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古獻大寶箴，爲什麼在新唐書中刪去全文？

唐太宗即位時，張蘊古獻《大寶箴》一篇。所謂《大寶箴》乃是張蘊古上書給唐太宗的一篇勸誡書。帝王之位曰“大寶”，箴是一種文體，即勸誡諷喻的箴言。張蘊古獻《大寶箴》就是希望唐太宗做個有爲的聖明君主，並提出爲此所要注意的各項事件的綱要。

《新唐書》將張蘊古的姓名事蹟附記在《文藝·謝偃傳》後，沒有記載這篇文字，單說“其文辭直率懇切而已”。《資治通鑑》亦僅記載其文的要略。今略釋其文如下：“聖人受命，拯救人民脫於苦難而達到亨通。”“是故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不能以天下之力侍奉一人。”“建宏麗宮殿於內廷，所居不過是一身容膝之地，那些昏庸的帝王不明此理，卻用玉石裝飾宮殿臺榭，羅列着精細的美味食餚於眼前，但所食的不過是適口而已。那些心性迷亂的帝王不明此理，卻使美酒滿池，拋棄的糟粕堆積如山。”“不要昧於政事，使自己昏暗。不要事事苛求，大小鉅細都要一一明察。雖然冠冕上的垂旒遮蔽眼前，但要設法看出事物的底蘊。雖然黃色的棉球塞住耳朵，卻要能聽出細微的聲音。”此外，還有許多規諫正直的語言。

比如說：“君主的權威可以讓他任意地作威作福，但要做個聖明賢君卻確實困難。君主主宰着天下百姓，身處在王公之上，各地貢品供他的需求，百官都聽他的旨意。因此之故，恐懼之心日久會鬆弛，不正當的情慾日久會放縱。要知道大事起端於對小事的疏忽，禍患萌生在不能預期的地方。”“太陽之光不會有所私照，君主要公正而不要去偏私所親的人。”“禮用以禁止奢侈靡費，樂是用以防備淫逸放蕩。”“不要說自己無所不知，居住於高位要傾聽卑小臣民的訴說。不要說小錯沒有什麼損害，多積小錯便會釀成大禍。享樂不要過度，過度便會生出悲哀。情慾不可以放縱，放縱便會釀成禍災。”“在宮廷之內不要沉迷於女色，在宮廷之外不要沉迷於田獵。

不要看重難得的寶物，不要聆聽亡國的靡靡之音。沉溺女色會使人身心受到損害、精神昏聵，沉溺田獵會使人行爲放縱、心性浮躁。

難得的寶物看得過重，就會轉化成奢侈浪費。靡靡之音聽得過多，就會轉化爲荒淫逸樂。不要自謂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就侮慢賢臣志士。不要自誇我的智略出衆，就飾非拒諫。”“對尚有疑慮的人要善於安撫，如同春天的朝陽、秋日的露水。要有巍巍高山、蕩蕩流水那樣的廣闊胸懷，發揚漢高祖劉邦豁達大度善於用人的氣派。

處理庶政，猶如行走在薄冰之上和臨近深淵那樣，戰戰兢兢，小心謹慎。要吸取周文王那樣遇事小心恭謹的態度。要把不同意見採納於胸中，要把好惡的感情和主觀的猜想排除出心想之外。要持心如秤，不給事物限定具體標準，事物的輕重會自行呈現出來。要像止水、明鏡那樣，不要主觀地給事物規定情態，照看到事物真實的形象，好與醜便會自行顯現。不要渾渾噩噩使頭腦發昏，不要事無鉅細，察事過於苛求。”“我皇以智謀武力撥亂反正，百姓畏懼威勢，但未能感懷恩德。我皇撫有天下，以敦厚朴實的風氣教育百姓，百姓已開始懷恩，但未能永保其終。百姓治理要誠心相待，說話應該用實際行動來檢驗。”“天下爲公，這纔會使君主有福有慶。”

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七摘錄上述原文後說：這篇《大寶箴》的用意良好，因爲沒有被史書記錄，所以讀書的學人亦很少傳誦。張蘊古擔任大理寺丞，前後四年，以無罪受到誅戮。事後不久，太宗懊悔處事不當，乃有傳旨恢復死刑要經過三次報請的覆奏制度。

但是《新唐書》的附傳也沒有記載此事，而認爲他是受罪犯牽連而被誅，這都是《新唐書》的缺失。《舊唐書》全部記錄下《大寶箴》的全文，仍給張蘊古立專傳，但不知道宋祁在修《新唐書》時爲什麼把這些內容都刪削掉呢!

張蘊古在貞觀二年(628年)給唐太宗上《大寶箴》進行規諫，其直言得到了太宗的賞識，由此提拔到中央，入直中書省，不久升爲大理寺丞。然而到了貞觀五年(631年)，由於李好德案，而被太宗明令誅殺，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這位以直言聞名的張蘊古就像一顆明星，從天上隕落到地下。

張蘊古以儒家所講的君道理論對現實政治進行規諫，可說是切中時弊的名言、要言。觀察太宗在這一段時期及其後的一系列行爲，他的規諫可以說是句句實話，擊中了太宗的要害。太宗是個既能納諫，又喜專斷;既能用人，又枉法殺人，常以喜怒好惡處置人事的君主。張蘊古的犯罪，是因爲他“枉法縱人”，又泄露了禁中機密而觸怒了太宗而被殺的。《貞觀政要·刑法》記載張蘊古被殺的事由說：“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蘊古言：‘好德癲病有證，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

可見張蘊古身爲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語，犯天下大忌，又與囚犯一起博戲，有賣獄行爲，從而導致太宗發怒，加以重刑的。洪邁在文章中說“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顯然對此事失考。

爲君難，爲臣亦不易，在封建時代這是常識。故“明德慎行”乃是明君賢臣所向往的目標。唐太宗在殺了張蘊古之後，心中很懊悔，他覺得對張蘊古的刑罰處置得太重，追悔莫及，於是下了一道詔令說：“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雲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三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見《舊唐書》卷五十八《刑法志》。張蘊古的案例，導致了唐初法律制度上的“三覆奏”和“五覆奏”。這應該說是“慎刑”的表現吧!

《大寶箴》一文，具載於《舊唐書·張蘊古傳》，《資治通鑑》僅摘錄箴中要語，到了宋祁修《新唐書》時，則又刪去全文，連一字也不留。這是什麼原因呢?應該說，這是由於各書修撰的目的、要求、方法、時間先後有所不同。《舊唐書》修書時間是在五代後晉，對唐前期所憑史料主要是《實錄》、《國史》。限於時間，往往倉促抄錄而成，故對《大寶箴》記錄完整。到了宋代，司馬光以編年體裁記歷代史事，起於戰國，訖於五代，時間既長，卷數有限，故不得不刪繁就簡，錄其要語而已。《新唐書》修撰時，對唐後期的歷史增補很多，新添了一些《志》和《列傳》，勢不得不考慮內容、卷數。在“事增文省”的原則下，也就把《大寶箴》的內容全部刪去。在《新唐書》中，其他諸人的奏章表疏在列傳中也多被刪去就是其例。洪邁懷疑《大寶箴》爲何被刪，恐怕就是這個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