所封勳貴大多已經死亡，勳貴的主體已是襲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公佈追論已死的胡黨分子，有胡美、顧時、陳德、華雲龍之子、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興。錢謙益指出，其實還有鄧愈之子、吳禎、俞通源、薛顯、吳復。由此，胡黨案牽連勳貴共二十二家，他們的子孫或遭屠滅，或受牽連。

其中，二十家來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吳復、金朝興，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壓制、後來才得封侯的兩位甲辰年指揮，而其他新封勳貴無一受到牽連。這次大屠殺的目標很明確，只是建國初期的老一輩勳貴及其子孫。

二十二家中，濠州從軍者十一家，江北歸附者四家，渡江後歸附者七家。這個比例與洪武三年格局一致，似乎不分從軍、歸附，一視同仁。但是此前歸附者已屢遭清洗，在老一輩勳貴集團中的比例已下降，此時佔涉案者比例仍居高不下，可知歸附者受打擊更重。此後倖存的老一輩勳貴之家，即未遭牽連和雖遭牽連追論但子嗣未絕、待遇未取締的家族，有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湯和、周德興、耿炳文、郭子興、吳良、吳禎、吳復、俞通源、傅友德、薛顯、韓政、曹良臣共十六家。其中，十家爲濠州從軍者，兩家江北歸附者，四家渡江後歸附者。如果去除前四位洪武三年所封公爵，則從軍與歸附比例，乃至濠州、江北、渡江後的比例，依然如故。

但洪武三年後的新進勳貴們全體免於牽連，改變了此時勳貴集團的派系結構。新勳貴計有沐英、藍玉、謝成、張龍、曹興、葉升、曹震、張溫、王弼、李新、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納哈出、朱壽、張赫、孫恪、濮嶼和張銓，共二十家。其中，十七家可以確定出身，濠州從軍者十二家，江北歸附者三家，渡江後歸附者僅兩家。新舊合計，濠州從軍者的優勢進一步擴大，而渡江後歸附者進一步衰落了。

藍玉黨案歷來被視爲“胡黨之流禍”。但是，藍黨案的屠殺對象與胡黨案有顯著區別。據《逆臣錄》，牽入藍黨案的勳貴，有藍玉、常遇春之子常升、張翼、陳桓、曹震、朱壽、謝成、張溫、曹興、孫興祖之子孫恪、韓政之子韓勳、曹良臣之子曹泰、納哈出之子察罕、濮英之子濮嶼、桑世傑之子桑敬、何真之子何榮。

另外，《明太祖實錄》載，俞通源之弟俞通淵被黜還鄉里。常升是藍玉的外甥，必遭牽連。孫興祖、桑世傑、濮英之子，皆因父戰死而後來得封。納哈出、何真之子，父皆洪武三年後得封而由子襲爵。只有韓政、曹良臣兩家算是老一輩勳貴。可見，藍黨案几乎未涉及洪武三年勳貴，而是針對洪武十二年、十六年以進攻西番和雲南戰功得封的新進勳貴，與胡黨案形成了鮮明對比。

十七家勳貴中，除張溫、曹興不知出身，藍玉、常升、謝成、陳桓、曹震、孫恪、濮嶼七家爲濠州從軍者(姑且將常遇春系統的藍玉、常升算作從軍)，葉升、張翼、朱壽、俞通淵、桑敬、曹泰、韓勳、納哈出八家爲歸附者。洪武二十三年胡黨案後，歸附者在勳貴集團中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藍黨案遭誅戮者中又佔了一半。此後見於記載的勳貴，歸附出身者只剩下吳復、傅友德、王弼三家，而徐達、李文忠、馮勝、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張龍、李新、郭英、張銓諸家，皆爲濠州從軍者。

洪武二十七年後，王弼、李新、張龍、薛顯後人等，亦陸續被殺、去世、罷襲。在洪武末年和建文時期，見於記載的勳貴家族，唯餘徐達、李文忠、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吳復、郭英等八家。其中，沐英是朱元璋的義子，郭英是朱元璋寵愛的郭妃之兄。此時殘存的勳貴集團，除吳復屬較早投奔朱元璋的江北歸附者，都是濠州從軍者中的老一輩勳貴之家和與朱元璋私人關係極深的新貴。

甲辰年衛所主官的人選，與洪武三年勳貴的位次，一致展示出明初建國勳貴集團的內部分野。衛所、部衆、將領的輕重親疏，既不僅僅論籍貫是否屬濠州，也不僅僅論加入紅軍的早晚，而是更重視與籍貫、時序大體吻合的“從軍”與“歸附”出身。由此，甲辰年前，軍中存在着朱元璋嫡系、濠州紅軍、江北歸附者、渡江後歸附者等層次，而到洪武三年，大體分爲從軍與歸附兩系。各衛所主體人衆與各位勳貴在洪武時期的不同命運，則展示出：明初軍中存在着一個以朱元璋爲核心的、優勢穩步擴大的濠州“從軍”集團，在建國過程中舉足輕重的“歸附”各部則受到壓制、打擊，逐漸退出了核心位置。洪武中期的親軍衛人衆，和洪武末年的勳貴集團，已轉化爲近乎清一色的濠州從軍者。

濠州從軍者的核心地位，說明明初並不存在一個政治傾向、利益追求一致的“淮西”集團。朱元璋與勳貴集團之間，並非一貫的對抗、打擊關係。在君權極端膨脹的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長期扶植、利用、保留了與自己有密切私屬關係的部分勳貴。這個有濃郁“濠州”與“從軍”色彩的派系，與君主互相借重，一直構成明初勳貴集團的核心主體。明初衛所的興衰，乃至君臣之間、文武之間的兵權分配等制度現象的演變，都是在這個派系背景下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