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有着哪些軼事趣聞？關於他的評價是怎麼樣的

葉公超自以爲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他的英文水平曾爲眼高於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所稱讚。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他極受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器重。正因爲有“達官兼名士”的資本，故葉公超常給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總統”陳誠代表蔣介石出訪美國，他在記者聯誼會上發表演講，並答記者問，許多人均認爲陳誠講得恰到好處，唯獨坐在貴賓席上的葉公超流露出不以爲然和不耐煩的樣子，使許多中國聽衆感到不舒服。葉公超對“反攻大陸”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同車途中問葉公超，若當局“反攻大陸”，美國將作何種反應?葉脫口而出說：“如果事先沒有獲得美方諒解，第七艦隊會出動阻止我們。”這是一般政客不願說出的得罪當局的話。這種“反攻須事先與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認爲是“阻礙我方反攻”，有人建議應治葉公超“誤國”之罪。可豪邁坦蕩、言行無忌的葉公超認爲，不說假話是“有道德勇氣”的表現。

葉公超的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偶爾有人提問，他就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大家相安無事。有學生問，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彙》裏查不着，怎麼辦?他說：“那個《詞彙》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

正因爲葉公超厭惡假話，故他從政多年，並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準則所同化。他於1954年3月對新上任的“中央日報社社長”阮毅成說：“我辦外交，你搞宣傳，都是放錯了地方。”“外交和宣傳，對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儘量誇張，也就是要能說大話。對不利於自己的事，皆要儘量隱諱，也就是要常說假話。這兩者，皆非你我所長者也。”葉公超最看不慣的是僞君子、假道學、小官僚與情報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擊正人君子”。他常寫的聯句是“愛管是非生性直，不憂得失此心寬”。他做“外長”時，正在進行改造的中國國民黨成立以陳誠爲首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有一次，葉公超在與陳誠小酌時，竟勸陳停辦此研究院。理由是這研究院是爲官者的“終南捷徑”，不會有什麼實際價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會提此建議的。可“生性直”的葉公超實話實說，這自然引起了執政者的不快，認爲他多管閒事。

葉公超常教育下屬，“要有聽而不輕信的辨別能力”。他打比方說：“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開口就是共產黨明天就要崩潰了，我們後天就可以回大陸了……你相信嗎?”1958年8月金門炮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蔣介石舉行會談，會談後擬發表的《聯合公報》稿上涉及“光復大陸”的段落，有“而非憑藉武力”六字，有人建議葉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誤解臺灣“光復大陸”的信心有所動搖，可葉公超就是不改，於是蔣介石單獨召見葉公超要其作出解釋，兩人談了許久，葉公超面色凝重地出來。這正爲葉公超和蔣介石日後的衝突埋下了禍根。

葉公超擔任“外交部部長”時，對無知識的人不予寬容，對不稱職的人毫無耐心，但對部內同仁一般仁慈而體諒，對年輕同事多有獎掖。他還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寫日記的習慣，認爲自己還沒有做出“偉大成就”，用不着爲自己“立傳”做準備。他注意以身作則，常常自帶辦公室大門鑰匙頭一個上班。他爲政清廉，個人經濟常出現拮据狀況，其中有兩次是主持臺北“中央社”社務的葉明勳幫其解決的，另曾獲葉公超推薦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館盈餘方式匯贈葉氏。葉公超有時缺錢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寶仁出賣外國官員送他的名錶，有時還用賣來的錢幫助窮苦的讀書人。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葉公超七秩生日之際，收到賀禮約一百二十萬元新臺幣，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他卻顧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時還捉襟見肘，竟將這筆鉅款捐贈給“中華鍼灸科學研究基金會”。他還不拘小節，有時隨友人同至路邊攤小吃。