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爲何說明朝遷都北京是一個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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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明朝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蘇湖熟,天下足”是南宋時期的諺語,其實早在唐朝,江南地區就已經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了。安史之亂爆發後,河南、河北以及關中地帶全被叛軍控制。唐朝之所以能夠從靈武起兵、恢復中原,除了在軍事上的勝利之外,江南地區在經濟方面還給予了支持。當時汴水廢絕,漕運無法運抵關中,導致百官俸祿拖欠,米鬥千錢,幸虧轉運使劉晏把江淮地區的穀物、大米輸入關中,才化解了危機。之後河北藩鎮跋扈,而東南依然太平,大唐帝國得以艱難地維持着,韓愈就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直到唐懿宗時期,龐勳作亂,東南震動,影響了國民經濟的運轉;之後黃巢從山東遊擊到嶺南,極大破壞了東南地區的經濟,這才促使唐朝走向滅亡。
兩宋時期江南地區作爲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元朝混一天下後,雖然定都北京,但按照當時人口的分佈來看,大都路僅有40萬人口,而江浙地區的杭州路就有180萬口,蘇州地區的平江路則有243萬口,南北差距非常懸殊。所以元朝末年,方國珍、張士誠佔據江浙行省後,造成海運阻絕,使元大都經常陷入饑荒之中。在南重北輕的形勢下,朱元璋得以自南向北的統一大業。在明朝建立之後,雖然不久首都便遷往北京,但經濟重心並未發生遷移,始終始終停留在江浙一帶。這樣,定都北京的弊端便顯露了出來。
“天子守國門”是明朝定都之誤
明成祖統治的前期,首都依然是南京,而北京則稱爲“行在”。那時,成祖常居住在北京,而皇太子與皇太孫則留守南京。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皇帝才正式下詔遷都北京,將皇太子與皇太孫都接到了北方。仁宗繼位後,對成祖遷都北京的做法不以爲然,他認爲北京孤懸絕北,距離江南地區太遙遠了,每年都要花費鉅額的漕運費用,不如還都南京,將首都設在經濟中心附近爲好。
因此,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仁宗又恢復了北京“行在”的舊名,準備遷都回南京去。四月份他又命皇太子回到南京去拜謁孝陵,準備遷都事宜。然而在五月份的時候,明仁宗忽然生場大病,不久之後就死去了。皇太子從南京回來繼位後,便擱置了遷都的事宜。明朝初年的這場還都計劃也就無疾而終。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批評了明朝定都北京的失誤,他認爲成祖定都北京的初衷是爲了方便討伐北元。當明朝國力強盛的時候,“天子守國民”就發揮着捍衛疆土的作用。但是到了後期,國力漸弱,皇帝不習武事,定都北京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例如明英宗遭遇土木堡之敗,勤王兵馬尚未調集,瓦剌的軍隊就已經長驅直入,圍攻都城了;之後武宗又被圍困在陽和,而嘉靖二十八年和四十三年,韃靼兵馬也接連南下,導致北京多次戒嚴,弄得朝野十分狼狽。朝廷日夜以防寇爲事,哪裏有精力去顧及民生建設呢?
所謂的“天子守國門”本是戰略失誤所產生的惡果,結果卻被美化成君主帶頭抵禦外敵。在明朝前期,北京並不是“國門”,而是北伐胡元的中轉站。中期之後,明朝國力衰弱,喪失了許多地盤,才使北京變成了邊關城市。
所以,黃宗羲認爲明太祖定都南京纔是正確的決策。南京地處吳、會,就像富豪之家靠近自己的倉儲一樣,錢糧布帛可以隨時收取,而且科舉狀元大多也出自江南,可謂人才濟濟、用之不竭。反之,定都北京就彷彿富翁走出家門,跑到鄉村別墅去居住一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距離倉儲太遠,常有匱乏之憂,還浪費了不少錢用在運輸之上。因此,黃宗羲抨擊“天子守國門”的定都方式,說:“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明朝只要用大將去守國門就行了,不該由天子親自來駐守國門。
明朝的經濟重心始終在江南地區
成祖遷都北京後,在兩百多年裏,並沒有改變經濟重心在江南的局面。據《大學衍義補》記載,明朝全國收秋稅糧兩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而浙江布政司計收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也有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則多達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另有五十五萬二千餘。這些稅糧除了自用之外,還要供給北京,每年江南之地合計爲北京貢獻稅糧約七百四十萬石,接近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一,可見江南財糧之豐富,也說明了江南爲明朝的重要財稅之源。
江南地區可耕地面積相比較全國而言不足十分之一,至今浙江地區還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說法,足見當初江南地區可耕地面積少。以蘇州府爲例,蘇州府墾田面積九萬六千五百六頃,產糧稅二百八十萬九千餘,而全國墾田面積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稅糧兩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以百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卻貢獻出了佔據全國十分之一的稅糧。由此充分說明了江南地區是明朝重要的經濟來源地,明政府財政的有力支撐者,所以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說法。明朝中期以後,倭寇屢犯東南江浙地區,固然是由於江浙地區近海,防禦不足的因素,但是何嘗不是江南的富裕吸引倭寇呢?猶如幼童持千金行於市,足可見江南之繁華。所以說江南地區一直試明朝的經濟重心,對於朝廷安穩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明朝定都北京弊遠遠大於利
封建社會歷朝歷代,在定都的選擇上不外乎三種,一是假其地勢,如漢都長安,出關以制天下;二是籍於便利,如北宋定都開封,貪圖汴河漕運之利;三是由於經濟或者是依靠其財入,如隋唐營造洛陽、明太祖定都應天等。而明朝到了成祖統治之時,由於燕京是他的根據地,民心、軍隊都有保障,可以擺脫建文帝殘餘支持者的煩擾,同時遷都北上可以樹立自己的帝王權威,而且還防備了對外征戰。明成祖時,元朝殘餘勢力依舊遠遁大漠,這是爲戰火中成長起來的皇帝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必須要北擊大漠,徹底趕走元朝統治者,而此時需要一箇中轉站或者是大本營,集中籌備軍力和財力,於是燕京就成爲了最好的選擇。
古代定都燕京的王朝並不多,如燕、元、清等,其中燕是困於地勢不得已而爲之,畢竟國土面積只有那麼多;而元朝和清朝則作爲少數民族統治中國,定都的原因則是因爲接近他們的老巢或者說是基本盤,對於這兩朝的統治者而言,他們定都燕京的大部分考慮是用來統治南方漢人,一旦統治失敗,面對南方的攻打,也可迅速退往大漠或者退往關中龍興之地。在戰略上能夠進可攻退可守,這是他們選擇定都燕京的原因。
而作爲漢人帝國的明政權而言,燕京是不適合定都的。
我們看燕京的地理位置,南靠河北,北鄰草原,東近關東,西近雁門,這四周除了河北,都是遊牧民族經常出沒與遊蕩的地方,也就是說燕京被遊牧民族三面包圍,時刻面對進攻的威脅。對於遊牧民族而言,想要南下中原,必須佔據燕京以制天下,所以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之後,定都中原的北宋政權不得不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
明政權定都燕京固然可以照應那句“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斷進攻遊牧民族,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能夠保證政權力量,也就是進攻的力量,一旦國力不濟,就可能需要面對大量的遊牧民族的圍困,喪師辱國。燕京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燕京的戰略形勢,同時也決定了燕京是一座吸血型城市,必定嚴重依賴外來輸血,包括人力和財力的輸入。因爲燕京周邊並不是農業的主產區,而燕京一旦被確定爲都城,必然會迎來人口的暴增,加之直面戰爭侵襲,一旦補給線出現問題,如內部叛亂或者自然災害,燕京不戰而潰。明朝末年,清兵侵襲帝都,而李自成、張獻忠等流賊作亂於陝西、河南、山東一帶,把燕京和財稅之源一分爲二,江南的人力物力不能夠及時補充帝都,加上清兵的侵襲,帝國很快就走向滅亡,所以說燕京爲都城先天不足。
由於都城和經濟重心距離過遠,明帝國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來保障財稅補給線路的安全,一旦出現問題,明帝國定都燕京的弊端就暴露無疑。所以都城必須選擇和經濟重心相近的距離,能夠保障都城的財政支撐和對外需求,覆車之軌,其跡未遠,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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